公示栏前围了十几个人。
我端着咖啡杯站在人群外面,等前面的人看完散开。隔着几颗脑袋,我看见那张A3纸抬头印着“第三季度薪酬调整公示”,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表格。
技术部的小张回头看见我,表情瞬间僵了一下,然后迅速转回去,像没看见一样挤出人群。
我没当回事。
直到我站到公示栏前,一行一行往下扫。
工程部李勇,涨幅2500。
技术部张明,涨幅2800。
技术部王建国,涨幅3200。
市场部陈丽,涨幅2000。
我继续往下看。
技术部赵阳,涨幅3000。
财务部刘芳,涨幅2200。
行政管理部马超,涨幅——
3500。
我的目光停在这一行。
行政管理部。
马超。
3500。
然后我重新从第一行看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把我的名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林晖。
林晖。
林晖。
公示栏上没这两个字。
旁边有人说:“这次调薪幅度挺大的啊,我看有人涨了三千多。”
另一个人接话:“那可不,听说是按绩效评的。”
按绩效。
我上个月刚把那个差点烂尾的项目救回来,甲方发了两封感谢信,一封给公司,一封专门给我。技术总监在全部门会议上说,林晖这次立了大功。
然后我的绩效换来了什么?
咖啡凉了。我把杯子扔进旁边的垃圾桶,转身往回走。
路过办公区的时候,新来的行政专员马超正靠在工位上刷手机,屏幕上是短视频,外放声音很大。他的工位在行政主管办公室隔壁,桌上摆着一杯三十多块的星巴克,电脑显示器上贴着一张便签:“下午三点,姨妈找。”
姨妈。
行政主管周敏。
我坐回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盯着屏幕上的项目排期表。
旁边工位的老王探过头来:“小林,刚才去看公示了?”
“看了。”
“你涨了多少?”
“没涨。”
老王愣了一下,干笑了两声:“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
我没再说话。老王也识趣地转回去敲键盘,但敲了两下又停下来,叹了口气。
手机震动,微信消息。我打开一看,是妻子的消息:“老公,小雨的辅导班明天要交费了,6800。”
我回了个“知道了”,锁上手机屏幕,继续盯着电脑。
阳光从窗户打进来,照在键盘的磨痕上。
这个键盘我已经用了五年。五年来,光标键上的字母被磨没了,空格键中间凹下去一块,左下角的Ctrl键有时候按下去弹不起来,得用手扣一下。
五年了,连键盘都换了三套膜,我的工资涨了两次,一次500,一次700。
这次应该涨的,我算过,按公司的薪酬体系,最少2500。
人事部老张上周私下跟我说,你放心,这次肯定有你,绩效评分你们部门你最高。
现在名单上没有我。
有一个25岁、刚入职半年、刷短视频外放的行政专员。
他涨了3500。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睁开。
打开电脑D盘,找到一个叫“备份”的文件夹,里面是五年来所有项目的技术文档、方案、专利申报材料。
我把这个文件夹整个拖进U盘。
然后我打开OA系统,在员工自助里找到“离职申请”。
填表。
离职原因:个人发展。
离职日期:今天。
是否协商解除:否。
是否要求经济补偿:按法律规定执行。
提交。
右下角弹窗:您的离职申请已提交,请等待审批。
我等了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内,审批流程绿灯闪烁。
人事初审:通过。
部门审批:通过。
分管领导审批:通过。
人事终审:通过。
比我报销款审批快得多。
OA弹窗:请到综合办公室办理离职交接手续。
我站起来,把工牌从卡套里抽出来,放在桌上。
然后走向综合办公室。
综合办在三楼,我坐电梯下去的时候,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算了算时间。
从提交申请到所有环节审批通过,十五分钟。
从工位走到综合办,两分钟。
交接签字,一分钟。
拿离职证明,一分钟。
交还门禁卡,一分钟。
也就是说,再有六分钟,我就不再是这家公司的人了。
综合办的门开着,人事小赵正在翻文件夹。看见我进来,她表情有点尴尬:“林工,您来了。”
“嗯。”
她把打印好的文件推过来:“这些需要您签字。”
交接清单。
固定资产归还确认。
保密协议补充条款。
离职声明。
一共四张纸,我每张扫了一眼,签上名字。
小赵收回去,盖章,又递过来一张纸:“离职证明,您收好。”
“门禁卡还给我就行。”
“工牌呢?”
“工牌在桌上,回头给你拿过来。”
小赵犹豫了一下:“按规定要交回来……”
“已经摘下来了。”
她没再说什么。
我拿着离职证明走出综合办,看了一眼手机。
三点零七分。
提交申请到现在,刚好六分钟。
电梯在走廊尽头,我按了下行键。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站着一个人。
行政主管周敏。
四十二岁,保养得很好,化着淡妆,一身藏蓝色职业套装,手里提着星巴克的纸袋。
袋子里两杯咖啡。
她对上我的眼神,笑了。
笑得很轻松,像在菜市场碰见邻居一样。
“林工,这么早就走啊?”
我走进电梯,站在她对面。
电梯门关上。
“办完了?”
我说:“办完了。”
“挺快的。”
我没接话。
电梯从三楼往下。
周敏忽然笑了一声,说:“林工,你今天去看调薪公示了吧?”
“看了。”
“你那3500,匀给我外甥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电梯数字跳了一下,二楼。
我看着她,说:“工牌已交。”
电梯停在一楼。
门开了。
周敏走出去,回头看了我一眼,笑容还挂在脸上:“理解就好。年轻人嘛,需要机会。”
她提着咖啡往行政部方向走去。
我站在电梯里,看着她的背影。
手伸进口袋,摸到U盘。
里面除了所有技术文档外,还有一个加密文件夹。
加密文件夹里,是五年来每一笔通过行政部审批的采购单。
以及一份长达七页的供应商关联关系分析报告。
我走出电梯,推开公司大门。
门外是十月的阳光,有点刺眼。
手机又震动。
妻子:“对了老公,妈下午打电话说心脏不舒服,你下班早点回来,我们带她去医院看看。”
我打了三个字:“知道了。”
然后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喂,是劳动监察大队吗?”
01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声:“您好,这里是劳动监察大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我站在写字楼外的台阶上,太阳正好打在头顶。刚才在电梯里的冷气还没从身上散干净,外面的热浪又扑过来。
十月了,南方还是三十度。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说。
“您请说。”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五年,这次调薪公示没有我。公司把一个不符合条件的员工的薪酬调高了3500元,用的是从我这里匀过去的名额。”
“您说的‘匀过去’是什么意思?”
“每个部门有薪酬调整总额,行政主管告诉我,我的份额给了她外甥。”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您有证据吗?”
“有数据。五年来的薪酬数据和业绩考核数据。我是技术部三年考核A级的员工,那个拿到3500涨幅的员工入职半年,行政岗,没有技术成果。”
“您需要提供书面材料。”
“我知道。”
“那您需要来我们窗口提交纸质材料,带上您的身份证、劳动合同、工资流水,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
我说:“明天上午去。”
“好的,我们的地址在——”
“我知道地址。”
挂了电话,我把U盘从口袋里掏出来,在手里攥了一会儿。
刚才在综合办签字的时候,小赵说了一句“工牌要交回来”。我没给。不是舍不得那块塑料,是上面印着五年来的照片,每年更新一次。第一年的时候头发还挺多,第三年开始发际线后退,到今年那张照片,我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
一个在工位上坐了五年的人,最后值六分钟。
我把U盘重新装回口袋,往地铁站走。
正好是下午三点多,地铁里人不多。我在靠门的位置坐下,打开手机,妻子发来一串消息:
“小雨辅导班的钱明天必须交”
“老师说这个学期再不报,就跟不上进度了”
“妈刚才量血压偏高”
“对了,咱家房贷这个月还差三千,你工资卡里还有多少”
我翻了翻工资条。上个月到手一万二,扣完房贷八千,剩四千。妻子没上班,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四千块要管三个人的吃喝用度,还有林小雨的杂费。
6800的辅导班。
3500的涨幅。
我算了算账。
如果那3500的涨薪正常落实,一年就是四万二。小雨的辅导班、老妈的降压药、每个月的菜钱,能喘一口气。
这口气让周敏的外甥喘了。
马超。25岁。行政管理部。入职半年。
我在工作群里翻到过他的朋友圈截图——入职第一天发了一张自拍,配文“新起点,奋斗”。点赞的人里有周敏,还有分管行政的副总马国强。
都姓马。
这不是秘密。公司里的人都知道,只是不说。或者说了也没用。
人事老张有一次喝多了跟我说,去年技术部有个晋升名额,最后给了行政管理部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就是马超。
那时候马超还没转正。
晋升的名头是“行政主管助理”,但实际上他连基础办公软件都用不熟,Excel表格合并单元格都要打电话问他姨。
电话那头周敏的声音永远是温柔的:“慢慢来,不急。”
地铁到站,我下车,走一段路拐进小区。
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我家在五楼,每层十六级台阶,我数过,一共八十四级。
爬到五楼的时候,门开着,屋里传来炒菜的声音。
陈静在厨房,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林小雨趴在客厅茶几上写作业,电视开着但静音,画面是动画片。
“爸爸。”林小雨抬头看我。
“作业写完了?”
“数学还有三道题。”
“好好写,写完爸爸检查。”
我走过客厅,推开主卧的门。母亲坐在床边,正在量血压。
“回来了?”她抬头看我。
“嗯。多少?”
“上面150,下面95。”母亲把血压计收起来,“没事,就是有点头晕,躺会儿就好。”
“明天带你去医院看看。”
“不用,浪费钱。”
“没事。”
我走出卧室,陈静端着菜从厨房出来。西红柿炒蛋,炒青菜,一碗米饭。
“吃饭了。”她看了我一眼,“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没事。”
饭桌上,林小雨说了学校的事,同桌换了个新铅笔盒,数学老师今天表扬了她。母亲吃了半碗饭,说不舒服,回房躺下了。
我扒了两口饭,放不下筷子。
陈静看着我:“你有心事。”
“没有。”
“你从进门就没正眼看过我。”
我放下筷子:“我今天辞职了。”
陈静的手停在半空中,筷子夹着西红柿,滴下汤汁。
“你说什么?”
“辞职。今天下午。”
“为什么?”
“调薪公示没有我。”
陈静放下筷子:“就因为没涨工资?”
“不是没涨。是我的名额给了别人。”
“谁?”
“行政主管的外甥。”
陈静靠在椅背上,盯着桌上的菜,没说话。
林小雨从碗里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妈妈,低头继续吃饭。
“你辞职了,我们家怎么办?”陈静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找新工作。”
“现在外面什么行情你不知道?你三十八了,不是二十八。”
“我知道。”
“小雨的辅导班明天交钱,妈的降压药要吃一个月,房贷还有十五年——”
“我知道。”
陈静站起来,把剩下的菜端回厨房,碗筷碰得乒乓响。
厨房门关上了,里面传来水龙头的声音。
水声很大。
林小雨放下筷子:“爸爸,妈说没钱的话我辅导班不上了也行。”
我看着女儿。十岁,扎两个小辫子,嘴唇上有番茄汁。
“会上。”
“真的吗?”
“真的。”
水龙头关了。厨房门打开,陈静站在门口,眼眶红红的,但不肯在我面前哭。
“你打算干什么?”
“我明天去劳动监察大队。”
陈静愣了一下:“你要告他们?”
“不是告,是维权。”
“维权有什么用?你就算赢了,钱能要回来?得罪了人,以后在这行怎么混?”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
“陈静。”
“嗯?”
“我这五年,每天加班到八点,周末随叫随到,胃病犯了两次,一次住院五天。那个项目快烂尾的时候,甲方说要么赔违约金,要么换供应商,我一个人在甲方会议室里被骂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把项目救回来。”
“公司发了感谢信。”
“然后我的涨薪名额给了一个连Excel都不会用的年轻人。”
“因为他姓马。因为他有个姨是行政主管。”
我看着陈静:“你让我忍到什么时候?”
陈静的眼眶更红了。她知道我说的都对,但她不能点头,因为她要管这个家的柴米油盐。
“那你想过吗,”她说,“万一告不赢呢?”
“至少我试过。”
“试过之后呢?你在这个圈子里怎么找工作?哪个公司会要一个告过前东家的员工?”
“那我就转行。”
“转行?三十八岁转行?”陈静的声音提了起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你现在出去送外卖都没人收!”
林小雨在客厅里叫了一声:“妈!”
陈静不说话了。
她靠在门框上,眼泪终于掉下来。
“林晖,你能不能就这一次,为这个家想想?”
我看着她。
“我就是在为这个家想。”
说完我走到客厅,在林小雨旁边坐下,翻开她的数学作业本。
三道题,错了两道。
“这道题,你再看一遍题目。”
林小雨低头看题,然后用橡皮擦掉错误答案,重新写。
我看着她写字,脑子里却在想电梯里周敏笑着说的那句话。
“你那3500,匀给我外甥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电梯刚过三楼。
从三楼到一楼,十几秒。
五年的价值,在十几秒的电梯里被一句话带过。
手机震动。
我打开,是一个陌生号码。
“林晖吗?”
“是。”
“我是老张。”
人事老张。
“张哥,有事?”
“你走了?”
“今天下午走的。”
电话里老张沉默了几秒,然后压低声音:“小林,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马超的调薪单,是马总签的字。”
“我知道。”
“不是副总签。”
“那是谁?”
老张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总公司。”
我握着手机,指节发白。
02
总公司的意思是,这笔账不是一个行政主管能算的。
我坐在沙发上,手机贴在耳边,老张的话断断续续穿过听筒。
“马超进公司的时候,简历是周敏递的,但最后签字的是谁你知道吗?”
“马国强。”
“不对。”
老张那边传来打火机的声音,他应该是躲到楼道里了。
“马超的入职审批单,区域总经理签的字。越级审批。”
我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边:“区域总?他一个行政专员,用得着区域总签字?”
“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个事。”老张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听不清,“你这次被匀走的,不止3500。”
“什么意思?”
“我下午查了系统,你们技术部这次薪酬调整总额是八万二,你知道行政部多少?”
“多少?”
“十二万。”
“什么?”
“行政部十二万,技术部八万二。”老张咬着每个字说,“一个不产出的部门,比核心技术部门多将近四万的调薪额度。你觉得合理吗?”
我没有回答。
不合理。谁都知道不合理。但这是红头文件,是层层审批过的。
“而且,”老张吸了口烟,“这十二万里头,马超一个人拿3500,剩下的八万多,分给了行政部那几个人。采购的刘姐,综合办的小赵,还有一个管档案的实习生。”
“技术部呢?”
“技术部这次只有五个人涨了薪,最低的2500,最高的那个——你们部门的王建国,3200。你知道王建国什么资历吗?十五年。”
我把手机捏紧了。王建国是技术部的老前辈,五十五岁,写代码写了快三十年,去年查出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让他卧床,他买了张行军床放在办公室,趴着敲键盘。
他涨了3200。
马超涨了3500。
“老张,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我明天也提离职了。”
“你也走?”
“我查到这些数据的时候,系统里留下了查询记录。今天下午周敏找我谈话,说有人反映我在调薪数据上做手脚。”老张的声音有点哑,“我在这个公司干了十二年,从没做错过一笔账。”
“对不起。”
“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老张苦笑了一声,“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走的不是冤枉路。这潭水比你想象的深。”
“你知道多少?”
“我知道的不多,但我有几份采购合同的复印件。”老张停顿了一下,“行政部去年采购的那批办公设备,供应商是马超名下的公司。”
电话里安静了几秒。
“他怎么敢?”
“有什么不敢的?周敏签字,马国强审批。供应商资质审查走过场,货款次次按时到账。那批设备,市场价不到五万,合同上写了十五万。”
“你能把复印件给我吗?”
又是沉默。
很久之后,老张说:“明天早上。你走之前,我去趟你那边。”
“谢谢。”
“别谢我。我只是欠你一个人情。那年在年会上我喝多了胃出血,是你送我去的医院。”
电话挂断。
我坐在沙发上,抬手看了看表。晚上八点半。林小雨已经写完作业回房间了,电视关了,客厅只剩我一个人。窗外的风灌进来,吹得窗帘鼓起来。
陈静不知什么时候从厨房出来了,站在走廊口,手里端着一杯水。
“老张的电话?”她问。
“嗯。”
“他说什么了?”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揉了揉眉心:“有人比我更清楚真相。”
陈静走过来,把水放在我面前,然后在我旁边坐下。
“林晖,你真的要告吗?”
“要。”
“就算是总公司的关系,你也要告?”
“对。”
陈静把手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结婚十二年,她的手指还是细长的,但皮肤已经不像二十多岁那样光滑了。这些年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手指上多了洗碗液的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菜渍。
“你告赢了,公司会报复你。”她说。
“我知道。”
“你这个圈子的HR互相都认识,你告一家,其他家都怕你。”
“我知道。”
“咱们的房贷还有十五年,妈身体不好,小雨还小。你一年找不到工作,这个家撑不过半年。”
我看着她的侧脸。她没有哭,但眼眶红着,是刚才在厨房哭过了。
“陈静,我今天在电梯里碰见那个女人。”
“行政主管?”
“嗯。她就站在我对面,笑着说‘你那3500匀给我外甥了’,语气就像在说‘今天午饭吃了吗’。”
陈静的手指蜷了起来。
“她不怕我知道。她无所谓。因为她知道我不会怎样。她知道我有房贷,有孩子,有生病的老妈,她知道我不会撕破脸。”
“所以你偏要撕。”
“如果这次我不撕,下次呢?”
陈静抬起头,看着我。
“下次还会有人被匀走。王建国,老张,技术部这些年走了多少人了?哪个不是被淘汰的?哪个不是被‘优化’的?其实都不是。他们只是名额被人拿了。”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
五楼不高,但能看到整个小区。楼下停着几辆车,路灯昏黄,有个中年男人拎着塑料袋往里走,塑料袋里是药房开的降压药。
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难处。
“我在想,”我扶着栏杆,声音不大,“如果林小雨长大了,工作了,有一天告诉我,她的努力成果被别人拿走了,而拿走的人笑着对她说‘这是给我外甥的’。”
“她问我,爸爸,当年你碰到这种事是怎么做的。”
“我该怎么回答?”
夜风吹过来,十月的风已经带了凉意。
陈静走到我身后,把一件外套披在我肩上。
“你去做吧。”她说。
我回头看她。
她的眼眶还是红的,但眼泪已经干了。
“房贷的事,我想办法。我明天去找工作。”
“你——”
“超市收银也行,小区门口那个便利贴招人。”
我握住她的手腕。十二年夫妻,很多话不用说出来。
客厅里静悄悄的,墙上的钟敲了一下,九点整。
林小雨房间的门轻轻开了一条缝。
“爸爸。”
我回头。林小雨穿着睡衣,抱着她的旧兔子玩偶。
“怎么还不睡?”
“爸爸,你不开心吗?”
我蹲下来,看着女儿:“爸爸没有不开心。”
“那你还走吗?”
“走哪儿?”
“妈妈说你要辞职。辞职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在这里工作了,换一个地方。”
“那新地方会有坏人吗?”
我看着林小雨的眼睛。十岁的孩子,已经会从大人的对话里拼凑出信息了。
“不管在哪里,”我摸她的头,“爸爸不会让坏人拿你的东西。”
林小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抱着兔子回了房间。
门关上。
陈静靠在我肩上,声音很轻:“明天去医院看妈的时候,顺便给你也量下血压。”
“我又没毛病。”
“预防。男人上了四十,血压都高。”
我说你忘了我今年三十八。
她说有什么区别,反正都一样。
十点,关了客厅的灯。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陈静背对着我,呼吸均匀,不知道睡着了没有。
我脑子里反复回放今天下午的每一个画面。
公示栏上密密麻麻的名单。马超的3500。综合办小赵躲闪的眼神。电梯里周敏的笑。
“你那3500,匀给我外甥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电梯刚好展示二楼。
一个行政主管的月薪大概是九千。她的外甥,行政专员,月薪五千,这一涨就是月薪八千五。
一年十万出头。
这份钱,是从我身上割下来的。
不是偷,不是抢。是光明正大地“匀”过去的。
用的是公司制度。
用的是越级审批。
用的是整个行政体系的默许。
我闭上眼睛。
明天,我还要去劳动监察大队,要等老张的复印件,要给母亲量血压,要问辅导班的钱能不能晚交两天。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但现在,困意上来了。
辞职之后的第一个夜晚,比想象中睡得安稳。
可能是因为再也不用编那些骗自己的理由了。
03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老妈的血压计蜂鸣声吵醒的。
六点半。母亲坐在客厅沙发上,袖带绑在胳膊上,我走出卧室的时候正好听见电子音报数:“高压162,低压98。”
“您这得去医院。”我说。
“去什么去,吃点药就好了。”母亲把血压计收起来,起身往厨房走,“我给你们煮粥。”
我看着她的背影,没说别的。
厨房里传来淘米的声音。
林小雨的闹钟响了,她从房间里迷迷瞪瞪地走出来,头发乱得像鸟窝。
“奶奶,我要喝豆浆。”
“有豆浆,有豆浆。”母亲在厨房里回。
陈静已经起来了,蹲在阳台上翻箱子。我走过去,看见地上摆着几年前的简历,纸张边缘已经发黄。
“你真去找工作?”
“总得吃饭吧。”她没抬头,一页一页翻着,“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在房地产公司做了一年多行政,后来有了小雨就辞了。现在行政岗门槛不高,应该能找到。”
我没说什么。道理上讲,她是对的。但从我心里,我不愿意让陈静出去上班。不是大男子主义,是我知道这些年在家里她付出了多少。如今因为我的决定,她要把那些牺牲再吞回去。
“你的西装在哪个箱子里?”陈静忽然问。
“最下面那个蓝箱子。”
她翻出来,拍打着上面压出来的褶痕:“穿这个去监察大队,别穿你那件工装外套,像修空调的。”
粥煮好了。一家四口吃了个安静的早饭。林小雨剥了一个鸡蛋,只吃蛋白,把蛋黄偷偷放在我碗里,母亲血压高吃不了蛋黄,陈静嘴上说不吃但筷子伸过来夹走了。
八点钟,送小雨上学。学校离小区不到一公里,她背书包走在前面,我跟着。
“爸爸。”
“干嘛?”
“妈说你今天要去告那些坏人。”
“不是坏人,”我纠正她,“是做错事的人。”
“有什么区别?”
“坏人是不听话就不给糖吃。做错事的人是拿了别人的糖不还。”
“那你一个人打得过他们吗?”
我低头看林小雨。十岁的孩子,问的问题比很多大人直接。
“不是打架,”我说,“是让他们把糖还回来。”
到了学校门口,林小雨跑了几步,又回头:“爸爸,如果能还回来,我们就去比萨店。”
“好。”
看着女儿跑进校门,我转身往地铁站走。
人潮里,手机又震动。陌生号码。
“喂?”
“林晖先生吗?我是劳动监察大队,昨天您打过电话。”
“是的。”
“您方便今天上午过来一趟吗?我们同事想当面听您说一下情况。”
“几点?”
“九点半可以吗?”
“可以。”
挂掉电话,我看时间。八点二十。还够先去一趟老张家。
老张住城北一个老旧小区,六层楼的顶楼。我到的时候门是虚掩的,他正把文件往档案袋里装。
“来了。”老张比昨天电话里憔悴得多。眼袋重,头发乱着,客厅茶几上全是文件。
“你一夜没睡?”
“怎么睡得着。我把这十年的账都翻了一遍,越翻越清醒。”他把档案袋递过来,“那几份采购合同复印件,还有对应的报价单、审批单。你自己看。”
我抽出第一份文件。
博远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马超。
成立时间:去年六月。
经营范围:办公设备、耗材、电子配件。
合同签订日期:去年七月。
供应内容:办公设备一批。电脑显示器三十台,打印机五台,碎纸机十台。
合同金额:十五万八千元整。
再看下一张。另一家供应商——恒信办公设备,同类产品的报价单。同样规格的三十台显示器、五台打印机、十台碎纸机。市场价:四万六千元。
差了三倍还多。
“马超进公司的时间是?”我问。
“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周。”老张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采购合同签完,他就入职了。职位是行政专员,但行政部压根不缺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先有公司,再进的行政部——就是为了以后走采购方便。”
我的手指翻着合同。审批栏里两个签名:经办人周敏,审批人马国强。
“我查过周敏的履历,”老张吐了口烟,“她十年前进公司,当时马国强还是部门经理。两个人老家一个县的。公司里的人都知道,但没人敢说什么。”
“那后来怎么越级到区域总的关系?”
“不是后来。是一直。”老张站起来,从茶几上翻出另一张纸,“马超进公司的时候,走的不是正常社招流程——当时人力这边根本没开放行政专员编制。岗位是直接从区域总那边下来的,所谓招聘,不过是走走形式。”
“区域总和马国强是什么关系?”
老张摊开手:“你说呢?”
我没再问。
档案袋里还有其他文件。一张张地翻过去,我在其中一页上停了手。
去年第三季度技术部调薪方案。原始表格上列了六个人,其中包括我的名字,涨幅一栏清清楚楚写着:3500。
但是这一行被划掉了。
一道单横线,旁边有手写字迹:“该名额调整至行政管理部马超。”
签名不是别人,是周敏。
旁边一行更小的字:已协调薪酬总额不变,技术部另有调整空间。
什么调整空间?李勇涨2500,张明涨2800,这些人的钱哪儿来的?就是从我的3500被瓜分之后的“调整空间”里挤出来的。
“看见了吧。”老张靠在沙发上,烟快烧到手指了,“你那份涨薪从头到尾就没消失。它只是改了个名字。”
我站起来,把档案袋抱在手里。
“老张,你今天不去公司?”
“不去。病假条已经递上去了,回头再提离职。”
“谢谢。”
“谢什么。我做了十二年的薪酬管理,这三年每一次调薪都是这样。我已经忍够了。”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烟按进烟灰缸里。
“对了,”他说,“有个细节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
“马超为什么叫周敏‘姨妈’,但又姓马。”
“不是亲姨?”
“不是。周敏和马国强在大学的时候,是恋人。”
我盯着老张。
他说这句话的语调很平,像是说过很多遍了。
“马国强后来娶了别人,但周敏一直跟着他。马超是马国强和正妻生的儿子,但从小到大是周敏带着的。所以马超叫周敏‘姨妈’。”
“不是什么外甥,是‘白手套’。”
老张拉开门,阳光打在他脸上,皱纹一根一根地都很清晰。
“公事归公事,这些信息你自己把握用不用。我就想让你知道,你被匀走的不是一笔钱,是这整个系统的成本。”
“公司里每个人都是成本。有些人被压榨,有些人被喂养。你属于前者。”
我站在楼道里。
三楼的高度,阳光照不到楼梯转角。我手里抱着档案袋,上面的名字清清楚楚。
马超。周敏。马国强。区域总。
一层一层往上。
每一层都在分食。
“我走了。”我对老张说。
“保重。”
走出小区的时候,手机上是妻子发来的消息:“妈血压还是高,我带她去医院了。辅导班的钱我先用花呗垫上。”
我回了消息:“多少号诊室,我完事过去。”
“三楼心内科。”
锁了手机,我往地铁站走。
路上看见路边便利店贴着一行红字:早上好,今天也要加油哦。
这世界就是这样。
有人在医院量血压,有人在监察大队准备举报,有人在办公室磨咖啡外放短视频。
每个人都在加油。
只是加的油不一样。
地铁进站的时候,列车带起来的风吹得我裤腿鼓动。
我上了车,在靠门的位置坐下。档案袋放在膝盖上,有几次开门关门的时候差点掉下去,我都用手按住。
车窗外隧道里的灯光一闪一闪。
九点十五。
这一站坐到劳动监察大队,还需要二十分钟。
04
劳动监察大队在一条不起眼的街上,门口挂着个不大的牌子。
我到的比预约时间早了十分钟。大厅里的沙发是那种硬海绵的,坐下去能感觉到底下的木板。前台的工作人员正打电话,是本地方言,听不太明白,但语调客气,应该是在做调解。
九点半整,接待我的女同志从办公室出来,戴眼镜,三十多岁,姓刘。
“林先生是吧?里面请。”
办公室不大,桌上堆了很多文件,但码得整整齐齐。墙上贴着一排条例,字很小,看不清具体内容。她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然后自己坐到对面打开笔记本电脑。
“您昨天电话里说的事,能再详细说一遍吗?”
我把档案袋打开,从里面往外拿文件。劳动合同。工资流水。调薪公示的照片打印件。我的绩效考核表。马超的入职时间和岗位描述。还有那份被划掉的原始调薪方案。
刘干事一边听一边往电脑里敲字。
等我说完电梯里周敏那句话的时候,她的手指停在键盘上。
“她跟你说‘你那3500匀给我外甥了’,原话?”
“原话。”
“有录音吗?”
“没有。”
“有其他人在场吗?”
“电梯里就我们两个。”
刘干事推了推眼镜,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然后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问得很细。我什么时候入职的,月薪多少,近几年涨薪幅度,考核等级。我一个一个回答。五年了,这些数字我都背得下来,有些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就在脑子里过这些数字。倒背如流。
问到最后,我拿出了老张给的那几份采购合同复印件。
刘干事接过去,一页一页翻。翻到供应商法代是马超那一栏的时候,她抬眼看了我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看。
“这些文件是从哪里拿到的?”
“公司薪酬专员。”
“他愿意作证吗?”
“他愿意提供材料,但具体作证可能要考虑个人风险。”
刘干事点点头,这种顾虑她应该常听。
她把所有文件都翻了一遍,然后合上笔记本电脑。
“林先生,我直接跟您说吧。”
她调整了一下坐姿,表情严肃但不算严厉。
“您这个案子,有两个方向。”
“薪酬纠纷这一块,如果您能证明调薪存在不公正待遇,企业可能需要补发差额。但这一块的举证责任在您这边,录像、录音、书面材料越充分越好。”
“另一块,采购合同这一块——”
她把手放在那几张合同上。
“如果您提供的材料属实,那就不是劳动纠纷了。涉嫌职务侵占。”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有多严重?”我问。
“严重不严重,要看数量和性质。单笔十五万八,如果查实是虚假采购,涉嫌侵占公司资产。”刘干事顿了顿,“而且如果像您说的,这是一条线上的操作,那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她合上档案袋,推回来。
“这些材料您先收好。劳动监察这边,我们会先立案调查薪酬纠纷这一块,今天下午就发函到你们公司。”
“采购合同的话,我不建议您直接拿去公司对质。您应该把这个交给公安机关或者审计部门。”
“到时候如果需要配合调查,您能过来吗?”
“能。”
刘干事站起来,跟我握了个手。
“还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当不当讲。”
“您说。”
“如果情况真像您说的这么严重,您最好提前找一下律师。不贵,咨询一次几百块。等他们开始反击的时候,您才知道怎么防。”
“谢谢。”
走出劳动监察大队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我站在台阶上,深呼吸了一口。空气里是这条街上飘来的炒菜味,哪个餐厅后厨开始备午餐了。
手机震动。
妻子发来消息:市医院三楼心内科,16号诊室。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市医院永远人多。一楼大厅排了三列挂号队伍,电梯门口挤满轮椅和推车。我走楼梯上三楼,楼道里一股消毒水味,几个穿病号服的老人坐在长椅上打点滴。
16号诊室门半掩着。陈静坐在里面,母亲在量血压。
医生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说话很慢:“阿姨,你这个血压真的得注意了。上次开的降压药按时吃了吗?”
母亲嘴上应着吃了吃了,眼睛不敢看我。
陈静帮她说了实话:“有时候忘了就不吃了。”
“那可不行。”医生摘下听诊器,“高血压不是开玩笑的,您到现在了还觉得自己没事吗?”
我在门框上敲了敲。医生抬头:“家属?”
“儿子。”
“来得正好。你妈妈这个情况,我建议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她这个血压波动太大,药要坚持吃,饮食要清淡,多运动——”
母亲打断他:“医生,这些药贵不贵?”
那一刻房间里安静得有点过分。
医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母亲,说:“便宜药也有,效果好就可以,不用非得吃贵的。”
“什么价格?”
“国产的,几十块钱一瓶。”
母亲点点头:“那就国产的。”
我站在门口,手在裤兜里攥成拳头。我妈连几十块钱的药都要问价格,而我每个月往房贷里塞八千,养着一个把我薪酬匀给别人的公司五年。
临走的时候,医生把我单独叫住。
“你妈妈的情况,不光是血压的问题。我看她心电图有点异常,建议做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有没有心律失常。”
“要多少钱?”
“检查费用大概三百多。”
三百多块钱。我算了一下。如果那3500涨薪还在,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交钱。但现在,我犹豫了。
这两秒的犹豫让我想扇自己。
“做。”我说,“一起做。”
医生点头,开了单子。我去一楼缴费窗口排队,队伍很长,前面一个大姐在窗口和收费员理论什么。等了十分钟,排到我的时候刷了医保卡,余额显示只剩下四百多。
缴完费拿着单子回三楼,母亲已经做完了血压监测。一个护士帮她绑上了动态心电图的小盒子,交代了注意事项。
“这个盒子戴24小时,明天这个点过来摘。”
“不能洗澡不能摘,睡觉侧着身别压着。”
母亲说好好好,什么都说好。我知道她一回家就想把它摘下来,嫌麻烦。
我们三个走出医院,站在门口。陈静拎着母亲的降压药塑料袋,我扶着母亲。
“中午在外头吃吧?”我说。
“吃什么吃,回家煮面。”母亲摆摆手,“小雨下午三点放学,谁接?”
陈静说:“我接。”
“那就赶紧回去,别在外面花钱。”
省了几十年的母亲,连一碗医院门口的砂锅米线都不舍得吃。
我们打了辆车回家。上车的时候母亲坐前面,我和陈静挤后座。她在我旁边握着我的手,捏了两下。
到家十二点半。母亲回房间休息,陈静去厨房煮面。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那个从老张手里拿来的档案袋。
窗户开着,十月的风吹进来。楼下有收废品的在喊:“收冰箱收彩电收洗衣机——”
手机响了。
是个座机号码,看着眼熟。
接起来,对面是人事小赵的声音,但她声音发抖:
“林工,监察大队到公司了。”
我嗯了一声。
“周主管被叫到会议室谈话了。马总也去了。现在整个行政部都炸锅了。”
我说知道了。
“还有一件事——”小赵压低声音,“刚才马超在办公区骂你。他说……”
“说什么?”
“他说要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
厨房里陈静在搅锅里的面条。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很有节奏。
母亲房间里的收音机在放戏曲,咿咿呀呀的。
窗外的收废品喇叭还在喊。
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活着,得顶住多少乱七八糟的事。
“小赵,你帮我给马超带句话。”
“您说。”
“两千五能买的东西多了,但他花三千五买的那个工位,坐得踏实吗?”
挂掉电话,我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号码。
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很多年了,现在在做人力资源,专门帮人处理劳动仲裁。我之前一直没打这个电话,是因为不太想欠人情。
但今天我想通了。
欠人情,比欠自己好。
电话拨出去,响了三声就接了。
“老同学,好久不见。有个事想请教你。”
对面是熟悉的声音:“林晖?稀客啊。说吧,什么事?”
“我前公司,有点事情想咨询一下。劳动关系方面的。”
“行,你什么时候有空?”
“现在。”
05
茶馆在大学路拐角,老式的木头桌椅,茶香里混着潮气。
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二十分钟。选了个角落的位置,背后是墙,能看见整个店里的进出。
服务员端来一壶铁观音,茶汤金黄,热气腾在眼前。
我把档案袋放在桌角。里面的纸张已经被翻了很多次,边角卷起来,但每翻一次都有新的发现。
三点整,李文斌走进茶馆。他穿着一件深蓝色衬衫,没打领带,肩膀比大学时候宽了一圈,额头也高了。
“林晖,你个混蛋,几年不联系了。”他坐下来,一拳头砸在我肩膀上,力气不大。
“忙。”
“谁不忙?就你忙。”
服务员过来点单。文斌要了杯普洱,然后把外套脱了搭在椅子上。四十几岁的人了,动作还跟当年一样急。
“说吧,什么事?”
我把档案袋推过去。“你先看。”
文斌打开档案袋,翻了几页,表情从轻松慢慢变得严肃。看到采购合同那一页的时候,他停住了。
“博远商贸。法代马超。”他手指点着纸面,“这个马超跟你什么关系?”
“前同事。行政专员。入职半年。”我顿了一下,“行政主管周敏的外甥,副总马国强的儿子。”
“太子爷。”
“差不多。”
文斌继续往下翻。看到那份被划掉名字的原始调薪方案时,他手指点着我那行“林晖3500”,看着我。
“你被顶了?”
“匀了。原话是‘匀给我外甥了’。”
文斌靠在椅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的时候叹了口气。
“林晖,你知道我在人力资源这行干了十五年,比你这个事情离谱的我都见过。但‘匀了’这两个字,确实是头一次听。”
“她说得挺轻松的。”
“那你呢?”
“我当时只说了三个字:工牌已交。”
文斌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那种轻飘飘的笑,是那种“我理解你”的笑。
“六分钟办完手续?”
“对。”
“可以,老林,有骨气。”
他往前探了探身子,回到正题。“现在说正事。你这个案子,理论上占理。但实际操作上,你得想清楚几件事。”
“你说。”
“第一,薪酬纠纷。如果你能拿出证据证明公司存在不公正待遇,仲裁会要求企业补发差额。这个证据链你现在有,但不是铁证。缺一个关键的东西。”
“什么?”
“周敏说那句话的录音。”
我把茶杯放下。“当时在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我没录音。”
“那就要看她到时候认不认。她如果否认,你没有证据,就是一比一的各执一词。”文斌摊开手,“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仲裁要的是证据。”
“第二呢?”
“第二,采购合同的事。这是大头。”他手指点着那几页合同,“如果查实马超以自己公司的名义从任职公司走虚假采购,差价超过十万,这是职务侵占。性质变了。”
“怎么变?”
“劳动仲裁管的是薪酬纠纷。职务侵占是公安管的。”文斌看着我,“你想过吗,一旦走这条路,周敏、马国强、甚至那个区域总,全都会被牵连。”
“我知道。”
“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茶馆外面的街上,有人在放《香水有毒》,老歌,声音不大,但调子一直往耳朵里钻。
“我昨天想了一夜。”我说,“我今年三十八,房贷十五年,女儿十岁,老妈高血压。如果我只想安稳,这事到这儿就该打住。拿了监察大队的调解函,认个栽,换家公司继续干活。”
“但是。”
“但是,”我把茶杯端起来,没喝,又放下,“昨天我女儿问我,新地方会有坏人吗。”
“你怎么说?”
“我说不管在哪里,爸爸不会让坏人拿你的东西。”
文斌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把档案袋合上,推回到我面前。
“老同学,我跟你说实话。”
“你讲。”
“你这一仗,打赢的概率不低,但赢的代价也很大。”
“多大?”
“大的意思是,”他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你可能在这行干不下去了。不是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同等薪资的工作。公司的HR圈子就这么大,你有过仲裁记录,哪个公司都会在背调的时候顾虑。”
“换行业呢?”
“三十八岁换行业,先降薪,再拼资历。拼到四十五,才能回到你现在的薪资水平。”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很郑重地看着我。
“林晖,你有房贷,有孩子,有老妈。你想好了吗?”
窗外有公交车经过,引擎声很大。
等声音过去,我说:“文斌,你知道这五年我在那家公司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你说。”
“头三年,我是部门里加班最多的。每天早上七点到公司,晚上十点走。周末领导一个电话,我二十分钟就到。项目出事那阵子,我在甲方会议室被骂了两个小时,出来后蹲在人家门口台阶上抽烟,手都在抖。”
“我把项目救回来的时候,领导在公司大群里说‘林晖辛苦了,技术部以你为荣’。然后发了一个大拇指表情。”
“这就是我的回报。”
“我那涨薪的3500块,被周敏匀给马超的时候,连个知情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是老张告诉我,我到离职都不知道那个名额曾经写过我的名字。”
我看着他:“你说代价很大。那我问你,忍下去的代价,大不大?”
文斌没回答。
安静的几十秒后,他开口:“你真的要打?”
“打。”
“打到底?”
“到底。”
文斌拿起手机。“我推个律师的名片给你。专门做劳动官司的,我师兄,在这一行干了二十年。收费不低,但靠谱。”
“行。”
他一边发名片一边说:“老林,你念大学那会儿,咱班有个同学被冤枉考试作弊,所有人都劝他认了别闹大。就你一个人跑到教务处拍桌子,跟系主任吵了半个小时。”
“那次最后也没翻案。”
“但是从那以后,系里再也没随便冤枉过学生。”
他把手机放回桌上。“你这个人,一辈子就是学不会低头。”
“不难不死。”
“什么?”
“没什么。”我给他续了杯茶。
从茶馆出来的时候,天色开始暗了。路灯还没亮,街上的人脚步都快起来。
手机有条消息,劳动监察大队的刘干事发来的:“林先生,我们下午已到您前公司调查取证,约谈了行政部主管周女士。对方否认说过‘匀薪’的事。但我们在调薪审批流程中发现,原始表格确实有您的名字,后被人为修改。此事已立案,后续进展会通知您。”
我回:“谢谢。”
走到公交站台,我没上车,拔腿往家的方向走。
五公里,走回家倒是能清空脑子。
但我脑子里还在反复过刚才文斌说的话。
“你这一仗赢的概率不低,但代价也很大。”
代价。忍着的代价。反抗的代价。
我选择付后者。
小区到了。我站在楼下,没上楼,先拨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对面声音很轻:“喂,林工?”
是技术部的王建国。五十五岁,干了快三十年,这次涨了3200那个。
“王师傅,有件事想跟您说一声。”
“你说。”
我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公示栏上没有我的名字,到电梯里周敏的话,到老张给的采购合同。讲到马超的公司,讲到马国强签字,讲到越级审批。
王建国一直在听。
等我说完,他停了很久。
“小林,你是打算告到底?”
“对。”
“包括采购合同那块?”
“嗯。”
电话那头传来走路的动静,然后是关门的声音。应该是他进了哪个房间,怕家人听到。
“小林,我知道你委屈。但是那个采购合同的事,如果弄出来,会牵连很多人。”
“我明白。”
“不光是周敏和马国强。还有综合办的小赵,采购部的刘姐,甚至财务那边做账的。他们有的人只是照章办事,有的是不敢说。如果都查出来——”
“王师傅,所以你的意思是?”
又是沉默。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有时候公平这件事,算到最后账上,不光是坏人的账,也有老实人的。”
我握着手机,看着楼上家里的灯光。
“王师傅,我今天在医院,我妈问降压药多少钱的时候,我说不贵,几十块。我付了检查费,医保卡里还剩四百多。”
“我女儿辅导班6800,陈静用了花呗先垫上。”
“要不是那3500被匀走了——”
我没说完。
王建国在那头叹了口气。
“小林,你说得对。是我想太多了。”
“不,您说得对。会有无辜的人被牵连。”我顿了顿,“但如果这次不查,以后就会有无辜的人接着被欺负。那些‘照章办事’的人,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电话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王建国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敲进木头里:
“如果有需要作证的地方,我签。”
挂了电话,我在楼下的长凳上坐了几分钟。
头顶是五楼家里的灯光。林小雨在写作业,陈静在洗衣服,母亲在量血压。
这个城市里,每个亮灯的窗户背后都有人在撑着。
我不能替所有人撑,但至少,我要替自己撑一回。
站起来,上楼。
八十四级台阶。
每一级都踩得很稳。
05
到家的时候,陈静正在收晾在阳台上的衣服。
客厅里母亲坐在藤椅上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是新闻联播。林小雨趴在茶几上描字帖,铅笔头秃了,在纸上划出难听的沙沙声。
我换了拖鞋,站在厨房门口喝了杯凉白开。
“今天去医院检查的结果什么时候拿?”我问。
陈静头也没回:“后天。动态心电图明天摘了盒子出报告。”
“我去拿。”
“你不是明天要去——”
“上午去办点事,下午去医院。”我把杯子放在台面上,“不耽误。”
母亲从藤椅上扭过头来:“不用你去,我自己去就行。”
“您一个人来回折腾什么,我去。”
母亲没再说话,但她看我的眼神有点不一样。这几天发生的事,她都知道。陈静跟她说了。昨晚上我洗澡的时候,听见客厅里她跟陈静压低声音说话,说完之后两个人都没吭声。
我走到林小雨旁边坐下,看她描字帖。字帖上的范字是“天地玄黄”,她描出前面三个,第四个“黄”写歪了,中间的“由”写得像个包子。
“这个字,你再看看结构。”
林小雨用橡皮擦了,重新写。这次好一点。
“爸爸。”
“嗯?”
“今天学校填家庭情况表,我写了你换了新工作。”
我低头看她。十岁的孩子,倒着看笔杆,专注得像在做科学实验。
“什么时候发的表?”
“下午。老师说下周一交。”她把字帖翻了一页,然后是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新工作是啥,就写了个‘待业’。”
待业。
十岁的小孩,词汇量里已经有这个词了。
我把她铅笔拿过来,在草稿纸上写下三个字,然后把纸推回去。
“下次写这个。”
林小雨低头念:“创业者。”
“对。从这个月起,爸爸是创业者。”
“那你有工资吗?”
“现在还在找项目,找到了就有钱了。”
“那辅导班的钱够吗?”
这个孩子,句句都问到要害。
“够。”我摸了摸她脑袋,“你好好写作业,我去帮你妈叠衣服。”
林小雨“嗯”了一声,继续描字帖。但我是走开的时候,听见她很小声地说了句:“爸爸加油。”
走进卧室的时候,陈静已经把所有衣服叠好了,正坐在床边发呆。她这两天发呆的时间多了,有时候叠衣服叠一半就停下,看着窗户外头发愣。
我坐到她旁边。
“今天下午文斌给我推荐了个律师。”
“谁?”
“他师兄,专做劳动官司的。”
“怎么说的?”
“他说我这个案子两个方向。薪酬纠纷有得打,采购合同那部分,属于职务侵占。”
陈静把手里的衬衫摆在床上,抚平上面的褶皱,抚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我的衬衫,袖口有些磨毛了。
“那后一个方向,会连累别的人吗?”
我没想到她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会。”我老实回答。
“有哪些人?”
“行政部经手采购审批的,财务部做账的,还有签字的各级负责人。”
陈静把衬衫叠好,放进行李箱——不对,那不是行李箱,是我出差用的旧手提包。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柜子顶上拿下来的,里面已经放了换洗衣服、充电器、刮胡刀。
“你干嘛?”
“监察大队今天下午到你们公司,马超在办公室放话要弄你。我不确定他会做什么,但你有可能要出远门——比如去派出所、去监察大队、去各种奇怪的地方。先给你收拾出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晚上的菜是土豆炒肉。
我盯着那个手提包。棕色的皮革,用了七八年了,表面出现了细密的裂纹。那是我进公司的第二年买的,当时技术总监跟我说,你要多出差多见客户,手里提个像样的包。
那个项目后来也没谈成,但包留下了。这些年每次出差,我都拎着它。
最后一次用它是去年,去甲方那里救火。
现在它又出现了。
“陈静。”
“嗯?”
“这些年,辛苦你了。”
她手里动作停了半秒,然后继续整理衣物:“说什么呢。”
“我没说亏欠你的话。我是说,等这件事完了,我去找工作,你就不用出去上班了。辅导班的钱、老妈看病的钱,我都挣回来。”
“你怎么挣?”
“大不了从头来过。我三十八,又不是七十八。”
陈静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睛还是红,但这次没哭干。
“林晖,我从跟你结婚那天起,就不图你挣多少钱。”
“我知道。”
“你辞职那天,我骂你冲动,是因为我怕。我怕这个家撑不住,怕小雨跟我受苦,怕妈的病治不好。”她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但你知道我昨晚想通了什么吗?”
“什么?”
“我嫁的是个敢掀桌子的人。”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客厅里新闻联播播完了,母亲换了台,在放天气预报。
陈静站起来,把手提包的拉链拉上,放在床边。
“明天你去见律师,该问的问清楚。我上午去超市看那个收银员的岗位,下午接小雨,奶奶你照顾。”
“行。”
走出去的时候,她忽然回头:“对了,你那个律师,贵不贵?”
“按案子收费,先咨询,后面再说。”
“多少钱咨询费?”
“文斌说是八百。”
陈静点点头,走到客厅,从鞋柜上面的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那是我们家存现金备用金的信封,平时买菜、交学校杂费用。她抽出八百块,放在餐桌上。
“明天带去。”
我看着桌上那八百块钱。有整的有零的,不知道她攒了多久。
母亲从藤椅上抬头看了一眼那钱,又看了一眼陈静,什么也没说,继续看电视。
林小雨抬起头,咬住铅笔头,目光在钱和我的脸之间来回转。
那一刻我觉得这八百块比八千还重。
晚饭是陈静做的。炒了两个菜,一个紫菜汤。桌上没人说话,但我碗里被夹了很多菜,一会儿是母亲夹的炒鸡蛋,一会儿是陈静夹的肉丝。
林小雨把他不爱吃的胡萝卜也夹到我碗里,说爸爸吃。
饭后我洗碗。水龙头的水很凉,我站在水池前面,看着水流冲刷碗碟上的油渍。厨房窗户朝着小区中庭,对面几栋楼的灯陆续亮起来。
手机在裤兜里震动。
我擦干手掏出来看。
是老张。
电话接起来,他的声音急促:“林晖,你方便说话吗?”
“方便。”
“刚才周敏找我谈话。”
“你不是请假了吗?”
“她打到我家里来的。”老张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听得清楚,“她说今天的劳动监察我知道是什么情况。她说既然我帮你提供了材料,那我也别想在这家公司待到退休了。”
“她说什么了?”
“她说,让我主动辞职,可以给N+1。如果我不辞,就以泄露公司机密为由,走法律程序。”
我手里还在滴水。抹布搭在水池边上,往下滴着水珠。
“你怎么回的?”
“我跟她说,我等律师函。”
沉默。两边都沉默。老张家里有电视的声音,很小。
“老张。”
“嗯?”
“谢谢。”
“你谢我好几次了,不用再谢了。”老张的声音忽然轻松了,“我在这公司干了十二年,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硬气过。”
电话挂掉。
我继续洗碗。最后一个盘子冲干净的时候,手机又震动。这次不是电话,是微信消息。
一个陌生群聊邀请。
群名叫“职场公平交流群”。
群里只有五个人。
管理员头像是个普通的风景照,发了一条群公告:
“欢迎林晖。我们看到了你的帖子。”
然后是几条群成员发的消息。
——我在一家制造企业,被调薪两次,理由是绩效不达标。但我查了数据,同组的亲戚都涨了。
——我们老板的小姨子开劳务派遣公司,所有一线工人都从那走,一个人每月抽300块钱。
——我前公司的薪酬体系是明账,但还有一本暗账。
最后一条消息,尾注显示时间:昨日深夜。
我擦了擦手,打了几个字:“我在,先潜水,谢谢大伙。”
然后退出微信。
群里继续跳动,消息一条接一条。我没再看了,因为客厅里有人在敲门。
陈静走过去开了,门外站着一个中年男人,提了一箱牛奶。
是隔壁楼的张叔。我们以前一个公司的,技术部前同事,前年跳槽走的。
他放下牛奶,说刚听说林晖的事了,问我们要不要帮忙。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跟陈静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你们别急。我跳槽后那家公司正好在招人,技术部缺一个高级工程师。我可以内推。”
牛奶箱子放在地上,上面贴着超市的价签。
三十五块九。
不贵。
但在这个晚上,比它贵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个人主动敲开的门。
比如一群陌生人在群里说欢迎。
比如一桌能吃饱的饭菜。
比如桌上那八百块钱。
我站在厨房门口,擦着最后一个碗。
有人说过,世界破破烂烂,狗屁倒灶。但总有人缝缝补补。
这次轮到我看清楚,谁是缝补的人。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条短信,发件人:未知号码。
内容只有一行字,但每个字都是宋体加粗:
“听说你要告马家。这条消息我发完就把卡扔了。你去看看行政部去年四月份采购的那批监控设备。”
发件人:未知。
收件人:我。
时间:21:47。
厨房窗外的灯光倒映在我眼睛里。
我拿了毛巾擦了碗,也擦了手。
然后打了个电话。
那个号码,今天下午文斌发给我的。
响了两声就接了。
“你好,我是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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