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肖晞，天津市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
刘瑶，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科技安全；国家形象；认知分歧；安世半导体
内容提要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科技革命的浪潮激荡，尖端科技领域已然成为大国竞争最前沿的阵地和主战场。维护科技安全对我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意义非凡。当前，中欧科技合作呈现“安全竞合”的战略悖论，国家形象的认知分歧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指标。欧洲在半导体领域的对华认知，实质上是美国主导的“污名化”战略与欧洲自身的“泛安全化”焦虑结合后，形成的一套把经济合作重新定义为安全威胁的叙述逻辑。欧盟对华认知的负面化转变，是理解其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半导体领域对华政策从开放合作转向审慎、限制，甚至采取对抗性措施的关键所在。“安世半导体事件”正是“安全竞合”态势的典型缩影。中国通过政府机制、商业机制和社会机制所投射的遵守国际规则的经济行为和遭遇不公正政治打压的形象，因遭遇欧洲根深蒂固的认知过滤器而失败。当前，欧洲对华认知分歧及其对科技领域的影响，不仅是中国未来推进地区间科技合作的重要参照，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与产业结构变迁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十五五”时期维护良好的中欧关系，将成为调节中美战略竞争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国家形象认知分歧视角下的中欧科技安全竞合态势及走向
——基于“安世半导体事件”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正处在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与现实世界深度融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科技革命的叠加效应之下，数字空间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战场，数字科技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领域。尖端科技领域成为大国战略对抗烈度最高的接触点。当前，欧洲科技领域关键行业的领军企业正加倍下注中国。最为显著的便是德国汽车工业的“技术反向依赖”深化，与中国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最大电动汽车产业链。然而，欧盟却同步构建系统“安全护栏”，用以防范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并引发中欧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的直接冲突。中欧科技合作由此出现一种战略悖论：经济理性和产业现实要求中欧双方维持并深化合作，共同保障供应链的稳定和效率；但紧张的地缘政治气氛、持续发展的“泛安全化”（Pan-securitization）趋势以及战略猜忌，正不断将中欧科技合作逐渐推向竞争和对抗的边缘。中欧在科技领域的关系正陷入一种“安全竞合”的复杂状态，充满不确定性与战略张力。本文以“安世半导体事件”为例，基于国家形象的认知分歧来解释当前中欧科技安全竞合关系的复杂现实。
二、理论框架：国家形象投射与认知分歧
理解当前中欧科技安全领域的竞合关系，必须引入国家形象的认知分歧这一关键解释概念。欧洲的政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近年来，欧盟对华政策话语的转变，特别是2019年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的标签化行为，是欧洲污名化中国的开端。这一标签将中欧关系从纯粹的经济伙伴，重构为制度与价值观冲突的竞争关系，为其更具防御性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叙事与“中国威胁论”关系密切，将中国的经济行为和投资活动政治化，解读为旨在分裂欧洲的地缘政治工具；将中国的崛起界定为对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性挑战，从而构建了“我们”（捍卫规则的西方）与“他们”（挑战规则的中国）的对立格局。认知上的转变是理解欧洲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半导体领域对华政策从开放合作转向审慎、限制，甚至在特定情况下采取对抗性措施的关键。
（一）形象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认知图式
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率先提出了“刻板印象”的概念，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国家形象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罗伯特·杰维斯的研究从对信号和标志的使用出发揭露了外交实践的形象博弈实质；建构主义理论为认识分歧的分析提供了宏观的社会视角。即，把国家形象分为三种理想类型：霍布斯式（视他者为生存威胁的敌人）、洛克式（视他者为有限权利的竞争者）和康德式（视他者为共享规范的朋友）。国家投射的形象，总是在与接收方所共享的特定“无政府文化”背景下被解读。如果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基于规则和共同利益的洛克式伙伴关系，转变为视对方为潜在威胁的霍布斯式竞争，那么即使是投射善意的行为信号，其意义解读也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背景下，经济合作可能被视为战略渗透，技术投资被解读为安全依赖。因此，认知分歧不仅是个体心理层面的偏误，更是宏观社会互动语境变迁的结果。源于社会心理学的形象理论认为，国家决策者以及民众在面对复杂的环境时，都会将其他国家的信念、情感和评价组织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简约的认知图式，即“形象”。一旦国家被贴上“竞争者”的标签，接收方会选择性地关注和处理那些能够证实这一真实信念的信息，而忽视或曲解相悖的信息。这一过程即心理学上的“认知分歧”或“认知差异”。一方面，国家形象本质上是一种信念结构，“成见”具有高度稳定性，且很难改变。另一方面，信息的接收也并非总是对等。国家通常更易接受与自身观念相符的信息，而对于与自身观念相悖的信息，则可能选择性忽视。
（二）国家形象投射的三轨机制
国家形象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投射，通常可被划分为三轨：政府机制、商业机制与社会机制。这三种机制共同塑造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多维面貌。
1.政府机制：治国方略与官方叙述建构
政府机制是国家形象投射中最直接、最权威的渠道。它涵盖了国家行为体基于国家利益，通过各种手段与外国公众直接沟通，以期影响其认知和态度的所有官方行为。其核心目标是在外国公众心中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从而为本国政策、发展目标争取国际支持。该机制的运作工具包括外交部、商务部等政府机构发布的官方声明、国家领导人的公开演讲、官方媒体的对外广播等。其核心功能是对内统一声音，对外提出核心概念表达国家行为与政策意图，从而构建一套“国家故事”对外传播。这一过程在理论上与公共外交理论的“国家投射”高度契合，即通过对外沟通消除误解，增进政治互信。从中国自身来看，这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形象“自塑”过程，凸显国家作为传播主体的能动性。然而，在信息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时代背景下，官方叙事往往面临来自其他信息源的竞争和挑战。外国公众对官方宣传主导的信息传播的可信度抱有怀疑态度。此外，当国家的实际政策与所宣扬的形象出现偏差时，政府机制的投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甚至引发反作用，助长负面认知。
2.商业机制：企业外交与国家品牌
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跨国企业已成为国家形象非官方但颇具影响力的代言人。商业机制强调，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海外商业活动、企业责任表现等行为都深刻地影响着其母国的国际形象。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企业外交”，即企业为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而与东道国利益相关方进行系统性沟通和互动的行为。该机制的主要载体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等。企业的“原产国效应”使其成为母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强力传播者，例如汽车、精密制造等。反之，企业的商业不端等不良行为，也会转化为东道国对其母国的刻板印象。在实践中，由国家主导的“品牌推广”（国家品牌）与众多企业品牌在海外市场产生的聚合效应之间的界限通常是模糊的。公众在对他国认知时，往往也不会刻意区分信息是来自政府官方渠道还是企业传播渠道。
3.社会机制：媒介筛选与社会的互动
社会机制涵盖了更为广泛层面的互动。它包括社会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等民间活动，其核心在于信息传播中的媒体与智库的角色。这些机构不是被动的信息传递者，而是主动的意义建构者，其通过议题设置、话语框定和舆论引导，深刻影响着外国公众对特定国家的认知。该机制的关键工具是新闻报道、社会评论以及智库研究等。数字时代，社会机制的参与群体包括从主流媒体到个人自媒体的广泛非国家行为体，信息环境也更加复杂和去中心化。媒体的议题设置和智库的倾向性分析，能够放大或抑制某些叙述，从而在公众舆论中构建出特定的“现实”。对于同一国际事件，不同国家的媒体和精英群体会基于自身的分析、利益和前瞻性，构建出不同的话语框架。该机制强调国家形象是在充满竞争的国际信息空间中，由“自塑”与“他塑”动态博弈共同完成的进程。国家试图投射的自我形象（自塑），必然会经过外国媒体、智库和公众舆论的解读、过滤和最终加工（他塑），形成的认知往往与最初的意图存在偏差，而这正是认知分歧产生的温床。
综上所述，国家形象的投射与接收之间形成一个关键的动态循环：形象投射—过滤解读—分歧反应—再解读—调整—强化的反馈循环。它不断增强认知分歧的逻辑与战略互疑。循环过程如下：国家Ａ首先通过三种机制向外投射自我形象。接收方Ｂ通过其既有的认知图式、社会语境以及内部过滤筛选对这些信号进行解读。解读的结果是，国家Ａ的善意投射被Ｂ方感知为别有用心的战略图谋，从而产生认知分歧。基于这种认知，Ｂ方采取了防御性或对抗性的政策行动。此后，国家Ａ将Ｂ方的政策行动解读为充满敌意的行为，印证了其内在刻板印象。作为回应，国家Ａ调整对外策略，采取更强硬的言论或报复性措施。国家Ａ的新认知被Ｂ方接收，并被视为对其初步制裁的最终确认，从而进一步固化和强化了原有认知图式。因此，认知分歧并非静态的误解，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升级的互动过程。
三、“安世半导体事件”与中欧科技安全竞合态势
“安世半导体事件”是当前多方博弈、多重逻辑交织的地缘政治典型事件。安世半导体公司集中体现了上文所述核心要素：一家拥有欧洲血统和中资背景的半导体公司，在欧洲的产业生态系统中运营，是全球汽车行业基础半导体的主要供应商。目前，其在欧洲生产加工半导体晶圆，再送往中国进行封装和测试，在中国完成的最终产品占比约为80%。始于2018年的“安世半导体事件”，是理解中欧半导体“安全竞合”关系复杂性的关键缩影。它充分展现了跨国商业并购在美国“污名化”和欧洲“泛安全化”焦虑的裹挟下，被一步步从商业互动拖入地缘政治恐慌，最终导致中欧半导体合作遭遇困局的过程。它暴露了在单一欧洲市场框架下，成员国国家主权、欧盟集体利益以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间的复杂张力。
（一）认知图景：欧洲视域中作为技术和制度性对手的中国
欧洲视域中对中国的负面形象认知的形成主要源于两大力量的共同作用。其一，是美国主导的系统性“污名化”战略。其二，是欧盟内部的“泛安全化”趋势，即技术和经济议题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国家安全的范畴，将相互依赖视为风险来源，大国间的技术竞争被视为零和博弈。欧洲在科技领域的对华负面认知，并非源于单一事件或简单的利益冲突，而是被外部力量和内部焦虑共同塑造的系统性过程。实质是美国主导的对华“污名化”战略与欧洲自身的“泛安全化”焦虑结合后，把经济合作重新定义为安全威胁的强叙述逻辑。
近年来，美国将中国视为全球半导体领域的战略竞争对手，通过学术、法律、联盟机制与外交和政策话语的呼应，形成了全政府、体系化、跨领域的持续信息输出，构建了“污名化”中国技术崛起的叙事，深刻影响了欧洲国家的对华认知。美国单方面把与中国的技术竞争定义为国家安全的零和博弈，将商业竞争安全化，并向其欧洲盟友推广这一威胁叙事，试图构建针对中国科技的统一战线。在“技术民族主义”框架下，与中国科技企业合作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决策，而是被重构为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为。这种污名化策略通过“捆绑威胁”，将性质不同、时间跨度各异的多种风险打包成统一的、指向未来的“中国威胁”形象，并通过循环逻辑不断自我强化。这种做法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政策选择，使其在应对中国技术崛起的过程中，日益倾向于采取预防性和限制性的安全措施。
当前，全球化供应链被视为潜在的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来源。新冠疫情期间全球性的“芯片荒”放大了这种焦虑，使得“供应链张力”和“战略自主”成为欧洲政策的核心词汇。“我们欧洲，决不能让美国和中国独自决定技术未来。”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高科技议程”的演说充分暴露了欧洲的焦虑。欧盟政策也反映了这一心理，防务“战略自主”概念被迅速应用到科技和经贸领域。在关键技术上对外部行为体的依赖亦被视为构成对欧盟核心利益、价值观行为的威胁。“欧洲芯片计划”正式将半导体产业从市场问题上升为关键安全关切，旨在通过政府干预减少欧盟在关键技术上对东亚和美国的依赖。其根本动机并非纯粹的产业发展，而是源于其在全球版图中令人深感不安的地位。美国主导的“污名化”战略与欧洲内部的“泛安全化”焦虑不谋而合。对技术依赖感的担忧，使得来自外部的“污名化”渗透和内部的“泛安全化”力量在欧洲交汇，共同催生并加深了对中国的负面形象认知，即由合作伙伴逐步转变为技术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在欧洲的公众舆论和精英话语中，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已经形成。一方面，负面舆论发酵。2024年欧洲晴雨表显示65%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有点”或“非常”负面。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显示，在“安世半导体事件”发酵之前，欧洲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舆论已达到或逼近历史高点。而荷兰和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更是达到了十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并且，欧洲社会对中国在技术领域的治理能力普遍不信任。相关调查显示欧洲国家民众对中国人工智能不信任的程度高达60%。尽管欧洲公众普遍承认中国的经济实力，然而，这种对经济实力的正面认知却难以转化为政治上的信任，“经济上强大、政治上不可信”的认知分裂，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另一方面，在精英政策层面，将中国视为“对手”的认知图式已经确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仍将中国视为“必要的合作伙伴”，但几乎同等数量的人视其为“竞争者”或“敌手”。这种“对手”定位在北欧国家尤其严峻，并已内化为欧盟官方的“去风险”和强化“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逻辑。基于此，欧洲采取了收紧投资审查、强化出口管制、产业政策防御等一系列防御措施，如德国政府以“危及德国安全”为由阻止了中资公司对德国芯片制造商艾尔默斯（Elmos）的收购；欧洲九国成立半导体联盟(Semicon Coalition)等。
由此可见，“安世半导体事件”发源于对中国充满忧虑的欧洲认知大环境。复杂的认知背景催生了“技术安全困境”。一方面，欧洲承认中国的技术成就；另一方面，欧洲对中国抱有深刻的不信任。最终致使中国在欧洲的技术投资、企业收购都不再被视为正常的商业行为，而被解读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安世半导体作为半导体关键技术领域的企业，恰好落在这一困境的靶心。
（二）“安世半导体事件”中的形象投射
中欧之间在半导体领域的认知分歧是一系列复杂机制强化后的产物。2017年安世半导体从恩智浦剥离并独立，由中资财团控股，拉开了中国参与欧洲半导体合作，乃至全球汽车半导体供应链的序幕。闻泰科技于2018年宣布收购安世半导体，对此荷兰方面称，新的所有权将为安世半导体带来新机遇。被闻泰科技收购后，安世半导体在2018年的销售额超过了10亿美元，展现了相当积极的业务成果，从而被视为中欧技术与资本合作共赢的范例。荷兰乃至欧洲普遍把中国作为经济领域重要的合作伙伴。而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义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标志着欧盟对中国既有认知图式的重大转变，为日后欧盟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的限制和竞争埋下了伏笔。
2021年7月，安世收购英国新港晶圆厂（NWF），成为由中企全资控股、在欧运营的全球化跨国公司。这使其在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成为各方力量角逐的焦点。2022年3月，时任英国国家安全顾问洛夫格罗夫得出结论，没有足够的理由以特定的安全理由阻止该交易。然而，美国的“污名化”和威压使得英国对中国的认知图式发生转变。英国开始把NWF的交易置于“国家安全”的放大镜之下，如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前负责人马丁声称，将NWF出售给安世半导体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最终，英国政府于同年11月强制安世半导体剥离新港晶圆厂。
一年之后，安世通过商业机制进行了一次妥协和形象调节，宣布将NWF以1.77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威士半导体公司，以期弱化欧洲在半导体合作领域对中国企业的“安全化”审视，改善中国在欧洲半导体领域的负面形象。然而，在此次形象投射及解读的过程中，商业机制的调整和妥协并不足以改变欧盟既有的认知图式。自2025年10月起，英国又谋求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安世半导体出售其位于斯托克波特的微芯片工厂。英国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将中国形容为在各种程度上都对英国构成威胁的国家。前国会议员西利也警告说：“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我们必须更加明智，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中国并非真正对投资感兴趣，他们只关心销售、获取有用技术和主导全球供应链。9月30日，荷兰政府采取了“高度例外”措施，首次动用了冷战时期的《物资供应法》，对安世实施了临时行政控制。事实上，荷兰的干预与美国的强大压力密切相关，其背后是从美国“污名化”到欧洲盟友具体政策行动的传导链条：美国首先通过“实体清单”将闻泰科技正式标记为存在安全风险的实体，对其进行“污名化”；随后通过非公开渠道向荷兰政府施加直接压力，将对闻泰科技的担忧具体化为对安世管理层的担忧。面对美国的压力，荷兰政府需要一个合法的国内政策工具来采取行动。《物资供应法》和“严重治理缺陷”的表述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法律正当性。在这一叙事中，西方主流话语成功将此次干预从地缘政治对抗行为重塑为应对所谓企业内部管理失控的必要行动，从而在道义上削弱了中方关于“政治迫害”的指控。对此，中国于10月4日发布出口管制通知，禁止安世半导体在中国的工厂出口部分产品。中国政府官方叙述的核心是安世是美国霸权不公平政治打压的受害者，是科技经贸“泛安全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这一话语策略将中国定位为现有国际经贸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把荷方的干预行为视作破坏规则的例外行为，反制措施是合理的正当防卫。闻泰科技和中国官方多次谴责荷兰政府“基于地缘政治偏见而非基于事实的风险评估的过度干预”“滥用国家安全概念”。然而目前，欧洲主流媒体、智库或公众舆论对中方的“保护主义”框架并没有采信。
欧洲主流舆论显示，在“安世半导体事件”中，中国政府和闻泰科技的言行与反制措施普遍被置于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安全的框架下解读。西方将中方的言行视为意料之中的政治辩护，而其反制措施则被广泛视为“经济胁迫”，被解读为欧洲决策者长期以来一直警告的“供应链武器化”的现实范例，并被认为是欧洲“去风险”战略合理性的有力证明。欧洲汽车行业的恐慌与焦虑被媒体广泛报道，使得中国的反制措施被描绘成直接“威胁”欧洲经济和就业的行为。这种具体可感知的经济威胁叙事引起了欧洲公众和产业界的共鸣，增强了欧洲对华“去风险”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感。而中国旨在表明决心、进行威慑的对等反制行动，最终却成为欧洲焦虑之下佐证“中国威胁”的论据。冲突升级后，安世中国宣称自己是“运营扎根中国、战略放眼全球的中国企业”。这一“独立”行为则加深了外界对于中国企业无法摆脱政府影响的刻板印象。1月1日，中国商务部宣布中方将综合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出口予以豁免。此举被视为中方释放放松出口管制的信号，有效缓解了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的担忧。荷兰政府最终于19日暂停了经济部此前发布的部长令，停止了对安世的政府干预。
“安世半导体事件”充分证明，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华技术合作与投资的风险评估，已远超纯粹的技术或商业考量。企业的国籍背景、所有权结构以及其母国的国家形象，已成为决定其在西方市场命运的关键变量。国家形象认知上的分歧，为商业活动的“安全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能和合法性基础。同时，本事件也充分展现了中欧科技安全竞合中认知分歧的形成机制。首先，中国通过政府和商业机制试图投射的遵守国际规则、遭遇政治打压的形象，遭遇欧洲根深蒂固的认知图式过滤而失败。其次，欧方对后续中国对等反制的解读被“对手”这种认知图式和“去风险”的社会互动语境主导。随后，欧洲媒体和智库充当形象过滤器，把“安世半导体事件”界定为全球科技战中的关键战役，有效排除了中国提供的替代性叙述。最后，荷兰和英国的干预，引发了中国的反制；而中国的反制则被视为对最初的安全担忧的铁证，形成了动态升级的信任危机循环。为了清晰地展示中欧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认知鸿沟，下面对“安世半导体事件”中形象认知分歧的话语框架进行了梳理。
四、中欧科技安全竞合态势走向前瞻
认知分歧是一个必须长期“调试”的过程性现实。基于中欧科技合作在全球产供链中的独特地位，欧洲对中国认知分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欧关系，而且呈现出广泛的地缘政治和产业经济外溢效应。将欧洲当前对华认知分歧及其对科技领域的影响置于全球政治视野下进行审视，不仅是中国未来推进地区间科技合作的必要参照，更是把握全球产业变迁的关键一环。对欧洲而言，未来中欧科技合作或可成为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关键杠杆，从而有效抑制美国的技术扩散，分化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关系。因此，管理好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关系，在“合作”与“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是欧盟在中美之间“走好钢丝”、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核心落脚点。对我方而言，当前技术革命重塑产业格局，维护科技安全对于我国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意义非凡。中欧科技合作已进入了“安全优先”的新范式。传统的“合作共赢”叙事已被“去风险”“对等”和“韧性”的防御性逻辑取代。未来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安全竞合”关系的重心将真正从“合”滑向“竞”。我们应当认识到，当前欧洲仍然存在对华认知改善的空间，以及重新回归经济理性的可能。欧洲对美国安全政策的附和是一种被裹挟式的追随。中欧半导体合作的收紧，更多是外部施压所致，而非内部结构性失衡的结果。对我国而言，简单投射善意形象并不能解决欧洲对我地缘政治意图的疑虑。为摆脱当前的安全认知困境，我国或许可以尝试嵌入欧盟内部不同成员国的多元产业链、价值链，有针对性地深度锚定中欧成员国间的相互依赖网络，实施对欧科技安全的楔子战略，进而分化欧洲对华的负面共识，化解其对华安全疑虑。展望未来，我们既应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中欧未来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同时也要保持对国家安全的战略审慎。我们坚信，中欧合作能够构建起有效缓冲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缓冲地带。如今的美欧关系已远非冷战思维下的身份同盟，欧洲对华科技领域的安全竞合也注定不会延续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模式。下一步，我国必须精准把握欧洲的战略诉求，审慎处理中欧科技安全合作的边界与深度，着力构建更为稳定的双边政策框架和更加成熟、积极的互动模式。
来源 ：《学术探索》2026年第2期、天津市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
编辑 ：艳艳
校对：梅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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