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最近陆续在海外上映，毫无疑问，东南亚是这部电影潜在的最大一片海外市场。全世界的海外华人，大约有70%在东南亚，地理位置的关系，中国人近代移民，大多数去的就是东南亚。
华人多之外，这部影片，某种意义上既是为中国人，也是为东南亚的华人拍的。侨批的一端，是中国守候在东南沿海的妻子与孩子，另一端则是在东南亚颠沛流离，辛苦打拼的丈夫与家人。
现在不论是留在中国，还是在东南亚扎根下来的人，日子都已经比当年好得太多了，但这依然是先辈们不该被遗忘的记忆。《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上映，很自然可以引起许多共鸣，事实也是这样。
奇怪的是，新加坡一些人似乎对这部影片敏感过度。他们似乎非常害怕，因为这部影片唤起的集体记忆与共鸣，会使扰乱当地华人的内心世界，会招致外人对他们的“忠诚度”心生怀疑。
《联合早报》上的一篇文章，甚至将《给阿嬷的情书》视为中国对他们的一种“统战”。这属实是想太多了，老实说，潮汕话电影是如此小众，导演蓝鸿春在这部电影之前，也并未成名。这部电影就是因为故事真的讲得好，因为出色的人物塑造，因为真实的历史背景深深触动了人心，才意外走红。
电影上映之时，谁也没想到会如此爆火，一开始大多数院线都没给它多少排期，只是随着它口碑的急剧上升，才加以重视。
如果要统战，又怎么会选择一位不知名的导演来做这样一个根本没想到会成功的小众项目呢？
《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就是蓝鸿春导演带领下，整个编写和摄制团队，真诚与出色的劳动所赢得的回报，以为这是什么预谋，以为我们是要去统战新加坡人，实在是太蠢太自作多情了。
改开之后，中国就停止了曾经效仿苏联的输出革命的路线，回归到自己的传统上，那就是专心、专注于发展自己，对外合作但无意干预别人的道路选择。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甚至就发生在新加坡。
1978年，邓公访问新加坡，希望从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身上学习一些发展经济的经验，并与他们在经济上进行合作。谈及对外方针时，李光耀大胆地说，中国应该停止对当地游击队组织的支持。邓公想了一会儿，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件事，曾经让李光耀惊讶不已，他对邓公的开放坦诚与坚定的态度，印象极为深刻。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东南亚地区现在已经是中国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贸易总量比中美国之间在大得多。而这一切，可以说就是从1978年那一次访问开始的。
当然，说中国想统战他们，也许只是那篇文章的作者一个人的想法，但《联合早报》刊登它，再结合该报前后许多言论，恐怕多多少少应该是有些认同的吧？
这些想法其实是错误的，从我们中国人的视角，读起来也有些不快。但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生气，没必要因为别人的错误看法自我烦恼。
新加坡对这个问题异常敏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其实一贯如此，这本质上是他们的立场和利益决定的。
上世纪中叶发展经济时，他们就决定融入美英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决定以英文作为主要的语言（尽管表面上中文、英文、马来语、泰米尔语都是官方语言）。后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了未来潜在的转变与合作，他们才在近些年越来越强调中文教育。
新加坡70%的人口是华人，因此，独立以来，他们就尤其担心美国人把他们视为中国的马甲而排斥他们、怀疑他们。他们格外强调自己是新加坡人，最多只是新加坡华人，跟中国不存在天然的特殊关系，原因就在这里。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都是生存需要。不论历史渊源是什么，我们是不同的国家，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各有各的选择。只要过去、今天和将来都保持相同的标准，互相尊重，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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