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曾绍山词条、《党史博采》2022年第2期(作者:谢浩)、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长征中的曾绍山、维基百科·曾绍山词条、腾讯新闻·开国中将上甘岭战役时的12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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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北京。

秋意渐浓,落叶铺满了中南海附近的道路。这一年,解放军举行了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授衔典礼,数百名将领将在这里领取属于自己的军衔,从此以肩章上的星数被历史定格。

参加授衔仪式的人里,有一位来自安徽金寨的中年汉子,名叫曾绍山,原名曾昭山,1914年12月生人。

这个名字放在开国将帅的名录里,并不算最响亮的那一批。他没有四渡赤水时候独当一面的传奇,也没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那种单独成篇的故事。

他这一辈子的仗,多是打在旁人的叙述里——哪场战役谁谁谁在左翼策应,哪次大反攻某某部配合主力完成了合围,提到他名字的地方,十次里有七八次都带着"协同""配合""参与"这样的字眼。

轮到他上前领取军衔的那一刻,宣读名字之后,紧接着传出来的那两个字,让他当场愣在了原地,好几秒没有动。

在这之前,他私下里把自己几十年的仗掰着手指算了个遍。

1929年入伍时是个勤务兵,1936年长征结束时不过是个营级干部,手下带着两个连队;抗战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副职岗位上;解放战争里当过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但那个纵队的正职是陈锡联;入朝之后带着第十二军打了几场硬仗,总算是在正军级干部的位置上站稳了脚跟。

照这个算法,他给自己定的预期是大校,乐观一点往少将想,已经是在宽慰自己了。

然而,那两个字板上钉钉,由不得他再反复核算。授衔的结果,比他自己算出来的要高出整整两个台阶。

要说清楚这枚肩章的来路,要说清楚为什么一个在1936年只带着两支连队的营级干部,能在1955年走到这个位置,就得把时间拨回到1914年那个冬天,从大别山深处那个叫东湾村的地方,一段一段地往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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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别山深处走出来的放牛娃

河南省商城县丁埠镇东湾村。

这个地名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主动提起,但1914年12月,曾绍山就出生在这里。

那一年的东湾村,属于大别山腹地,四面都是山,能种庄稼的地极少,家家户户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曾家也不例外。

今天的行政区划把这里划归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管辖,金寨这个名字,在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史里留下了相当厚重的印记,走出了数十位开国将领,曾绍山是其中之一。

曾绍山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让儿子识字,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省了又省,好不容易凑出了一点学费,还另外借了外债,才把年幼的曾绍山送进了村里的私塾。

私塾里的日子,曾绍山读得断断续续。农忙的时候要回家帮父母收庄稼,收完了再回去读,读了一段时间家里又拿不出学费,只好停下来。

这样折腾了几回,家里再也撑不住了,彻底拿不出多余的钱给他交学费,曾绍山就此离开了学校,回到家里帮父母干农活,后来又到附近地主家里放牛,成了一个放牛娃。

放牛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的穷苦人家孩子里极为普遍,没什么特别之处。

特别之处在于,1925年前后,农民运动的风潮开始在商城一带兴起,到1926年冬,丁埠一带的农民运动逐步有了声势,平时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被农会叫出来当众游街,受了多少年气的农民扬眉吐气。

这些变化,曾绍山都看在眼里。一个从小就见惯了地主怎么压榨佃户、怎么让人家孩子辍学放牛的少年,心里对旧社会的不满,在这些场景的反复刺激下,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

1929年5月,商城南部爆发了立夏节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和临时革命政权随之成立。起义的消息在乡间传得很快,几天之内,周围的村子里都在议论。

当年6月,在革命运动的直接感召下,曾绍山与5名青年一起参加了红军,从此正式走上了另一条路。这一年,他15岁。

入伍之初,曾绍山被分配到红三十二师九十七团当勤务兵。

勤务兵这个职位说白了就是跑腿打杂,传个命令、送个文件、做些杂活,谈不上什么技术含量,但也正是因为每天要跟各级干部和战士打交道,曾绍山在这个岗位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慢慢被上级观察到了。

上级看到这个孩子为人诚实可靠,脑子也灵活,没过多久便把他调到师部当传令兵,这是一个更靠近指挥核心的位置,对于一个刚入伍的十几岁少年来说,已经算得上一个不小的机会。

1929年12月,商城县守军内部发生内乱,各路势力混战。红三十二师决定趁乱夺取该城。25日清晨,部队利用风雪弥漫的天气掩护,采用偷袭战术,一举突入城内,解放了商城。

这是曾绍山经历的第一场真正的战斗。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他跟着部队往里冲,不停地在各个指挥位置之间奔跑传令,在枪林弹雨里经受住了战火的第一次考验。

1930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成立,曾绍山被调往红一军手枪营传令班任班长,这是他军旅生涯里第一个带"长"字的职位,从兵到班长,对于他来说是个节点。

随后他又先后担任红四军教导团少共团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职务一路爬升,从班长到排长,再到更高一级的宣传队管理岗位。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正式成立,此后数年间曾绍山随部队转战鄂豫皖,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鄂豫皖的山地地形给这支队伍提供了周旋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极端艰苦的生存条件。

这几年里,曾绍山先后担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宣传队队长、团部书记、师政治部秘书、师司令部书记,每个岗位轮下来,既有做文字工作的经历,又有跟随部队在一线战场周旋的历练,把政工和军事两条线上的基本功都磨了一遍。

1932年10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受挫,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向西转移,进入陕南。曾绍山随军来到这里,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参加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

这一段时间,他在极为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中摸爬滚打,积累了在多线压力下维持部队作战状态的经验。

1933年初,曾绍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调任第十师政治部秘书。

入党这件事,对他个人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他从一个参加红军的农村少年,正式成了有组织归属的革命队伍成员,此后的每一步,都与这个组织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再没有分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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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过草地,三过雪山,以顽强走完全程

1933年,国民党军田颂尧部指挥38个团近6万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川陕苏区发动围攻,这就是历史上的"三路围攻"。曾绍山全程参加了历时4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作战。

这期间,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参与翻印编印了《党员须知》《连指导员须知》等教材和宣传品,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从11月开始,他又参加了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以及广昭等战役。

这前后近两年的持续战斗,让曾绍山积累了大量在复杂地形和持久消耗战中的作战参谋经验,尤其是情报侦察和敌情判断方面的能力,在这段时间里有了显著的提升。

不断轮换的岗位、不断变化的战场态势,磨出了他在这方面的一套本事。

1935年初,曾绍山改任第十师司令部参谋,这是他正式进入作战参谋序列的开始,职责从辅助转向了具体的战术筹划和侦察工作。4月,随部队离开川陕苏区,开始长征。

关于曾绍山在长征期间的经历,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保存的史料有具体记录。长征途中,他以侦察参谋的身份多次带队探路,走在大部队前面去摸清地形和敌情。

草地行军期间,粮食极度匮乏,他每天只能吃两把青稞面,剩下的就靠挖野菜填肚子。那段时间能准备到二三公斤青稞粉制成的干粮,已经算是在战友接济下相对幸运的情况了。

草地这个地方,光是用"艰难"两个字根本不足以描述。沼泽遍布,走路稍不注意就会陷进去;气候变化无常,白天烈日曝晒,夜里温度骤降,身上单薄的衣物完全抵御不了。

许多人就倒在了草地里,再也没能走出来。

在中共六安市委党史资料里,曾绍山提到,那段日子里,他亲眼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而自己能做的只有继续走,不能停,一停下来就是死。

1935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之后,红军总部决定分左右两路军向北挺进。

然而此后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命令,坚持率部南下,曾绍山所在的第十师被裹挟其中,随部再次穿越草地。

这是他第二次过草地,比第一次更加艰难,因为部队已经在漫长行军中消耗了大量体力和物资,回头再走一次意味着要用剩余的力气去完成同样消耗巨大的路程,精神和体力上的双重消耗,远比第一次更难支撑。

1936年2月,部队从天全、芦山一带撤离,再次连翻几座雪山,顺小金川向丹巴、道孚方向前进。

这一次,曾绍山提前做了充分准备——他协助师部将所有的牲口集中起来驮伤病员,准备了足够的布匹缝制成衣服和帐篷,将重伤员分别编成连队,挑了责任心强的同志带队,把各项物资准备工作做到了比前两次都更细致的程度。

由于准备相对充分,这一次翻越雪山的减员比前两次少了不少,部队建制保持得相对完整。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师,曾绍山参与组织了慰问队,锣鼓喧天地迎接兄弟部队,史料记载这次会师给大批长期在苦战中煎熬的将士们大受鼓舞。

之后,三路北上,曾绍山随第十师被编为左纵队,在朱德率领下第三次穿越草地,于1936年10月8日,作为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三过草地,三过雪山,是曾绍山在长征期间留下的最基本的历史记录。

这段经历发生在1935年至1936年之间,每一次穿越草地的时间跨度从数天到数十天不等,期间伴随着粮食匮乏、气候严酷、敌军追击等多重压力。

能够走完全程的人,往后无论站在哪个岗位上,那段经历都会是最底层的心理支撑,这一点在很多长征亲历者的回忆里都有相似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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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36年9月,甘肃旧城那五天五夜

1936年9月,长征接近尾声,红四军第十师在完成甘孜会师后随队北上,来到甘肃南部一个叫旧城的地方,计划在此休整,同时派人侦察敌情,为大部队后续开辟前进道路。

旧城这个地方,地处甘肃南部,靠近临夏、夏河一带,正处于马步芳部的势力范围边缘。

进驻旧城的前两天,一切还算平静,部队忙着补给和休整,侦察人员出去摸敌情,没有发现大规模异动。

然而进驻旧城的第三天,情况骤然逆转。

马步芳的骑兵旅从临夏、夏河两个方向同时赶到,将整个红十师团团围在旧城之内。

马步芳是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是当时西北一带最重要的地方军阀势力之一,其部队骑兵众多,惯于大范围机动包抄,战法凶悍,对红军在西北地区的行动造成了持续的威胁。

1936年10月,马步芳部参与围堵西路军,给红军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这是稍晚于旧城守城战之后发生的事。

这一次,红十师被围在一座旧城里,与马家军的骑兵旅对峙,双方力量差距明显,形势极为危急。

师长余家寿、政委叶道志、参谋长范朝利三人碰头之后,决定:率部突围。然而激烈的战斗打了整整三天三夜,突围的尝试一次次被打回来,始终未能冲出包围圈。

马家军骑兵的机动能力极强,每当红十师的突围部队冲出某个方向,对方的骑兵便能在极短时间内从侧翼包抄截断,突围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却始终无法打开缺口。

三天之后,师领导重新研究形势,决定改变策略:暂停强行突围,转为固守待援,同时寻找机会向外派遣小股部队突围联络总部。

为了加强城墙的守备,师领导从师机关、直属队和交通侦察队中,抽调了一批精干人员,组成一支突击队,每人配备一支驳壳枪和一把战刀,并发给充足弹药,由时任营级干部的曾绍山带领,不分昼夜在城墙上巡逻,哪里出现紧急情况,便赶过去支援守城部队。

曾绍山手下,就是两支连队。

在这五天之内,马家军向旧城发动了多次强攻,每一次都带着骑兵的冲击势头,来去如风,凶猛异常。

曾绍山率着突击队在城墙上来回奔走,既要随时准备应对正面的突破口,又要防备侧翼和后方的渗透。

这是一种极度消耗体力和精神的防御方式,守城的战士们在连续多天的拼杀之后,几乎每个人都已筋疲力尽,但阵地不能丢,一旦某个方向垮了,整座城的防线就会跟着崩溃。

就这样,曾绍山带着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将马家军打退,硬撑了下来。

五天之后,弹药消耗到了维持不了多久的程度。城内与总部之间的无线电联络也已中断,援军在哪里、什么时候来,没有任何消息。

师领导当机立断,决定继续向外派遣突围人员,打通与总部的联系,这是当时唯一的出路。

前几批派出去的人,消失在了旧城外面,再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能活着冲过马家军包围圈的概率极低,大多数人很可能在出城之后不久便遭遇了马家军的巡逻骑兵。

这个沉默的事实,让守城的战士们心里都清楚,出城联络是一件九死一生的差事。

就在这时,曾绍山被叫到了师指挥部。

政委叶道志说明了情况,需要再派一批干部带队出城联络。

曾绍山主动请求由他承担这次任务,理由很实际:他对城内城外的地形都比其他同志更熟,侦察参谋的工作经历让他掌握了大量城外地形的细节,出城之后规避敌人哨线的把握更大,而且一旦联系上总部,汇报情况时也更加清晰准确。

他只挑了两个人同行,说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人少目标小,便于隐蔽。三个人趁着夜色出城,七拐八绕,避开了马家军的岗哨,最终成功找到了前来支援的兄弟部队,联络任务就此完成。

随后,曾绍山带着援军赶回旧城,将马家军击退,红十师得以冲出包围,顺利撤到了陕北。

这段经历的史料来源,是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收录的《长征中的曾绍山》一文,以及《党史博采》2022年第2期的记载,涉及的具体人名——余家寿、叶道志、范朝利——均有相关历史文献可以核对,旧城的地理位置在甘肃南部亦有据可查。

这五天五夜的守城经历,是1936年这段历史里曾绍山留下的最具体的记录,也是他从一个营级干部开始,用行动积累资历的重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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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二十年仗越打越大

全面抗战爆发,是1937年7月7日。

这一天之后,红军各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曾绍山所在的红四军第十师,在1937年8月下旬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他以司令部参谋的身份随队出发。

部队从陕西出发,开赴正太铁路南侧地区,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8月30日,第七六九团作为师先遣队,在刘伯承亲自率领下进入山西境内。

途中,刘伯承抓紧每一段行军间隙给全团干部讲解作战思想和游击战术,这对曾绍山后来的参谋工作和指挥作战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多年后的回忆里多次提及这段经历。

1937年10月,部队进抵代县以南滹沱河东岸地区,忻口方向的激战声不断传来。

团长陈锡联通过侦察判断附近有日军机场,经实地确认,在距离部队五公里外的阳明堡镇南边发现日军机场,有飞机24架,机场警卫和地勤人员约200余人,周围设有铁丝网和简单工事。

1937年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打响。全团战士绑紧装备,悄无声息地摸进机场,直到距离飞机30米处才被哨兵发现,随即展开突击,整场战斗不足一个小时。

这场战斗以牺牲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余人,毁伤飞机24架,有力支援了忻口防御作战。

曾绍山全程参与了这场战斗,这是第七六九团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也是整个第一二九师建立后的开门红。

阳明堡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太行山区,当地至今还流传着"阳明堡里一把火,日寇飞机一扫光"的歌谣,曾绍山是那把火的参与者之一。

此后,曾绍山参加了伏击日军邯长交通线、反"九路围攻"、夜袭辽县寒王镇、白晋铁路破袭战等一系列战斗。

在白晋铁路破袭战中,曾绍山具体组织的作战方案受到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高度赞扬。

他的职务也随之逐级提升,从司令部参谋升至旅司令部作战股股长,1939年再升任旅参谋长。

1940年,百团大战打响。

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性战役,彭德怀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逾百个团,主要目标是破袭敌人的铁路交通线,给日军的运输和通信造成全面打击。

曾绍山随部参战,完成了旅参谋长职责范围内的各项部署与协调任务,战后受到上级通报表扬。

1941年10月,曾绍山出任新编第十旅副旅长,兼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第二军分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地处正太、同蒲、白晋三条铁路线之间,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北部屏障,被称为"太北的门户",是日军"扫荡"和"蚕食"最为凶猛的地区之一。

根据地内的群众长期生活在日伪的双重压制之下,敌伪据点密布,维持会渗透到了村一级,局面相当棘手。

曾绍山到任之后,在辖区内组建了5个武工队、1个侦察队和1个交通队,不断深入农村群众,积极打击日伪武装。

武工队这种灵活机动的作战形式,是对付日军"蚕食"政策的有效手段——小分队深入敌后,主动出击,既能收集情报,又能打击日伪在地方上的据点和维持会组织,让敌人在控制区的后方始终无法安稳。

1942年5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兵力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中心区发动大规模夏季"扫荡"。

曾绍山组织各武工队和侦察队展开全区联动反扫荡,一夜之间将以马坊为中心的200多个村的维持会全部瓦解,同时指挥主力部队拔据点、炸桥梁、破路,使在辽县督战的日军津田美武陷入全面被动,被迫分路回撤,扫荡计划落了空。

1943年,曾绍山兼任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军政双肩挑,负担更重,但也让他在这一阶段对根据地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有了更为系统的掌握。

同年春季,一二九师发起对日军的攻势作战,曾绍山指挥第二军分区部队与第三军分区主力一起围困辽县,强袭洪杜、攻克七里店等据点。

1945年6月,为配合冀中区的子牙河战役,曾绍山指挥部队在宁晋以南发起攻势,经6天激战,攻克艾辛庄、东汪、东陈等据点,歼灭日伪军700余人;

随后协同第一军分区部队袭入赞皇城,再歼日伪军500余人。两场战斗加起来,消灭了该地区日伪武装的大部分有生力量,打通了根据地的联通通道。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全面抗战宣告结束,曾绍山随即投入全线反攻,4天内收复马坊、沾尚、冀家脑等据点,并逼近榆次、太谷。

抗战胜利后,内战的阴云很快笼罩了整个中国。曾绍山被调任太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辖第十三、第三十、第三十一团。

1945年10月,军区部队整编,他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纵队司令员正是阳明堡的老搭档陈锡联。两人再度并肩,这一次面对的已不再是日寇,而是内战的战场。

1945年10月,邯郸战役打响,这是第三纵队组建后参加的第一次战役,也是曾绍山以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身份协助陈锡联打的第一仗。

战役期间,曾绍山指挥第八旅向西王曹守军发起攻击,歼其800余人,截断了第三十军的南撤去路。

31日夜,第七旅第十九团将第三十军第三十师1000余人全部包围,在山炮配合下实施突击,将其全歼。11月2日,邯郸战役结束,第三纵队开局告捷。

1946年6月,蒋介石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随即投入反击,曾绍山参与指挥第三纵队先后参加陇海路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等,在一系列连续作战中积累了大兵团联合作战和平原作战的宝贵经验。

1947年8月,千里跃进大别山。第三纵队连续4昼夜急行军,冒着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穿越黄泛区,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

在张家店地区,曾绍山参与指挥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八师师部及第六十二旅,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以来第一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正规旅的完整胜利。

1947年秋,曾绍山出任皖西军区司令员,负责在皖西地区建立根据地,扩大地方武装,建立各级政权。至1947年底,皖西地区县、区各级政权相继建立,部队建设也有了较大发展。

1948年,曾绍山回任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继续随刘邓大军转战中原。

1949年1月,第三纵队在安徽阜阳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曾绍山任军长,鲍先志任政治委员。

此后,部队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浙赣地区金华、龙游、丽水等地,随后进军西南,先后解放重庆、潼南、南充和成都,于1950年初完成进军四川的全部任务。

1950年1月,曾绍山被任命为川东军区副司令员。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50年初,这将近13年时间里,曾绍山从一个营级参谋起步,历经阳明堡夜袭、百团大战、太行反扫荡、邯郸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渡江战役、进军西南,走到了军长的位置上。

每一步都踩在真实发生过的战役里,每一个职务的提升背后都有具体的战斗经历支撑,没有哪一段是空白的。

这些,全都会在1955年的那份授衔档案里留下记录。

然而,就在他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轨迹已经相对明朗的时候,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把他推向了另一个战场——而那个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才是1955年他自己掰着手指怎么算都没算到结果的真正关键所在。

授衔典礼上,当那两个字念出来的瞬间,曾绍山看着眼前的肩章,彻底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