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我叫赵玉兰，今年三十二岁，在大连一家水产加工厂上班。
说起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嫁给了刘建国。
那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我躺在手术台上，肚子疼得死去活来。医生说孩子胎位不正，必须剖腹产。我妈在外头急得直跺脚，我爸一根接一根抽烟，走廊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我抓着护士的手，指甲都掐进她肉里了。护士疼得龇牙咧嘴，但还是好声好气地安慰我：“别怕啊，打了麻药就不疼了。”
可我心里清楚，最疼的不是生孩子。
就在我被推进手术室的前一个小时，我收到了刘建国的短信。就一行字：“今天我和小娟结婚，你怎么没来？”
小娟全名叫孙小娟，是刘建国的青梅竹马。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住同一条胡同，上同一所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一个班。我嫁给刘建国那会儿，他妈就说：“小娟那闺女多好啊，知根知底的，你咋就看上个外地来的？”
我是吉林人，老家在白山，嫁到大连算是高攀了。刘家在本地有两套房，他爸在码头当过调度员，退休金不少。我家呢？我爸下岗多年，我妈在超市做保洁，全家就指着我这份工资。
当初刘建国追我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玉兰，我就喜欢你这种朴实的姑娘，不像城里那些女孩娇气。”我当时感动得不行，觉得自己命好，遇上个真心人。
结婚三年，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婆婆嫌我不会做饭，嫌我不懂规矩，嫌我说话带东北口音。刘建国开始还帮我说几句话，后来就跟他妈站一块儿了。有一回我加班到晚上九点回家，饭桌上连个剩菜都没有。我自个儿煮了碗挂面，婆婆在旁边阴阳怪气：“有些人啊，嫁进来就是享福的，连顿饭都不做。”
我忍着没吭声，眼泪掉进面碗里。
去年秋天，我发现孙小娟跟刘建国走得特别近。她离过一次婚，带着个四岁的女儿住在娘家。隔三差五就来家里串门，一口一个“建国哥”叫着。婆婆见了她就眉开眼笑，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比对亲闺女还亲。
我跟刘建国提过这事，他一脸不耐烦：“你想多了，我跟小娟从小一块长大，要有啥早有了，还能轮到你？”
可我信不过。
女人的直觉有时候准得可怕。我偷偷翻过他手机，聊天记录删得干干净净。但有一次他洗澡，手机响了，我瞥了一眼，是孙小娟发的微信：“建国哥，婚纱我试好了，你看照片好不好看？”
婚纱。
这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我没声张，把手机放回原处。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看着身边打呼噜的刘建国，心里凉透了。
两个月后我查出怀孕，以为这孩子能挽救婚姻。我把化验单拿给刘建国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就说了句：“哦，那就生呗。”
婆婆倒是高兴了一阵子，逢人就说他们家要添丁了。可没过多久，她又开始念叨：“这要是生个闺女可咋整？老刘家三代单传，可不能断了香火。”
我听了心里堵得慌，但想着孩子要紧，忍了。
预产期在一月中旬。我提前请了产假，在家待产。那段时间刘建国回来得越来越晚，有时候干脆不回来，说是单位加班。我给他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敷衍几句就挂了。
腊月二十二那天晚上，我肚子开始阵痛。我妈陪着我去了医院，给刘建国打电话，他说在加班，让我妈先照顾着。我妈气得骂了几句，但也无可奈何。
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完说情况不太好，羊水偏少，胎位也不正，建议马上剖腹产。我疼得满头大汗，签了手术同意书，手抖得字都写歪了。
就在这时候，手机响了。
我以为是刘建国，挣扎着拿起一看，是一条彩信。孙小娟发来的，照片上她穿着白色婚纱，挽着穿西装的刘建国，笑得眼睛弯成月牙。背景是个布置得很喜庆的酒店大厅，红毯、鲜花、气球，样样齐全。
下面附了一行字：“玉兰姐，我和建国哥今天结婚，你来喝杯喜酒吗？”
我感觉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头顶，又瞬间凉透。肚子猛地抽痛，我弓着腰，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护士看我脸色不对，赶紧过来扶我：“怎么了？是不是疼得厉害？”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
紧接着刘建国的短信就来了：“今天我和小娟结婚，你怎么没来？”
我怎么没来？
我在给你生孩子啊。
我咬着嘴唇，尝到了血腥味。我妈在旁边急得团团转：“玉兰，你别吓妈啊，到底咋了？”
我把手机递给她，我妈看了一眼，脸刷地白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手术室的灯亮了，护士推着我往里走。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的日光灯一盏盏掠过，刺眼的白光晃得我睁不开眼。耳边是仪器的滴滴声，还有医生护士匆忙的脚步声。
麻醉针扎进脊椎的时候，我感觉到一阵冰凉。意识渐渐模糊，最后听到的是医生说：“血压有点低，准备输血......”
等我再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病房里很安静，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暖黄。我低头看见肚子上缠着纱布，旁边婴儿床上躺着一个小小的襁褓。
我妈坐在床边，眼睛红肿，见我醒了，连忙凑过来：“玉兰，你感觉咋样？伤口疼不疼？”
我嗓子干得像砂纸，费了好大力气才挤出一句话：“孩子......男孩女孩？”
我妈眼圈又红了：“是个小子，六斤八两，可壮实了。”
我扭头看向婴儿床，那个小小的人儿正睡得香甜，脸蛋红扑扑的，头发黑黑的，像个小老头似的皱在一起。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脸，软软的，热乎乎的，心一下子就化了。
“妈，刘建国来过没有？”我问。
我妈没说话，把头扭到一边。
我明白了。
他没来。
我闭上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滑进耳朵里，痒痒的，但我懒得去擦。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条短信和那张照片，像电影片段一样循环播放。
护士进来查房，给我量了体温，又问了些情况。临走时犹豫了一下，小声对我妈说：“大姐，住院费得交了，昨天押金不够，还欠着三千多呢。”
我妈点点头：“我知道了，这就去交。”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旧钱包，翻了半天，拿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数了数，又塞回去，起身出去了。我知道，那是我妈攒了大半年的养老钱。
过了一会儿，我妈回来了，手里提着个保温桶：“我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趁热喝点。”
我撑着坐起来，伤口扯得生疼。我妈把枕头垫在我背后，一勺一勺喂我喝粥。小米粥熬得稀烂，里面放了红枣和红糖，甜甜的，暖暖的，顺着喉咙流进胃里。
“妈，”我说，“我想离婚。”
我妈手里的勺子顿了一下，继续喂我：“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那孩子咋办？”
我看着婴儿床上的儿子，心里揪着疼：“我要带走。”
我妈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行，妈帮你。”
喝完粥，我又躺下休息。迷迷糊糊中听见我妈在走廊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清了几个字：“......欺负人......告他们去......”
下午三点多，病房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我小姑子，刘建国的妹妹刘建英。她比我大两岁，嫁到了开发区，平时很少来往。今天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烫着卷发，脸上画着浓妆，一进门就嚷嚷：“嫂子，你还好吧？”
我没说话，看着她。
她自顾自地在床边坐下，从包里掏出个红包放在床头柜上：“这是我妈让我带来的，给孩子的。”
“谢谢。”我说。
“嫂子，”她搓着手，欲言又止，“我哥那事......你也知道了？”
“知道。”
“唉，”她叹口气，“你说这叫啥事嘛。我妈也是糊涂，由着他胡闹。不过嫂子你也别太难过，反正都这样了，你得往前看。”
我听着她说话，心里没有任何波澜。也许是因为麻药劲儿还没过，也许是已经疼到麻木了。
“我哥说，”她压低声音，“他想跟你谈谈离婚的事。房子是他婚前买的，归他。存款也没多少，他说给你三万块，孩子归你，他每月给抚养费。”
“三万？”我冷笑一声，“我给他生了儿子，他就给三万？”
“嫂子，你也知道我哥那人，抠门惯了。这还是我跟他说了半天才答应的。”刘建英赔着笑脸，“你要是不答应，他可能一分都不给。”
“让他来跟我谈。”我说。
刘建英走了以后，我妈气得浑身发抖：“三万块钱就想打发你？他们家还是人吗？”
我抱着孩子，看着他熟睡的小脸，心里盘算着。三万确实不多，但足够我租半年房子，买些奶粉尿布。我得先稳住，等身体恢复了再说。
晚上七点多，护士来给孩子洗澡。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发呆。城市的灯火一点点亮起来，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大概是哪家办喜事。
是啊，今天是小年，很多人都在办喜事。
我拿起手机，翻开朋友圈。果然，孙小娟发了九宫格照片，配文是：“最好的小年礼物，嫁给最爱的人。”照片里的她笑得灿烂，刘建国搂着她的腰，两人站在酒店门口，身后是大红的“囍”字。
底下评论一片祝福：“恭喜恭喜！”“郎才女貌！”“终于修成正果了！”
我划着屏幕，手指冰凉。
突然，我看到了婆婆的评论：“儿媳妇真漂亮，妈太开心了！”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扣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第二章
出院那天是腊月二十八，离过年还有两天。
我妈帮我收拾好东西，抱着孩子，搀着我慢慢往外走。剖腹产的伤口还在疼，走路得弓着腰，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到了医院门口，冷风迎面扑来，我打了个哆嗦。大连冬天的海风又湿又冷，钻进骨头缝里。我妈拦了辆出租车，把我扶进去，对司机说：“师傅，去山东路那边。”
车开了十几分钟，停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这是我妈临时租的房子，一室一厅，一个月八百块。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窗户上贴着我妈剪的窗花，挺有过年的气氛。
“先在这儿住着，”我妈说，“等你身体养好了再说。”
我坐在床上，看着怀里吃奶的孩子，心里五味杂陈。小家伙吃得吧唧吧唧响，小手攥着我的衣襟，眼睛闭着，睫毛长长的，像两把小扇子。
“妈，给孩子取个名吧。”我说。
我妈想了想：“叫赵阳吧，希望他长大了阳光一点，别跟他爹似的。”
“赵阳......”我念叨了两遍，“好听，就叫赵阳。”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妈包了饺子，做了四个菜。我们娘仨围在桌前吃年夜饭，电视里放着春晚，热闹得很。但我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什么。
吃到一半，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刘建国。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起来。
“喂，玉兰，”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心虚，“你......出院了？”
“嗯。”
“孩子还好吧？”
“挺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他又说：“那个......离婚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看着窗外的烟花，冷冷地说：“三万太少。”
“那你想要多少？”
“十万。”
“十万？！”他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你抢钱啊？我哪有那么多钱！”
“你结婚摆酒席的钱都有，给我十万就没有了？”
他被噎住了，半天才说：“那不一样，那是......”
“是什么？是你娶小三的钱？”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他语气软了下来，“我跟小娟的事，确实是我不对。但你想想，咱俩本来就不合适，硬凑在一起也没意思。我给你三万，你把孩子带走，以后各过各的，不是挺好的吗？”
“刘建国，”我说，“我给你生了儿子，你就拿三万打发我？”
“那你还想怎样？房子是我家的，车子是我妈的，我手里就这点积蓄。你要是不同意，那就拖着呗，反正我不着急。”
我深吸一口气，压住心里的火：“行，那就拖着。”
挂了电话，我妈问我咋回事，我把事情说了。我妈气得拍桌子：“他这是欺负你没本事！玉兰，咱告他去！”
“妈，告他要花钱花时间，我现在哪有那个精力。”我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先把孩子带好再说吧。”
过年那几天，我哪儿都没去，天天窝在家里带孩子。小家伙能吃能睡，长得很快，半个月就胖了一圈。我看着他一天天变样，心里既高兴又酸楚。
正月十五那天，我接到了法院的电话。
原来刘建国去法院起诉离婚了，理由是感情破裂。法院通知我出庭，时间定在三月初。
我拿着传票，手抖得厉害。虽然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但真正来临的时候，还是觉得难受。
开庭那天，我抱着孩子去的。刘建国也来了，身边跟着孙小娟。她穿着一件粉色大衣，肚子微微隆起——她也怀孕了。
看到她的肚子，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怪不得刘建国这么急着离婚，原来是这边也怀上了。
法官问了基本情况，然后进行调解。刘建国的律师拿出一份协议，上面写着：孩子归我，刘建国每月支付八百元抚养费，一次性补偿我三万元。
我看了一遍，说：“抚养费太少。”
律师说：“根据法律规定，抚养费一般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刘先生月收入四千，八百块已经不少了。”
“他现在是四千，但他以前在码头干活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七八千。他是故意换了个工资低的活儿。”
法官看向刘建国：“是这样吗？”
刘建国支支吾吾：“我......我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了，就换了份清闲的工作。”
“你才三十三，怎么就干不动了？”我忍不住说。
“行了行了，”法官敲了敲桌子，“双方都冷静一下。这样吧，抚养费定为一千二，补偿款五万，你们看行不行？”
刘建国还想讨价还价，孙小娟拽了拽他的袖子，小声说：“算了，给她吧，省得麻烦。”
他这才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也点了头。
出了法院大门，刘建国追上我：“玉兰，那五万块钱我一时拿不出来，得分期给。”
“不行，一次性付清。”
“我真的没钱......”
“你不是刚收了礼金吗？结婚收了不少吧？”
他被我说中了，脸色难看：“那是我们的钱，跟你没关系。”
“那我不管，你不一次性付清，我就不签字。”
说完我抱着孩子就走了。身后传来孙小娟的声音：“你看看她，什么人啊！”
我没回头。
回到家，我把孩子放在床上，瘫坐在椅子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我妈端了碗面条过来：“吃点东西吧，别把自己饿坏了。”
我摇摇头：“吃不下。”
“不吃怎么行，你还要喂奶呢。”
我勉强吃了半碗，胃里翻腾得厉害，差点吐出来。我妈看着我，心疼得直抹眼泪。
过了两天，刘建国托刘建英送来了五万块钱。刘建英把钱放在桌上，欲言又止地看着我：“嫂子，我哥那人是不地道，但你也别太恨他。好歹他是孩子的爸，以后有什么事，还能帮衬一把。”
“不用了，”我说，“我跟他不相欠。”
刘建英叹了口气，走了。
我用那五万块钱交了半年房租，剩下的存起来，留着给孩子买奶粉。然后我开始找工作。
因为刚生完孩子，很多单位都不要我。跑了十几天，总算在一家小饭店找到了工作，洗碗切菜，一个月两千五。老板娘看我带着孩子不容易，允许我把孩子带到店里，放在后面的休息室里。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苦是苦了点，但好歹能活下去。
转眼到了五月，天气暖和起来。赵阳已经四个多月了，白白胖胖的，见人就笑，可爱极了。我每天下班回家，看到他冲我笑，一天的疲惫就烟消云散。
有天傍晚，我推着婴儿车在小区里散步，碰到了隔壁楼的王婶。王婶是个热心肠，看我一个人带孩子，经常帮忙搭把手。
“玉兰啊，”她神秘兮兮地凑过来，“你听说没？刘建国那边出事了。”
我心里一动：“什么事？”
“他那个新媳妇，孙小娟，前几天摔了一跤，孩子没了。”
我愣住了。
“听说是在楼梯上踩空了，滚下来好几级台阶。送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保不住了。”王婶压低声音，“你说这是不是报应？”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乱糟糟的。
回到家里，我抱着赵阳坐在沙发上，脑子里翻来覆去想这件事。按理说我应该高兴，那个女人抢了我老公，现在遭了报应。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反而觉得有些悲哀。
说到底，孩子是无辜的。
又过了几天，刘建英突然来找我。她一进门就哭：“嫂子，你帮帮我哥吧！”
“怎么了？”
“小娟流产以后，一直在家养着。前两天我哥喝醉了酒，跟她吵了一架，动手打了她。她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说要离婚。我哥现在天天喝酒，班也不上了，我妈急得高血压都犯了。”
我听完，面无表情地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嫂子，我知道我哥对不起你，但看在孩子的份上，你能不能劝劝他？”
“劝他什么？劝他跟孙小娟好好过日子？刘建英，你觉得我该做这种事吗？”
她被我问住了，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你回去吧，”我说，“我跟刘建国已经没有关系了。”
刘建英走后，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看着窗外的月亮发呆。赵阳在梦里咂了咂嘴，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
我轻轻拍着他的背，心里默默说：儿子，咱们娘俩，以后就靠自己了。
第三章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赵阳就一岁了。
这一年里，我换了三份工作，最后在一家家政公司稳定下来，专门给人做保洁。虽然辛苦，但时间灵活，能照顾孩子。我妈白天帮我带孩子，晚上我下班回去接手，娘俩轮流着来，倒也撑得住。
赵阳学会走路那天，我正在厨房炒菜。他扶着沙发站起来，摇摇晃晃走了两步，扑通摔倒了。我赶紧跑过去抱他，他却咧着嘴笑了，露出几颗小白牙，然后又爬起来，继续走。
我看着他那倔强的样子，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妈，你看，他会走了。”我哽咽着说。
我妈笑得合不拢嘴：“这孩子随你，皮实。”
那天晚上，我给赵阳洗完澡，哄他睡着后，坐在客厅里算账。房租、水电、奶粉、尿布、托儿费，加起来一个月要三千多。我工资三千五，加上我妈的一千多退休金，刚好够用，一分钱都攒不下来。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孩子越来越大，开销只会越来越多。我得想办法多赚点钱。
正好这时候，我以前在水产加工厂的同事李姐给我打电话，说她现在在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干活，一个月能挣五六千，问我去不去。
我犹豫了一下：“那地方不是凌晨就得上班吗？”
“对啊，三四点钟就开始忙了，到中午就收工。你白天还能干别的，多好。”
我想了想，答应了。
于是我开始了两班倒的生活。凌晨三点起床，赶到批发市场，帮着卸货、分拣、装箱，干到上午十点。回家匆匆吃口饭，睡两个小时，下午再去给人做保洁，做到晚上六七点。回家带孩子，哄他睡觉，自己再收拾收拾，十一点上床，睡四个小时，又是新的一天。
这样的日子累是真累，但收入确实多了不少。每个月能攒下一两千块钱，我心里踏实多了。
有天凌晨，我在批发市场干活，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玉兰？”
我抬头一看，愣住了。
是刘建国。
他瘦了很多，眼眶凹陷，胡子拉碴的，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棉袄，跟以前那个讲究的男人判若两人。他推着一辆三轮车，车上装着几箱冻鱼，看样子也是来进货的。
“你......你怎么在这儿？”他结结巴巴地问。
“打工。”我说完，继续低头搬货。
他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又问：“孩子......还好吧？”
“挺好。”
“我能看看他吗？”
我停下手中的活儿，直起腰看着他：“你觉得你有资格看他吗？”
他低下头，不说话。
这时候老板喊我：“玉兰，快点，这批货要赶着发走！”
我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刘建国在后面喊了一句：“玉兰，我对不起你！”
我没回头。
但那天之后，他开始时不时出现在我面前。有时是早上在批发市场碰见，有时是下午在我做保洁的小区门口。他也不多说什么，就是远远看着，或者打个招呼就走。
我心里烦得很，但又没办法。大连就这么大，难免会遇到。
有一天，他突然拦住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这里面是五千块钱，你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我没接：“不用，我自己能养活他。”
“我知道你能，”他硬把信封塞到我手里，“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
说完他转身就跑，我追都追不上。
回家后，我把信封扔在桌上，不知道该拿这钱怎么办。我妈看见了，说：“收着吧，反正是他该给的。”
我想想也是，就把钱存起来了。
又过了一个月，刘建英又来找我了。这次她脸色不太好看：“嫂子，我哥住院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了？”
“肝硬化，医生说再不戒酒就没救了。”她抹着眼泪，“他天天喝，谁也拦不住。小娟跟他离了婚，带着孩子走了。我妈气得中风，半边身子动不了了。我们家......完了。”
我坐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
“嫂子，”刘建英抓住我的手，“求你去看看他吧，他现在谁的话都不听，就念叨你和孩子。他说他对不起你，想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抽回手：“我不去。”
“嫂子......”
“我说了不去！”我提高了声音，“他当初是怎么对我的？我躺在手术台上给他生孩子，他在跟别人结婚！现在他落魄了，想起我来了？凭什么？”
刘建英被我吼得愣住了，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最后默默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赵阳在旁边睡得香甜，小脸红扑扑的，嘴角还挂着笑。我摸着他的脸，心里乱成一团麻。
我不是不恨刘建国。我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可是看到他现在的下场，我又觉得有些可怜。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去了医院。
病房里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刘建国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瘦得脱了形。看到我进来，他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玉兰......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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