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年八月的樊城，汉水翻涌，风声夹着箭雨，关羽立在船头，额头的旧伤被新箭划破，鲜血混进江水。他明白，这一仗早已超出了襄樊一隅的得失，却无路可退。许多年后回望那场风暴，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关羽之败，其实是三股力量共同放弃的后果，而非他个人的轻率。
当时的曹操兵分两路：自己亲赴汉中遏制刘备，命曹仁固守襄樊以牵制关羽。两线并进，本是老谋深算的必然选择。史书《资治通鉴》明确记载，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庞德屠宛后，曹仁便南屯樊城“讨关羽”。换句话说，关羽是被迫迎战，而不是主动点燃战火。若他按兵不动，襄阳、樊城失守，荆州门户洞开，一夜之间便能兵临江陵，那才是真正的守土失职。
然而，看似稳固的荆州防线里，最脆弱的其实是后院。糜芳掌管江陵兵粮，刘封坐镇上庸，潘濬则以治中从事之名行副州牧之责，这三人直接听命于成都。关羽手中的兵马，只是外线作战集团，却无力调动主仓粮草。将前锋与辎重人为分割，本身就是隐患。谁做出这种安排？刘备。
有人或许要替先主辩解：三路监督以防篡权，是王者必行之术。可问题在于，关羽被授予“督荆州事”，却不给“调度”实权，一旦外敌压境，如何即刻整合诸军？刘备从建安二十四年春至关羽败殁，始终没有发下哪怕一纸手令，要求糜芳、刘封全力支援前线。指挥链混乱，制约机制过重，荆州表面上人多将广，真正能听关羽号令者却只有两三万。不等于临阵削兵吗？
说到孙权那把“背后刀”，《三国志》留下短短一句“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后来演义被渲染成关羽轻慢东吴。可细读同书所载“进妹固好”，便看出两桩婚事性质迥异：孙权把妹妹“献”给刘备，是示弱；向关羽“索”女成亲，却是不请自来，意在挑拨臣与君。关羽拒绝、甚至怒骂，并非简单冲动，而是明白若答应了这门亲事，便等于默认自己与刘备平坐，名分先乱，军心随后散。倘若刘备当即站出来驳回孙权，孙吴就找不到借口南侵。偏偏成都那边一声不吭，反将礼度之责抛给前线将军，又让孙权看到了可乘之机。
接下来出场的第二个“关键先生”，是法正。刘备入蜀后纳吴懿之妹，等于将孙权之妹的“夫人”名分打入冷宫。法正被推为此策主张者。许多读者不解：一位顶级谋士，怎会拿联盟门面开刀？留下的唯一解释，是法正更关注益州本土豪强的整合，把东吴的情绪暂时放在一边。结果，此举让本已摇摆的孙刘同盟彻底断线。襄樊鏖战未分胜负，东吴忽然举兵白衣渡江，关羽顷刻之间腹背受敌。
第三位当负其责的人选，常为后人忽视——马超。马超受封左将军、督临沮，看似光鲜，实际被截断与故地西凉的联系，又被置于荆州北翼。麦城距临沮不过六七百里，潘璋、马忠尾随关羽南撤时，必经马超的辖区。史书没有一句交代马超驰援的记录，连一封急报都未见。胡峤曾评价马超“存亡系其胸中”，此时胸中若有半分同袍情谊，也该遣骑队接应，而不是按兵不动。关羽陷入孤军奔突的绝境，马超负有消极坐视之嫌。
有人会追问：诸葛亮当时身居军师将军，为何不调西线救火？别忘了，蜀汉军政体系仍是一人独裁。诸葛亮在成都所能掌握的，是后仓、转运、内政。调兵？那是丞相才有的权力。刘备若不松口，他即便胸中再多妙计，也只能束手。
试想关羽当日若有三个条件：一是刘备下诏统一指挥权；二是法正留存孙郎旧情、暂缓纳妃；三是马超南下临阵相救，荆州纵遭猛攻，也未必败于一朝一夕。可惜，现实里这三道闸门同时失守，关羽再骁勇，也只能凭一条大江做孤注一掷的豪赌。兵败当阳，麦城周遭已是吴军弓弩交错，他跃马突围未成，被潘璋、马忠送上东市。史家叹曰：其勇冠三军，其势孤九重。
局外人常拿事后诸葛议论“关羽三错”，似乎只要他低头结亲、事事谦忍，荆州就能岁月静好。真相是：他从未拥有摆布全局的自由，反而被多方掣肘——成都的疑虑、东吴的算计、西线同僚的旁观，层层叠叠，将他推向绝路。
战败之后，刘备怒发冲冠，倾国伐吴。有人说是兄弟情深，也有人看出愧疚与补偿的味道。法正已于223年病逝，遗憾无法见证连年白帝城前的风雨。马超更在关羽死后不久郁郁离世，似是天意报应，亦或心中难安。至于诸葛亮，只能在《出师表》中写下“先帝知臣谨慎”。谨慎二字，像极了那个时代妥协者的注脚。
荆州失而复得？那是后人虚构的美梦。现实没有回头路。关羽之败，是刘备布局、法正纵横、马超观望共同编织的结果。至此，曾经鼎足三分的雏形宣告崩塌，蜀汉从此被推向兵疲国弱的斜坡，而关羽那把青龙偃月刀，最终只留在传说里发出冷幽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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