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棠墨客 邓启金
雨是二〇二六年端午前两天开始下的。
重庆的天像被谁撕了一道口子,水不是落,是倒。政府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灰蒙蒙的雨幕把整座城市裹成一只湿透的茧。江水一夜之间涨上来,浑浊的浪头拍着堤岸,潮气顺着窗缝门缝往里钻,摸哪儿都是凉的,那凉意渗过皮肤,一寸一寸往骨头缝里走。
我站在阳台上,看雨。看着看着,四十年前的那场雨就跟着落下来了。
那年我七岁,在老家山村念小学二年级。那场端午前夜的暴雨,跟眼前这场一模一样——不,比这还大,还狠。几十年前的山里日子,家家户户都过得紧巴。每年夏收秋收一完,全村男女老少就得扛起沉甸甸的公粮,沿着十几里坑洼山路,一步一步挑去粮站上交。粗麻绳勒着肩膀,磨破了皮,结了痂,痂又磨破,反复几回,肩上便落了两块硬邦邦的茧。下雨天山路成了烂泥塘,粮袋摔进泥水里是常有的事,人滑倒了,膝盖磕在石头上,青一块紫一块,爬起来拍拍泥接着走。那会儿没什么补贴,也没人帮扶,遇上天灾人祸,外头指望不上,全靠一村人咬牙扛着、互相拉扯着,才活得下去。
那年端午前夜,雨来得邪性。
家里老辈子手缝的厚布伞,在狂风暴雨里跟纸糊的没两样。雨是横着砸过来的,斜斜的,带着力道,打在脸上生疼。没多久浑身就湿透了,冰凉的衣裳贴在身上,冷得人直打哆嗦。十二里盘山土路被山洪泡成一摊稀泥,胶鞋踩进去就陷住,拔出来费半天劲。我和几个放学的玩伴索性脱了鞋,光着脚踩进泥地里。碎石硌脚底,冰水浸着皮肉,一步一滑,谁也不敢停,闷着头往前走。
雷声就在头顶炸。一个接着一个,轰隆隆滚过山梁,闪电劈下来的时候,天和地都是惨白的。崖壁上的泥土被雨泡松了,一绺一绺往下滑,哗啦啦的声响混在雷雨里,叫人心里发毛。
翻过面前这座小山就能到家了。可就在山坳拐弯的地方,我迎面撞见一群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乡里乡亲,扛着锄头铁锹,脚步急匆匆地,全往我家的方向赶。他们前脚才挑完公粮回来,浑身骨头都是散的,衣裳还没换干,听说出了事,撂下碗就动身了。有人扯着嗓子在雨里喊我:“你家屋后高坎塌了!新房子后壁叫土石给压了!”
我那时候才七岁,不懂塌方是什么,只当大人又在逗我玩。我甚至笑了一下,不紧不慢地继续往前走。
等走近村口,隔着茫茫雨雾,我看见自家院子外头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心里才猛地一沉,撒腿就往里跑。
那栋夯土新房子,是父母连着好几年、交了公粮之后一分一文省下来,亲手夯筑搭建的。那是全家最大的盼头——我们终于要搬出那间牛圈改的茅棚了。我父母就是在那个茅棚里结的婚,我也是在那儿出生的。新房子的每一堵墙,都是父亲一杵一杵夯实的,母亲一筐一筐挑土填的。可如今,屋后那整面高土崖垮了下来,黄土裹着碎石,厚厚地堆在后墙根上,墙体已经被推得朝里倾斜,看着摇摇欲坠。
我丢下手里的伞,踩着泥浆跑进院子,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心里又慌又疼,说不清是害怕房子塌了,还是心疼父母那几年的血汗。
没人组织,没人动员,更没一分钱酬劳。全村男女老少自发地聚过来,能干的都干了。壮年汉子冒着高坎二次塌方的危险,在前面刨土搬石头;妇女们在后面来回清运淤泥杂物,竹筐磨破了手,树枝划出了血,没一个人停。雨一直没有小,哗哗地浇在每个人身上,蓑衣斗笠早就不顶用了,从头到脚都是泥水。
整整忙活了两个多钟头,那堆淤泥乱石才算清理干净。险情解除了。
我站在屋檐底下,看着那些浑身泥泞的乡邻,有人正蹲在雨里洗手上的泥,有人靠着墙喘气,有人冲我妈摆手说“没事了没事了”。那天晚上我就发了誓——小小年纪的,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就在心里一下一下地刻着:往后一定要报答村里人。那会儿常听老辈子讲,哪个知青考上了大学当了大官,谁家孩子参了军找着了出路。我天真地想着,将来若是有本事做了官,就把公路修到每家每户门口,再不用大家肩挑背扛走那十几里烂泥路;要是挣了大钱,就出钱给乡邻每家盖一栋结实的砖房,红砖青瓦,再不怕暴雨塌方。
那时候全村人都抱着同样的念想——走出大山,就能摆脱一辈一辈穷苦的命。
四十年了。一年一年的端午,慢慢再掀不起心里半点波澜。无非是单位发两盒粽子,放三天假。偶尔遇上几个仕途不如意的读书人,借着屈原大发感慨,空谈什么怀才不遇。新闻里、屏幕上,到处是城市日新月异、乡村旧貌新颜的好消息,时代一路高歌猛进。可我们这两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心里那些辗转的难处、代代流转的苦楚,从来没人细细地提起过。
直到今年这场雨落下来,一下子把我拽回了四十年前。
静下心来回望故土,物是人非四个字,像刀刻的一样扎心。当年雨天里伸出援手的老一辈乡邻,大多已经走了。他们埋在房前屋后的坡地上、田坎边,坟头上荒草深深,一年比一年密。剩下来为数不多还在留守的老人,守着空荡荡的村子,日子冷清拮据,连说话都找不着伴儿。
他们的后人——那些和我一起光着脚在泥里跑大的同辈伙伴——全部离开了农村,散落在天南海北不同的城市里讨生活。我们当初拼了命要逃离山里的洪涝贫瘠,逃离年年交公粮的苦日子,以为进了城就能改命,就能活成别人嘴里说的“逆袭翻身”。可现实一巴掌一巴掌扇过来,把我们打醒了。我们没有家底,没有人脉,没有退路,兜兜转转大半生,到头来全成了城市最底层那些奔忙劳碌的人。
父辈一辈子困在土地上流汗流血,我们进了城,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受苦。有人长年跑网约车,早出晚归,腰椎颈椎全是毛病,被平台的条条框框拴得死死的;有人风雨无阻送外卖,暴雨天也得在车流里钻,单薄的雨衣挡不住漫天的水,怕超时罚款,摔了跤爬起来接着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工地、在菜市场、在凌晨的批发市场干着最重的活,拿最薄的薪水,靠消耗身体换一口饭吃。父辈是土地上的牛,我们成了城市里的马,两代人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卖命,谈什么阶层跨越?那些被反复讲述的逆袭故事,对我们这些交公粮农户的后代来说,不过是挂在天边的画饼,看得见,够不着。
老家早已荒了。邓家四代人住过的老院子,院墙塌了半截,院里长了齐腰的野蒿。从前家家户户拾掇得干干净净的菜园和坡地,全叫灌木和荆棘吞了。我家那栋新房早拆干净了,如今连地基都找不着,埋在一蓬蓬荒草底下,看不出半点痕迹。祖辈、父辈,还有那些走得早的同辈亲人,都长眠在故土的坡坎间,坟前很少有人再去打理祭扫。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彻底没了烟火气。
我早就在城市安了家,却从未扎下根。说到底是住客,是租客,是过客。城市用得着我们的力气,用不着我们的魂。融不进的圈子,回不去的故土,两头悬空,心里一直空着一块,放什么都填不满。
年少许下的报恩心愿,到如今是彻底没法实现了。不是我忘了,是不敢忘,可人到中年,身上担子太重了。房贷要还,孩子的花销要供,父母的养老要顾,能把自己这个小家撑住已拼尽全力,哪里还有余力去回报旧日的乡邻?更让人唏嘘的是,当年那些恩人大多不在了,同辈伙伴散落四方,连报恩的对象都找不着了。心里还记着那碗姜汤的热、那些手的糙,可现实像一堵软墙,使不上劲,推不开,只剩下满心的无力。
就连端午回家这件事,也身不由己。
原本打定了主意,哪怕两百多公里路途遇上再大的暴雨,也要回去看看年过古稀的父母。可孩子假期有自己的安排,家里一堆琐事绊着脚,来来回回权衡了好几遍,最后还是把回乡的日子往后推了,推到不知何时的“下次”。总说来日方长,可父母一年一年老下去,来日还有多长呢?电话里父亲说“你们忙,忙了好”,语气淡淡的,我挂了电话在阳台站了很久,雨声灌满耳朵,心里头堵得慌。
眼下窗外大雨还在下。街头的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打零工的人,还在雨里来来回回跑着。他们大多和我一样,是从前的山村农户后代。端午市面上粽子五花八门,包装越来越精美,广告里阖家团圆的画面温情脉脉。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端午不过又是一个要出工干活的日子。粽子能填肚子,却填不满两代人漂泊的空洞。
宏大的发展叙事里,到处是城市日新月异、各项数据节节攀升的亮眼成就。时代的大车轰隆隆往前开,可很少落笔到普通人一代又一代的命运流转上。口号里说着努力就有出路,却看不见那些牢牢困住底层人的隐形壁垒。这么多年,我们沉默,忍让,埋头过日子。可沉默不代表认命。
我忍不住在心里发问,问得满是不甘——
父辈勤勤恳恳一辈子,踏实交公粮、守着乡土抗灾劳作,默默奉献几十年,到老为何只剩落寞清贫?
我们一辈子安分守己,踏实干活、踏实养家,从不偷懒耍滑,耗尽半生血汗,为何一代一代困在底层,怎么也挣不脱?
那些人人称道的公平机遇、奋斗改命的机会,为什么落到我们这些乡土走出来的人身上,就这么难?
我们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不甘心的是——苦和累竟然一辈一辈地往下传。我们能接受平凡,绝不甘心被命运死死摁在原地。半辈子沉默忍让,不代表灵魂低下了头。就算故土荒了,早年心愿落了空,就算前路还是那些老坎老沟,心底那点不甘和执拗,灭不了。
大雨还在冲刷这座城市。江水裹着泥沙,一刻不停地朝前奔。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还在风雨里埋头谋生——送外卖的捏紧了车把,开网约车的握稳了方向盘,工地上的人披着雨衣还在搬砖。前路茫茫,可心底的怒吼与不甘,还活着。
纵使身在异乡,无根漂泊,也绝不低头认命。
雨还下着。天亮之前,总有雨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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