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老宅台阶上擦那双皮鞋。

鞋帮子磨得发白,边角起了毛边,可我一直舍不得扔。

这是蔡梅香六十岁那年给我买的,在商场转了一下午,挑了半天才选中这双,说鞋底软,走路不累脚。

她一辈子就这点爱好,喜欢给我买鞋,说我脚大,不好买,得挑仔细了。

我正擦着,听见屋里傅大勇在打电话。

声音不小,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

“叔,您放心,我家老头那套房子地段好,两年前就传要拆迁,现在估摸着能到一百二十万。您要是感兴趣,咱尽快办手续,我这边养老院都打听好了,一个月两千八,条件不错,包吃包住……”

手里的擦鞋刷掉了,掉在台阶上,弹了一下,滚到泥地里。

我没去捡。

就那么坐着,手上的抹布还攥着,手指头发僵。

傅大勇的笑声从窗户里传出来,爽朗得很,像是在说什么大喜事。

他大概以为我耳背听不见,或者觉得就算听见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从来不会反对他。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他要什么我给什么,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

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下午。

从太阳正中坐到西斜,影子在脚底下越拉越长,从脚边一点点挪到了墙根底下。

中间孙德健下班回来,看见我坐那儿,停下来看了看:“老傅,咋了?坐这儿一下午了。”我摇摇头说没事,就想坐会儿。

他也没多问,拍了拍我肩膀就进了自己家门。

我又坐了一个小时,腿麻得不行了,扶着墙慢慢站起来。

膝盖咔咔响了两声,疼得我龇了龇牙。

进屋的时候傅大勇已经挂了电话,躺在沙发上看手机,翘着二郎腿,脚一晃一晃的。

看见我进来,头也没抬:“爸,晚上吃啥?”我说不饿,进了卧室关上门。

蔡梅香的遗物箱在床底下,用一块旧布盖着,上面落了一层灰。

我把它拖出来,打开盖子。

东西不多,几件她平时穿的衣服,一件她织了半截的毛衣,针还插在上面,毛线已经泛黄了。

还有一双新布鞋,她给自己做的,鞋面上绣了两朵小花,她手巧,绣得好看。

最上面放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她走之前一个月写的。

肝癌晚期,疼得厉害的时候趴在病床上写的。

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蹭花了,笔画断断续续的。

我认得那个笔迹,她年轻的时候字写得好看,后来手指关节疼,就慢慢写不好了。

“老傅,我这一辈子没去过什么地方。你退休了别学我,也出去走走。别光为儿子活,你也替自己想想。你这个人啊,一辈子就知道对别人好,从来不知道心疼自己。我走了以后没人管你了,你得自己管自己。”

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每看一遍,心口就酸一下。

蔡梅香嫁给我三十六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年轻的时候穷,住厂里的筒子楼,一间屋子十几平米,做饭在走廊上,上厕所要跑半条街。

她跟着我吃苦,一句怨言都没有。

后来条件好了,分了这套房子,她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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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就病了。

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老傅,我就一个遗憾,没出去看看。

我说等你好了我带你去,她笑了笑没说话——她知道自己好不了。

我把信纸叠好放回去。

床头柜上摆着她的遗像,黑白的,她笑得很安静,眉眼弯弯的。

那是她五十岁那年拍的,那时候身体还好,头发还没白。

我说:“梅香,我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傅大勇那通电话,一句一句地来回转。

我侧过身看着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黄乎乎的光影。

凌晨两点多,我爬起来打开床头灯,翻出手机,搜二手房车。看了两个小时,越看越精神。四点多的时候,我拨了一个电话,是之前那个中介。

“喂,我那套房子,还卖吗?”

中介说卖啊,一直挂着呢,就等您点头了。

我说成,今天办手续。

挂了电话,我给傅大勇发了条消息:“房子我卖了,钱我自己拿着。你妈留下的钱够我用了。你和芸熙好好过日子,不用操心我。”发完我就关机了,不给他打电话骂我的机会。

第二天上午八点,我去了房产交易中心。

签字,按手印,过户。

我活了六十二年,头一次这么快做完一件事。

从交易中心出来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天。

天灰蒙蒙的,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说不上来,就是胸口那块地方,比平时轻快了一些。

下午去了二手车市场。

市场挺大的,停满了各种车,有的看着挺新,有的破破烂烂的。

我转了一圈,看中一辆灰扑扑的二手房车,柴油的,开了五万公里。

卖车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说这车是他一个朋友的,开了两年,没跑过远路,就是平时出去玩用的。

我里里外外看了一遍,里面收拾得还算干净,后铺能睡两个人,有个小厨房,厕所也有,虽然小了点但够用。

要价四十八万,我没还价,直接付了款。

过户的时候工作人员多看了我一眼:“叔,您一个人开?”我说一个人。

他没再说什么,递给我一张单子让我签字。

车开回来的时候,孙德健正在楼下跟人下棋。

看见我开着辆房车回来,棋盘一推就跑了过来:“你这是……真买了?”我停好车熄了火,嗯了一声。

“房子呢?”

“也卖了。”他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你儿子知道不?”我说知道。

“你那叫通知!不是商量!”他声音大起来,旁边下棋的几个老头都往这边看。

我没吭声,锁了车门往楼里走。他在后面喊:“老傅,你想想清楚!”我摆了摆手,没回头。

当天下午大舅子来了。

蔡梅香的亲哥,比我大三岁,退休前当了个小领导,说话从来都跟训人似的。

一进门就板着脸:“德成,你多大岁数了?还玩离家出走?梅香要是活着,能让你这么胡来?”我给他倒了杯茶,他看都不看,就搁那儿。

他说了半个多小时,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老了要有个根,不能瞎折腾,别让外人看笑话。

我坐在对面听着,一句话也没往心里去。

他说完了站起来就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你自己好好想想!”

晚上孙子打电话来了。

小家伙九岁,刚上三年级,声音奶声奶气的:“爷爷,爸爸说你疯了,你不要我们了。”我心里一酸,嘴上说别听你爸瞎说,爷爷就是出去走走。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等爷爷走够了就回来。

“那你快点回来啊,我想你了。”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灯也没开,就那么黑灯瞎火地坐着。

后来儿媳董芸熙来了。

穿件红大衣,头发盘得整整齐齐的,进门就坐在沙发上抹眼泪。

红着眼眶说爸您这是干什么呀,大勇这两天吃不下睡不着,孩子也跟着担心,您这么一走我们怎么办。

我说芸熙,房子我已经卖了。

她愣了一下,眼泪也不抹了。

我说你们两口子打的什么算盘我不聋不瞎,这些年你们惦记那房子我不是不知道。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坐了一会儿拎着包就走了,出门的时候大衣下摆甩得挺重。

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

家具已经搬得差不多了,就剩一张旧沙发和一台电视。

墙上的结婚照还在,我没舍得拆。

三十六年了,从筒子楼搬到这套房子里,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墙上,搬了几次家都没丢。

照片上蔡梅香笑得很开心,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碎花衬衫。

那件衬衫她后来穿了十年,洗得发白了也不舍得扔,说还能穿。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都舍不得。

我说:“梅香,我把房子卖了。你说得对,我这辈子就该替自己活一回。”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透。

四点多我就醒了,睡不着,干脆起来收拾。

最后几样东西搬上车,蔡梅香的遗像,她的遗物箱,那顶红帽子,几件换洗衣服。

车里空间不大,但是一个人住绰绰有余。

我把东西归置好,站在车旁边四面看了看。

老街坊们都还在睡着,巷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孙德健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靠着墙,嘴里叼着根烟,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

我绑好行李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到他面前:“老孙,我走了。”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去哪儿?”

往西走,走到哪算哪。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他把烟掐了,扔在地上踩了两脚:“你他妈就是个疯子。”

我笑了笑没说话。

发动了车,柴油发动机嗡嗡响起来,方向盘握在手里有点凉。

挂挡,踩油门,车慢慢往前挪。

后视镜里,那座住了三十年的老宅越来越小。

那棵我二十岁时种的槐树,树冠在晨风里轻轻摇着,叶子哗哗响。

那个我修了无数次的院门,门上的漆掉了一块又一块,我一直说补一补,一直没抽出空来。

那条我走了半辈子的巷子,青石板的路面坑坑洼洼的。

全在后视镜里变小变模糊,最后拐了个弯,什么都看不见了。

开出城的时候天刚亮透。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在前挡风玻璃上晃得眼睛疼。

我放下遮阳板,拿过副驾驶上那顶枣红色的帽子,戴在头上。

有点紧,箍得脑袋发紧,我没摘。

这是蔡梅香的帽子,她逛了好几家商场才买到的,回来对着镜子照了又照,挺喜欢的。

可买回来就不舍得戴了,说等出门再戴。

后来一直没出门,一压就是十年。

现在我要替她戴上了。

第一天晚上,我停在一个服务区。

服务区里停了不少大货车,司机们三三两两蹲在车旁边抽烟聊天,有的趴在方向盘上睡觉。

我把车开到角落里停好,熄了火,拉了手刹,拉上窗帘。

车里有股味道,新塑料加上柴油味,混在一起,闻着不太习惯。

我躺在后铺上,床垫有点硬,枕头太软,脖子不舒服。

阖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傅大勇那通电话,大舅子的骂声,董芸熙的眼泪,孙德健那句“疯子”。

我翻了个身,床板咯吱响了一声。

又翻了个身。

再翻。

睡不着。

我坐起来,摸出蔡梅香的遗信,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看。

我们结婚的时候她跟我说,老傅,跟你在一起我不求大富大贵,就求安安稳稳的。

我说好。

结果呢,她跟着我窝了一辈子。

我把信纸叠好放回去。躺下来,盯着车顶看了半天。

第二天早上醒来脖子落枕了,后脑勺那根筋扯着疼。

去服务区卫生间洗脸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镜子。

镜子里的头发白了不少,眼袋肿着,整个人灰扑扑的,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我冲镜子笑了笑,笑得有点尴尬。

那顶帽子还戴在头上,我对着镜子正了正帽檐。然后回到车里,发动了车。

一路向西跑了三天。

头两天还算顺利,高速上柴油车有劲,爬坡不费劲,路上车也不多。

风景慢慢变了,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山地。

以前在电视上才看到的那种黄土高坡,真的出现在眼前了。

路两边越来越空旷,有时候跑一二十公里都看不到一辆车,只有满天的云,远处的山,还有风吹过路面的声音。

第三天出事了。

在河南一个小镇上加油,加完油就打不着火了。

拧钥匙,发动机咔咔响了两声,像是喘不上来气似的,然后就安静了。

再拧,还是没动静。

我坐在驾驶座上,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

又试了一次,发动机哼了一声就没动静了。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过来看了看,问我啥情况。

我说打不着了,他掀开车头盖瞅了两眼也看不出名堂,帮我打了个电话。

四十分钟后一辆破面包车开过来,下来个修车师傅,四十来岁,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脸黑黑的,手指甲缝里全是机油。

他钻到车底下敲敲打打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满脑门油污:“发动机要大修,油路堵了,得两天。三千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三千块,我一个月退休金才四千多。

他看我脸色不太对,拿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要么您找拖车拖到别处看看,不过这个价差不多都这样,这车老啦,毛病多,买的时候便宜,修起来可不少花钱。”

我说修吧,不修也没别的办法了。

他点了点头,招呼了两个小工过来,几个人推着把车弄上拖车突突突开走了。

我站在服务区的水泥地上,看着房车一点点远了,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打了个哆嗦。

我蹲在服务区边上,翻出兜里的烟,点了一根。

好几年没抽了,第一口呛得我直咳嗽,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抽了两口,把烟掐了。

又拿出来一根,点上,这回没呛着。

我蹲在那儿一口一口地抽,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车。

烟灰被风吹散了,落在地上。

手机响了。孙德健打来的。

“老傅,到哪儿了?”

“河南。车坏了。”

严重不?

“要修两天,三千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要我说,要是想回来,现在还来得及。没跑多远,回来算了。”

我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地平线上有座小山包,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不回。”我说。

“你犟个啥呢?都六十好几的人了!”

我说:“我就是想看看,这路到底能走多远。我窝了一辈子了,就这一回。”

他叹了口气:“行吧,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挂了电话,我在服务区坐到傍晚。

太阳落山了,天边的云变成了橘红色,又慢慢变成灰蓝色。

修车师傅打电话来说车修好了,我去取车的时候,递给我一张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