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国徽设计档案》、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徽的故事》、上海党史网《新中国国徽设计中的上海美术力量》、中国民主促进会《档案里的国徽设计细节》、教育部《国徽诞生背后的故事》、中国作家网《林徽因的战时岁月》、《林徽因在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中对民族形式的探索与追求》、《发现李庄》（岱峻著）、《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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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1日，北京。
这天下午，马叙伦在中南海附近主持召开国徽审查小组会议，参加者包括张仃、梁思成、张奚若、沈雁冰等人。
会议桌上，摆着两大类方案：一类以天安门斜透视彩绘图为核心，色彩写实、层次丰富，是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院团队的主张；另一类是清华营建系的玉璧形方案，以大孔玉璧为主体、配以五星、齿轮和嘉禾，汉镜样式，文人气浓。
全国政协常委会在头一天（6月10日）刚刚开会，议定国徽采用天安门图案。
梁思成在当天的国徽小组会议上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国徽不应该像一幅风景画，应当用传统精神和象征性的东西来表现，天安门的做法不是最好的方法。
然而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天安门方向。
当晚，周恩来约见梁思成，做了说服工作，要求以天安门为主体重新设计。
梁思成接受了。
6月12日，他和林徽因在清华园家中，召集莫宗江等人重新组建设计组，开始了最后一轮的方案冲刺。
与此同时，张仃一边提交了《国徽应征图案含义》，对梁思成此前的反对意见作出详细回应——张仃团队坚持写实风格、坚持天安门斜透视呈现，并在色彩处理上援引敦煌唐画、汉画的传统，主张浓烈的金朱色系，认为这才符合装饰在中国建筑上的视觉要求。
两个团队的分歧，在这最后阶段进一步集中到了线条与色彩处理这个核心问题上。
就在清华团队紧锣密鼓赶图的那几天，林徽因拖着病体，把自己对线条的判断，清楚表达出来：
"国徽不能用康乾线条，要用汉朝的线条。你就去霍去病的墓前，找汉朝时期的线条。"
这句话，随后由朱畅中带到了6月20日怀仁堂的审查现场。
两千年前一个少年将军的墓，和1950年新中国的国徽，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被林徽因用这样一句话连了起来。
【一】一纸征集令，和它引出的漫长拉锯
1949年7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正式宣告成立，距开国大典还有三个月。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已经迫不及待地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上刊出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图案与国歌词谱。
征集公告明确提出三条要求：具备中国特征、体现政权特征、形式要庄严富丽。
很快，来稿如雪片涌入。
国徽方面收到设计稿112件、图案900件，投稿者来自全国各地，有专业美术工作者，有建筑师，也有普通民众。
然而，专家审阅之后，无一令人满意。
1949年9月25日，伟人与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一次协商座谈会，专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
会上，伟人提出，国徽拟制可以慢一点，等条件成熟后再行决定。
因此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只通过了国旗和国歌，国徽的定案被搁置下来。
这一搁，就搁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是五星红旗，不是国徽。
城楼上没有国徽的位置，因为国徽还没有。这个事实，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记得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直接主持推进国徽设计工作。
根据伟人此前的提议，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决定，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即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两家专业机构，分别组建团队，以竞赛形式各自拿出方案。
1949年9月26日，政协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了这场双轨并行的设计竞赛。
国徽评审委员会的成员规格颇高——梁思成、徐悲鸿、艾青同时被聘为委员，参与评审工作。
清华大学营建系这边，梁思成担任设计组组长，成员包括建筑学家林徽因，以及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等营建系师生，阵容整齐，专业积累深厚。
中央美院（国立北平艺专）那边，由张仃挂帅，成员有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人。
钟灵担任国徽组的秘书，负责联络接待工作。
张仃在1949年主导了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包括天安门城楼的装饰布置、开国纪念邮票、全国政协会徽等一系列重要设计任务，在美术设计领域是当时国内公认的核心人物。
两个团队都开始工作。
清华这边，动手最快的是林徽因。
在最初应征的九百多幅图案中，林徽因与莫宗江合作的一份方案已经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被要求修正后参加复选。
随后，林徽因和莫宗江经过约一个月的深入研究，邀请清华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工艺美术史教授王逊、雕塑家高庄以及梁思成共同参与讨论，于1949年10月23日完成了第一稿正式方案，联名提交全国政协，同时附上《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这份方案，以古代玉璧为主体造型。
玉璧，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礼器之一，大孔通天，有"完璧归赵、祖国统一"之意。
图案中，以大孔璧作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字以金色汉隶书写，整体组合成汉代铜镜的样式，旁以嘉禾环抱，下以红色组绶穿瑗收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文人气韵浓厚，历史意识鲜明。
这份方案还有一个重要首创：它第一次将国旗上的五颗星引入国徽图案。
这个创意后来被保留在了最终定稿的国徽里，成为清华团队对国徽设计最核心的贡献之一。
中央美院那边，张仃团队的第一批方案以政协会徽的结构为基础，以标红中国版图的地球、五角星为主体，配以齿轮、嘉禾、红绶，色彩鲜艳，象征含义明确。
到了1950年初，张仃结合此前参与开国大典设计、多次绘制天安门建筑形象的经验，与团队成员重新设计出一个以天安门为核心的新方案——天安门以斜透视图呈现，红墙绿瓦，前有金水桥，配色写实热烈。
两套方案，各有一套逻辑，各有一批支持者，也各有一些质疑。
1950年5月下旬，全国政协专门就国徽、国旗、国歌的褒奖问题开会，这对设计工作来说等于是一道催促令——开国一周年国庆在即，天安门城楼需要挂上国徽。
6月初，马叙伦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交了国徽设计工作报告，将三类共8个方案送交审议。
6月10日，政协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进行讨论，认为所有方案均"未恰当"，但指示"以天安门图案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这等于把玉璧方案排除在外，同时确定天安门必须进入国徽，而且方案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这个决定，改变了两个团队后续工作的全部方向。
【二】两套方案背后，站着两种不同的判断
6月11日的会议，梁思成在当场表达意见时，说了一段话，被档案记录下来。
他说，国徽不能像一幅风景画，不能画了天安门就算完事，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民族传统精神。
他认为天安门图案的方式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用传统精神或象征性的东西来表现。
梁思成的这些话，和林徽因的立场一脉相承。
他们不是反对天安门本身的象征意义，而是对于"怎样呈现"这个问题，有着非常具体的专业判断。
张仃一方的逻辑，有其道理：天安门是开国大典的历史见证地，五四运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都与它紧密相连，用天安门作为国徽核心图案，政治象征清晰，群众辨识度高。
在色彩处理上，张仃援引敦煌壁画、汉画的传统，主张金朱搭配，浓烈大方，认为这样的色彩才能装饰在中国宏大的建筑上。
从纯粹的设计角度看，张仃的斜透视天安门方案，视觉冲击力强，有一种绘画式的热烈感。
但清华这边，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判断指向另一个方向。
林徽因的核心立场，在6月12日她参与讨论时说得很清楚：国徽不能像商标，不能像风景画，要庄严，要有民族形式，要程式化。
她注意到，某些彩色设计方案和商标图案过于接近，国徽与商标的本质区别在于象征性和图案化的程度——国徽是浮雕，不是一幅彩绘，线条的处理和图式的选择，决定了这件东西最终传递出的气质。
更进一步，她在线条风格上有明确的立场：不能用康乾线条，要用汉唐线条。
这个判断，不是她临时起意说出的一句话，而是她用了二十年时间走出来的结论。
【三】那二十年，她到底走了什么路
1924年，林徽因赴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同时利用课余时间修完了建筑系全部课程。
1927年完成学业，1928年回国。
此后与梁思成共同创建东北大学建筑系，后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系统性的中国古建筑田野考察。
1931年加入营造学社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考察工作开始全面铺开。
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他们的足迹覆盖了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辽宁等15个省，跑了近200个县，考察测绘了2700余处建筑文物，积累了大量第一手图纸、照片和测绘数据。
1932年4月，梁思成和林徽因赴天津蓟县，对独乐寺进行实地考察，测绘了这座始建于唐代、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的千年古刹。
1933年，他们在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考察，将北魏石窟建筑首次纳入中国建筑史体系，拍摄照片、绘制测绘图，成果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7年6月，是这一系列考察工作的高潮时刻。
梁思成根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从第61洞唐代壁画上的"大佛光之寺"图像入手，确定五台山方向可能存在唐代建筑。
他带领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先到太原换汽车，再换驴车，山路难行处只能步行，一路辗转进入五台山腹地。
1937年7月5日，他们在山西五台县找到了佛光寺东大殿。
林徽因爬上梁架，在昏暗的大殿内仔细辨认柱梁上的墨迹，先认出"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与殿外唐代石经幢上的名字相印证；随后又辨出"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确认了大殿的兴建年代——唐大中十一年（857年）。
这是当时已知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打破了日本学者"中国本土已无唐代木构建筑遗存"的论断。
梁思成后来对佛光寺东大殿的评价是："此不但为本社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之唯一唐代木构殿宇，实亦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
就在他们发现佛光寺的同一天，7月7日，"七七事变"的枪声在北平卢沟桥响起。
梁思成从五台县发出的电报，与战争的消息几乎同时抵达北平。
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华北考察，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点。
此后的日子，是流亡。
1937年秋，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开始了漫长的辗转。
长沙、贵阳、昆明，路上日机轰炸，林徽因在晃县高烧不退，靠着几个飞行员学员让出床位才撑了过去。
1940年冬，中国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宜宾李庄。
林徽因一家在这个长江南岸的小镇住了整整五年半，直到1946年夏才离开。
李庄时期，是林徽因一生中身体最差的阶段。
潮湿阴冷的农舍，匮乏的物质条件，李庄的环境对肺病极为不利，林徽因病情持续恶化，严重时几乎天天卧床。
1942年，靠着傅斯年三次奔走筹款，才勉强保住了她的性命。
1944年，林徽因弟弟林恒在成都上空为国捐躯，消息到她耳边时，林恒已经去世三年。
即便如此，她没有停过手。
卧在病床上，她通读了二十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梁思成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亲自执笔写了其中第七章。
病中的她甚至坚持教营造学社少年学员罗哲文英语单词，在草稿纸上一个词一个词地写下来。
这一时期，她开始系统研究汉代历史和汉代艺术。
她把汉刻视为"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汉代艺术的研究，甚至萌生了写一部汉武帝传的念头。
她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延伸到了敦煌边饰，对北魏纹饰、唐代纹饰的脉络，对波斯与希腊装饰语言的差异，都做了细致的分析。
这不只是学者的兴趣，是一个人用整个职业生命积累起来的判断体系在慢慢成形。
从独乐寺的辽代斗拱，到佛光寺的唐代大殿，从山西数百处古建筑的测绘数据，到李庄病榻上翻读的二十四史，林徽因对中国历代建筑与装饰艺术的认知，建立在真实的空间接触和大量的材料比较之上，不是从书本上读来的结论，而是从实物里辨析出来的判断。
这套判断，到1950年国徽设计的最后阶段，集中体现在她对线条选择的坚持上。
【四】那句话，压着二十年的积累
1950年6月12日，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清华园家中，召集莫宗江等人组成新一轮设计组，接受周恩来要求以天安门为主体重新设计的任务。
时间极为紧张，距离6月20日的最终审查只有不到十天。
这十天里，林徽因的病情已经严重到需要黄包车接送的地步。
营建系的同事和学生们都知道，林先生去系里上课，是坐黄包车被拉到楼下，再由学生把她背上楼的。
这个细节，后来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秦佑国多次提及，作为林徽因此时身体状况的直接说明。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她仍然没有退出国徽设计。
草图、参考资料、不同版本的修改意见，全部铺在她的床边，一稿一稿地看，一处一处地提意见。
据参与国徽设计工作的清华营建系师生后来回忆，仅草图就积攒了满满一箱。
在这一轮修改工作中，两个团队的分歧，最后落到了一个具体而关键的问题上：天安门该怎么呈现，整体的线条和色彩该走哪个方向。
张仃团队在6月15日提交的《国徽应征图案含义》中，坚持写实风格，坚持天安门斜透视呈现，在色彩处理上援引"吴带当风"的柔美风格，以及敦煌唐画、汉画中的金朱色系，并强调国徽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必须有强烈色彩。
清华这边，林徽因的立场刚好相反：国徽要庄严，要程式化，要体现民族形式，而不是画一幅彩色写实图。
天安门应当以正立面建筑图呈现，而不是斜透视彩绘；整体线条，必须走汉唐的路子，不能用康乾宫廷那套繁复的处理方式。
她说出了那句话：
"国徽不能用康乾线条，要用汉朝的线条。你就去霍去病的墓前，找汉朝时期的线条。"
霍去病墓。
一个西汉骠骑将军的墓冢，在陕西兴平茂陵以东约一公里处，距北京数百公里之遥，和一枚国徽的设计争论，看上去没有任何关系。
林徽因为什么把人引到那里去，那里有什么，又能说明什么——
而就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病重、无法出席会议的情况下，6月20日，朱畅中带着清华团队的方案，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审查会议室。会议室的白墙前，两套方案并排竖立，周恩来亲临现场，李四光等人逐一发表意见……
这一天最后的结果，和之前所有人的预期都有出入。
而林徽因关于汉唐线条的那一套判断，是如何在那间会议室里发挥作用的，要从霍去病墓前那些沉默了两千年的石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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