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拂晓,河北肃宁雪村,八分区机关刚刚停下脚,哨兵还没把岗布完,侦察员就跑进来了:沧州方向有汽车队,肃宁、献县、饶阳方向的敌人也都动了。

这不是普通遭遇。是合围。

到这天傍晚,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都倒在了战场上。多年后,吕正操在回忆中点明了这场战斗留下的代价: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薛村战斗,教训沉痛。”

常德善是山东峄县人,一九一一年出生。六岁放猪放牛,十几岁参加红军,先在关向应身边当勤务员,后来一路打成警卫团团长。湘鄂西转战最紧的时候,他曾把贺龙从险地背出来,贺龙后来一直记着这个人。

到了冀中,他成了八分区司令员。打仗快,判断也快,部队里都知道,常司令看地形、看敌情,眼睛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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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远音是另一种人。学生出身,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能写会讲,做政治工作很有本事。到冀中以后,他从政治部一路做到八分区政委,在干部和群众里都很有威信。

这两个人,一武一文,平时是搭档。可到了雪村前夜,分歧出来了。

当时正是冀中的“五一大扫荡”。日军重兵四面压进,平原上没有山可依,部队一旦被汽车、骑兵和据点网缠住,转身都难。六月六日晚,常德善、王远音连续听取了敌情:河间、献县、肃宁一线都在动,八分区机关很可能已经暴露。

常德善的意思很明白:不能停,得连夜跳出去,往子牙河一带走。

王远音想的是另一层。子牙河一带群众基础弱,贸然跳出去,往后工作更难;敌人一来就远走,地方上也不好看。

两个人争了一夜。常德善没有被说服,可当时部队实行的是政委最后决定权,最后,部队还是向雪村一带转移了。

天快亮了。人刚落脚。敌人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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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善接报后,当机立断,命令一部掩护,主力突围。他亲自带队往外冲,部队刚过河肃公路,敌人的骑兵和汽车队就已经从两侧兜了上来,想把人再压回去。

常德善下令猛冲,想趁包围圈还没咬死,硬打开一个口子。可敌人的火力是立体的,纵深已经成了,冲一次,压回来;再冲一次,还压回来。

冲不动了。那就分路走。

常德善带一个连朝西南打。战斗里,他右脚先中弹,身上又添了伤。眼看包围越收越紧,他先把文件处理了,命令机要员、电报员脱下军装,换便衣往外走,能出去一个算一个。

这是最后的掩护。

雪村外的开阔地上,他端起机枪朝逼上来的敌人点射。左手再度负伤后,他干脆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打,还催警卫员赶紧冲出去,到白洋淀找地委书记金城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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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员刚冲开没多远,敌人的机枪就追上来了。常德善也在火网里倒下。后来群众找到遗体,发现他身中二十七枪。

他没有退。

另一边,王远音也在指挥突围。战斗里他受了伤,行动越来越慢。敌人压近,身边人越来越少,他知道自己再走,只会把队伍拖住。

到最后,他举起了随身的手枪。

他不肯被俘。

司令员没了,政委也没了。三十团政委汪威、副团长肖治国、侦查股长杨克夫等人也相继牺牲。队伍失了统一指挥,只能各自为战,混战到夜里,分散人员才陆续收拢。

这就是雪村战斗。打掉的,不只是八分区几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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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打出了一个沉重问题:在高速、凶险、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最后拍板的人,到底该是谁?

几个月后,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改变原来的规定。吕正操后来写得很直白: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这不是一句纸上的制度话,这是雪村换来的。

代价太重了。

战斗结束后,雪村周围的群众冒险去找烈士遗体。常德善被抬出来时,衣服早已打烂,人们认了又认,才敢相信那就是常司令。乡亲们含着泪把他埋下,没想到消息泄出去,第二天日伪军又赶来,把遗体挖出,砍下头颅,挂到城门示众。

多年以后,遗骨重葬,贺龙亲自为他写碑文。王远音的名字,也一直留在冀中的烈士册页里。

还是那天拂晓。雪村的岗哨还没布完,汽车声已经从远处压过来了。一个主张快走的司令员,一个坚持留下的政委,最后都死在了同一片平原上。那场战斗过后,部队指挥体制改了,这就是雪村留给全军的一刀见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