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半的电话铃声，像是一把生锈的锯子，硬生生扯破了夜的宁静。林青从昏睡中惊醒，摸索着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是警察局传来的声音，冰冷、克制，却带着足以摧毁她整个世界的破坏力。警察让她立刻去一趟市医院的太平间，她的丈夫赵卫国出事了。
林青连衣服都穿反了，抓起车钥匙冲进无边的夜色里。一路上，她的脑子里闪过无数种可能：车祸？突发恶疾？或者是应酬时喝多了酒？卫国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大，应酬确实多，但他走的时候明明说今晚和几个外地来的大客户谈项目，要在酒店住下。
当她跌跌撞撞地赶到医院，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时，刺鼻的福尔马林味道让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警察掀开白布，赵卫国那张熟悉的脸毫无血色地呈现在她面前。法医初步判断是急性心梗。林青双腿一软，跪倒在担架床边，眼泪还没来得及流出来，负责这起案子的老警察把她叫到了走廊的另一头。
老警察的眼神里带着几分同情，也有几分难以启齿的犹豫。在随后的问询中，林青得知了一个比丈夫猝死更让她感到五雷轰顶的事实。赵卫国不是死在什么应酬的酒桌上，也不是死在商务酒店里，而是死在了景苑小区一套单身公寓的床上。调查还发现事发当时，赵卫国刚服用了某种违禁的药物，是在剧烈的运动中突发了心梗。
那个公寓的主人，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名叫许佳。走廊的尽头，一个穿着真丝睡裙、披着男士外套的年轻女人正在瑟瑟发抖地哭泣，那就是许佳。
林青看着她，脑子里嗡嗡作响。她和赵卫国结婚二十年，从摆地摊卖服装开始，一点点攒下如今的家业。她为这个家生儿育女，伺候瘫痪在床的公婆，把自己的青春熬成了黄脸婆，换来的却是丈夫在别的女人床上油尽灯枯。
屈辱、愤怒、悲痛，像三把钝刀子同时在林青的心口上来回切割。但真正让林青下定决心要死磕到底的，是警方随后透露的一个细节。
根据法医的推断和许佳的交代，赵卫国是在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左右突然捂住胸口倒下的。而救护车的呼叫记录，却是十一点五十五分，中间整整空出了四十分钟。
这四十分钟里，许佳在干什么？她在害怕，怕事情败露自己名声扫地，怕赵卫国的老婆找上门来。她先是给自己的闺蜜打电话商量对策，然后手忙脚乱地给赵卫国穿戴整齐，清理了现场的药物包装，直到发现赵卫国连呼吸都微弱了，才慌慌张张地拨打了120。医生说，如果能在病发的前十分钟送医或者进行心肺复苏，人大概率是能救回来的。
是他自己不要脸，可他也是两条人命的父亲，是我二十年的丈夫。林青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她没有像那些失去理智的原配一样冲上去撕扯许佳的头发，她只是冷冷地盯着那个缩在长椅上的女人，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
接下来的半个月，林青像个机器一样处理了赵卫国的后事。葬礼上，亲戚朋友们的眼神意味深长，坊间早就传开了赵卫国那种极不体面的死法。林青没有哭闹，她穿着黑色的丧服，脊背挺得笔直，体面地送走了这个背叛她的男人。
葬礼结束的第二天，林青就开始清查赵卫国名下的所有资产。不查不知道，一查心惊肉跳。这三年里，赵卫国陆陆续续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给许佳转账了近两百万元现金。景苑小区那套公寓，其实是赵卫国全款买下写在许佳名下的。此外，还有一辆三十多万的代步车，以及数不清的名牌包和珠宝首饰。
看着那些银行流水上标注着“宝贝生日快乐”、“节日惊喜”的附言，林青的手指深深抠进了掌心。这些钱，是她当年跟着赵卫国在南方的工厂里熬夜踩缝纫机一分一角挣出来的；是她挺着大肚子还要去批发市场进货，连一碗带肉的粉都舍不得吃省下来的。凭什么要便宜一个害死她丈夫的凶手？
林青带着厚厚一沓证据，走进了本市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专打婚姻财产纠纷的陈律师。林青的要求很明确：第一，追回赵卫国赠与许佳的所有财产；第二，追究许佳在赵卫国死亡一事上的侵权赔偿责任。
陈律师看着眼前这个面容憔悴但目光坚定的女人，点了点头。他告诉林青，追回财产在法律上有充分的依据，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但追究死亡赔偿责任难度较大，因为赵卫国是成年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用药风险应该有认知。不过，许佳延误呼救的四十分钟，是突破口。
诉状很快递交到了法院。消息传出后，许佳那边慌了神。她曾试图找人给林青带话，说愿意退还一半的钱，只要林青撤诉，别把事情闹大。林青只回了四个字：“法庭上见。”
开庭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随时要下雨。林青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但熨烫得十分平整的衬衫，坐在了原告席上。被告席上的许佳画着精致的淡妆，刻意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受害者姿态，一开口就红了眼眶。
许佳的律师试图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死无对证的赵卫国身上。他们辩称，那些财产是赵卫国自愿赠与的，是两个人“真挚感情”的见证。
而赵卫国的死纯属意外，许佳作为一个没有医学常识的弱女子，当时已经吓坏了，不知所措才导致了延误，并没有主观上的恶意，不应该承担死亡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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