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刺鼻的劣质烟草味和着喧闹的祝酒声扑面而来，让我原本就因为连轴转加班而隐隐作痛的太阳穴，跳得更加剧烈了。
玄关处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十几双鞋子，有几双鞋底还沾着泥土，把我昨天刚花大价钱请家政做过深度清洁的地毯踩得面目全非。我深吸了一口气，换上拖鞋，拎着电脑包和手提袋往里走。那天是公公的六十岁大寿，按照他们老家的规矩，这是个大日子，必须大办。
一周前，婆婆就念叨着要回老家办流水席，但我手头的项目正处于交付的冲刺阶段，根本请不出假。周浩，也就是我丈夫，在中间左右逢源，最后定下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把老家的几个长辈和核心亲戚请到我们位于市中心的大平层里，办一场家宴。
客厅里，公公坐在最中央的红木沙发上，红光满面地夹着烟，正用浓重的地方口音和几个叔伯高声阔论。周浩坐在他旁边，像个乖巧的应声虫，不时地给长辈们添茶倒水。
听到我的脚步声，周浩转过头，眼里闪过一丝不自然，赶紧站起身迎了过来，压低声音说：“怎么才回来？亲戚们都等半天了，菜都快凉了。”
我看着他，压下心头的火气，平静地说：“公司刚开完复盘会。我已经提前跟你说过，今天尽量赶回来，但时间不能保证。”
公公在沙发上磕了磕烟灰，斜了我一眼，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敲打：“现在的女人啊，就是心野。赚那几个钱，家都顾不上了。浩子，你平时也得管管，结了婚的女人，重心得在家里。”
周浩干笑了一声，搓了搓手，没有接话，只是催促我赶紧洗手准备开饭。我没有理会公公的阴阳怪气，径直走向卧室去换衣服。关上房门的那一刻，外面的喧闹被隔绝了一大半，我看着镜子里略显疲惫的自己，突然觉得这几年的婚姻生活像是一场荒诞的独角戏。
我和周浩是大学同学，恋爱时光也曾有过纯粹的美好。那时候他不嫌弃我出身普通家庭，我不计较他来自偏远小镇。毕业后，我进了一家顶尖的外资咨询公司，一路摸爬滚打，从最底层的分析师做到了现在的区域合伙人，年薪加上分红，稳定在两百万上下。而周浩，考进了一个清闲的边缘事业单位，拿着每个月不到一万的死工资，过着朝九晚五、喝茶看报的日子。
起初，我觉得这样互补挺好。我负责在外面冲锋陷阵，他负责在家里提供情绪价值。这套房子是我全款买的，为了顾及他的自尊心，房产证上写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家里的日常开销、人情往来，甚至他父母在老家翻新房子的几十万，也全是从我的账户里划出去的。
我以为我的付出能换来尊重和安稳，但我低估了传统父权观念在某些家庭里的根深蒂固。在公婆眼里，我赚得再多，也只是个“女人”。他们固执地认为，周浩是体制内的人，有社会地位，而我只是个“给别人打工的”，充其量算是个能赚钱的工具。更让我寒心的是周浩的态度。
每次他父母对我提出无理要求，或者用刻薄的话打压我时，他总是选择和稀泥：“我爸妈就那样，老思想，你别跟他们计较，忍忍就过去了。”
忍忍就过去了。这五个字，成了我们婚姻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咒语。
就在上个星期，我偶然发现周浩偷偷动用了我们共同账户里的三十万，转给了他那个游手好闲的弟弟做购房首付。那是我留着准备给母亲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备用金。当我质问他时，他不仅没有愧疚，反而理直气壮地说：“你一年赚那么多，三十万对你来说算什么？那是我亲弟弟，我能不帮吗？再说了，你的钱不就是我们家的钱吗？”
那一刻，我听到了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裂的声音。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也没有眼泪，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第二天，我就联系了律师，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换好了一身居家的便装，我走出卧室。餐厅里已经布置妥当了。因为人多，客厅中央支起了一张宽大的圆桌，上面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正冒着热气。而在靠近厨房的角落里，还支着一张略显局促的方形折叠桌，上面摆着几道简单的家常菜和主桌上分出来的剩菜。
公公大喇喇地在圆桌的主位上坐下，几个叔伯和周浩的兄弟们也纷纷落座，刚好把圆桌围得满满当当。婆婆和几个女眷则在厨房里忙活着端汤拿碗。
我走过去，拉开周浩身边的一把空椅子，准备坐下。
就在我的手刚触碰到椅背的瞬间，公公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原本嘈杂的饭桌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公公端起面前的酒杯，抿了一口，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客厅里却显得异常刺耳。
“林悦啊，你去那边和小辈、女眷们一桌。”公公用下巴指了指角落里那张逼仄的折叠桌，“咱们老周家有规矩，家里来了贵客办家宴，儿媳妇是不许坐主桌的。这叫没规矩，乱了长幼尊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