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住院，我取十万送去，在门口听到舅妈的话后，我立刻改变主意|小浩|拖油瓶|施恩|浩哥

那天下午的雨下的很大，我坐在开往市第一医院的出租车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黑色的帆布包。包里装着十万块钱现金，带着一种特有的、油墨与纸张混合的沉冷气味。

那笔钱，我是准备拿去给舅舅交住院费的。

车窗外的雨刷器疯狂地摆动着，我的心绪也如同这漫天的雨水一般纷乱。凌晨三点，表弟大明的一通电话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说舅舅突发大面积心梗，已经被推进了抢救室，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后续的手术和ICU费用将会是一个无底洞。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沿上沉默了很久。妻子小雅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从被窝里坐起来，没有多问，只是摸了摸我的后背说，去把那笔定期取了吧，救命要紧。我们刚刚在这个城市贷款买了一套二手房，每个月的房贷压得人喘不过气，这十万块钱，是我们为了迎接即将出生的孩子，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一笔应急钱。

但我没有犹豫。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舅舅，早就没有我了。

我十二岁那年，父母在一次长途货运中遭遇车祸，双双离世。肇事车辆逃逸，除了留下一座破败的农村土房，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亲戚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我，生怕我这个半大孩子成为他们饭桌上的负担。是舅舅林建国，穿着一身沾满木屑的旧工装，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开了几十里的山路来到我家，一把将蹲在门槛上发呆的我拉上后座，粗声粗气地说：“跟我回家，舅舅只要有一口饭，就饿不死你。”

舅舅是个木匠，靠着走街串巷给人打家具维持生计。舅妈王梅原本在纺织厂上班，后来下岗了，就在菜市场摆了个摊卖干货。他们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表弟大明只比我小一岁，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我的到来，无疑让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那些年舅妈对我并不算热情。她是个精打细算的女人，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昏暗的灯泡下，拿着一个小本子算账，算着算着就会长叹一口气，偶尔也会伴随着几句压低声音的抱怨：“这米缸怎么又空了”、“大明的校服都短了一截，哪有钱买新的”。每当听到这些，我都会默默地把头埋进被子里，把身体蜷缩成一团，心里那种寄人篱下的卑微感，像野草一样疯长。

但在吃穿用度上，舅妈从来没有真正短过我的。饭桌上如果只有一个煎鸡蛋，她必定是夹给大明，但我的碗底，往往会多藏着几块舅舅悄悄夹给我的红烧肉。大明穿旧的衣服，舅妈会洗得干干净净、缝补妥当后再拿给我穿。

我知道她不容易，我也知道她心里对我这个“外人”有着本能的防备和无奈。所以，我从小就极其懂事，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拼命地读书，只为了早点独立，早点还清这份沉甸甸的恩情。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大城市打拼，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随着收入的增加，我开始大把大把地给舅舅家买东西，逢年过节塞给舅妈的红包也越来越厚。

每次看到舅妈推辞几下后收下红包时脸上露出的笑容，我心里都会有一种隐秘的释然——我终于不再是那个只会白吃白喝的拖油瓶了，我在努力抹平那笔叫做“恩情”的账本。

这次舅舅病危，我带着十万块钱现金去，其实潜意识里，带着一种隐秘的“报恩”心态。我觉得自己终于有能力在这个家庭遭遇灭顶之灾时，像一个救世主一样挺身而出。这十万块钱，不仅是救命的钱，更是我证明自己、彻底偿还当年抚养之恩的筹码。

出租车在医院门口停下，我付了车费，把帆布包护在怀里，顶着雨冲进了门诊大楼。顺着指示牌，我一路来到了住院部三楼的心血管重症监护区。

走廊里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味，惨白的灯光打在水磨石地板上，反射出冰冷的光泽。长椅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疲惫不堪的家属，空气中回荡着压抑的咳嗽声和仪器的滴答声。

我顺着病房号找过去，在302病房的门外停下了脚步。病房的门虚掩着，透过门缝，我看到舅舅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满了管子，双眼紧闭，原本黑红的脸庞此刻像纸一样惨白。他的双手无力地平放在床两侧，那是一双布满老茧、曾经为我雕刻过木头玩具、为我撑起一片天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