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刚顺利生产，陈毅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便离开，奥地利医生愤怒地要求他立即返回！
1939年初，维也纳的街头布告充斥着纳粹的标志，犹太医生罗生特深夜从医院后门匆匆离去，他身后是被查封的诊所，也是被焚毁的故乡。辗转上海后，他在法租界开了间简陋诊室，靠医技为难民续命，更把一部分收入暗中送进地下交通站。
不久，负责接应外籍友人的沈其震找到他。“罗医生，你愿意跟我们走吗？”“当然，中国是最后的战线。”罗生特擦亮圆框眼镜，话音坚定。1941年3月，他揣着一只行医箱、一张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与新四军接上头，夜渡通榆运河，抵盐城海神庙。向他伸出手的，是时年41岁的陈毅。
那天，在昏黄油灯下，陈毅听完罗生特自述：“来到这里，只为继续同法西斯作战。”话音刚落，陈毅递上一支深褐色的比利时手枪，“战地险恶，先备一把防身。”枪管冰冷，却传递出热乎乎的信任。
苏北沼泽里弹片和疟蚊一样常见，新四军缺药、缺医更缺能教书的医生。罗生特提出：“建一所卫校，把战士、担架队员都教成半个医生。”陈毅当即拍板，让政委刘少奇批复，7月20日，华中新四军卫生学校在高作镇开课。帐篷教室、木板解剖台、土肥皂消毒，可三个月后，首批七十多名年轻军医已能单独上阵。
战争并未因教学暂停。5月25日清晨，阜宁县侉周村土屋里传来婴啼，张茜产下一子。接生的是罗生特，他用随身携带的奥地利产产钳，小心剪断脐带。下午，刚结束军事会议的陈毅赶来，掀帘望了一眼母子，拍拍妻子肩膀，留下两句话：“孩子好，你也好。我得走了。”
“这像话吗？父亲只看一眼就走！”罗生特气得操着不太流利的中文嘟囔。李光递上热水，悄声劝他：“军长连饭都没顾上吃。”医者这才释然，记下了战地父亲的无奈。
同年秋天，罗生特递交入党申请。钱俊瑞审阅后问：“你是外国人，可知责任更重？”“正因如此，更要与中国并肩。”经华中局讨论，他获批为“特别党员”，拥有选举权无被选举权。那一刻，罗生特把象征犹太身份的星形胸针收进医药包，只佩戴上党徽。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体系已枝繁叶茂，卫校学生遍布各野战医院。1951年春，罗生特接到远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妹妹来信，请他返欧探亲。陈毅亲自为其饯行并送上写有“国际主义战士”字样的证书。临行前夜，两人并肩站在外滩江风里，沉默许久。“活着回来。”陈毅只说了四个字。
可命运不给喘息。途经特拉维夫时，罗生特突发心梗，终年48岁。噩耗传到北京，陈毅放下手中文件，久久无语，随后批示：“请以志愿军烈士待遇安葬，并将其事迹译中外，告慰这位真诚的朋友。”
岁月翻转，如今华东多所医学院的史册里仍能找到那位奥地利医生的名字。盐城海神庙旧址前，学员们抚摸斑驳的石墙，总会想起那个带着异国口音、手握手术刀也敢举枪上前线的“老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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