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学弟,曾为两弹一星立下大功,拼命守护重要资料,却一直默默无闻,你知道他是谁吗?
1960年初冬,北京西郊的一间挂着毛主席像的会议室里,中央专门召集几位力学专家讨论核武器外形设计。厚重棉衣挡不住屋里寒气,却也挡不住桌子那头一张消瘦的面庞——郭永怀。
有意思的是,苏联顾问已经陆续撤走,资料断档,技术代号改了又改。急需懂高温气体动力学的人,名单里屈指可数,郭永怀成了唯一同时熟悉风洞实验、弹道计算和卫星姿态控制的学者。
要理解他为何能在关键时刻顶上,还得回看1938年那场留学考试。成绩贴出时,他与钱伟长、林家翘并列前茅,但护照须盖日方戳记才能去伦敦。郭永怀把护照推回窗口,转身就说:“不签这个章,我不走。”
辗转多伦多,他一年拿下硕士,又到加州理工。导师冯·卡门说:“超声速气流代表着未来。”从此实验室灯常亮,他的高焓气体边界层论文很快被美国空军全文复印。
康奈尔任教期间,钱学森偶尔驱车来访,两人常在校园长椅上讨论边界层分离问题。钱学森笑道:“等我回去,你也得回去。”郭永怀抬头望雪,说了三个字:“一定回。”
1956年秋天,回国手续卡在最后一关,美国移民局三天两头上门。夜里,他把多年的实验记录投进火炉。李佩心疼地问:“要是国内还用得上呢?”“活人比纸重要。”火苗映在他镜片上。
回到北京后,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力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用旧食堂改的实验室,铝皮风洞漏风,他干脆把手伸进去测温,自嘲“土办法救急”。同年,他领衔的再入体气动模型给原子弹投掷方案打开思路。
1963年,罗布泊沙石刮面,仪器指针被细沙卡死。现场指挥席只有一台旧收录机,他掏出自制对数图纸算出爆轰波前沿位置,口令发出,试验倒计时零点,蘑菇云升起。消息传到北京时,他在灶房和工人抢着洗铝盆。
1968年12月初,他带着下一阶段人造卫星热防护数据和警卫牟方东一道从济南返京,原计划当天傍晚交给总装。凌晨的降落却因结冰风切造成失速,飞机在玉米地里碎成三截。救援队翻开残骸,发现两人尸体紧抱,铝制公文包完好无损,封条未破。
这些数据随后被投入新的测试,四个月后卫星顺利入轨。郭永怀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新闻,但在力学所档案馆,一排蓝色封面的报告序号前,都写着他的代号。那串编号仍在被年轻工程师翻阅,这便是他留下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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