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年仲夏，襄阳城西的汉水泛起泥黄的浪花。关羽在水边立马观战，身后八位随佐分列左右，这便是诸葛亮入川前留下的文武骨干。很多人替关羽不平：有这样一支班底，怎会在同年冬天被吕蒙截击得节节败退？要想弄明白，得先看看这八人的本事与性格，再对照当时荆州的情势，一点点抽丝剥茧。
离开成都的那天，诸葛亮做了最后一次分派。文官四人：马良、伊籍、向朗、麋竺；武将四人：糜芳、关平、廖化、周仓。看似齐整，其实暗埋隐忧。对关羽而言，这套班底最致命的短板，不在兵不强，而在心不齐。
马良年近三十，白眉鹤目，是南郡一带公认的才子。可惜他擅长的是礼法典章，谈起军略难免生疏。当关羽挥师北向樊城，马良固守荆州，顶多能整理粮券，写封檄文督促各郡县送粮。要他评估襄樊形势、推演曹仁会战的走向，就显得捉襟见肘。于是，关羽决战汝水、襄河两岸时，这位头号谋臣却只能留在后方相机应变。
伊籍辈分略长，为刘表旧臣，长于说服、短于临机。世故圆润的官场手腕固然有用，但在前线需要的是敢于拍案而起的硬派参军。面对关羽锋芒毕露的脾气，他多半选择含蓄婉转，想劝又不敢力谏，“将军，须防东吴”这句话终究没说重。等到风声不对，他与马良快马加鞭向成都求援，却只来得及捧着噩耗跪在成都宫门。
向朗自诩有水镜门生的风骨，实心却在藏书编史。把他放在荆州，本意是文教兼顾，整饬郡县。但关羽性急，不耐繁文缛节，两下磨合就火星四溅。结果是：关、向之间互不信任，遇大事便各行其是，谋划自然落了下乘。
麋竺的处境最难。刘备拜汉中王，赏他“昭烈”之号，地位仅次于诸葛。可这位大户出身的“总账房”对军务几乎插不上手。更糟糕的是，弟弟糜芳与关羽积怨已久，兄长夹在两头，言语稍有不慎便可能火上浇油。心理包袱极重，谈何参谋？
说到武职，糜芳排在首位。他握有南郡，却被关羽一句“俟吾克城还，当治汝罪”吓得夜不能寐。吕蒙白衣渡江那天，守城将士望见江面帆影如林，心早就散了，城门于是洞开。糜芳的选择，关羽生前不会原谅，麋竺死后也没释怀。
关平和周仓是关羽最信赖的左膀右臂。关平年方二十有八，横刀跃马，曾在襄河大战三十合逼退庞德，却被父亲一句话召回后方，专管辎重。他郁郁不平，却也阳奉阴违：“父帅无恙，儿自安”——话虽这么说，内心却憋着劲儿要立奇功。等关羽败走麦城，他替父破围不成，折返与父同殉。
廖化的经历颇似一根钉子。此时他只是偏将，领数千人扼要道。看见吴军劲弩如雨，他提枪挡在关羽车前，终被喝令突围求援。等他翻山越岭赶到上庸，刘封、孟达正在犹豫要不要“救”荆州。廖化痛斥二人软弱，却空口无凭，只得悻悻南归。多年后北伐，士卒调侃“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可见他的勇而不智早有端倪。
剩下的周仓一身蛮力，从樊城活捉庞德便是他的高光时刻。可这名猛将缺乏独当一面的资历，也欠缺对大局的把握。关羽突围吩咐他留守麦城，周仓却以死殉主，城中守军顿失主心骨。
如此一比，吴将吕蒙的阵容无疑更加务实。吕蒙本人是行伍出身，擅长临机指挥，且善于整合资源。更关键的是，他打的并非单枪匹马的仗。步练师系出名门，替他牵线孙权；孙皓尚未即位时已受其恩泽；徐盛、潘璋、朱然、蒋钦，一字排开，皆有与曹休、张辽对斩的经历。最重要的，是吕蒙在发难前半年故意装病，孙权顺势让吕蒙“白衣领兵”，麻痹了关羽，也拉近了与部下的距离。荆州的守将们看见吴军主帅摇着羽扇、披着白布上船，还以为他身体不支，不成威胁。心理战，先胜一筹。
更别忘了后勤。东吴水师驰骋长江，对水路封锁轻车熟路。反观关羽，水淹七军之后自信突然膨胀，大量拆除江边防御工事，调精锐直插樊城。后方只剩糜芳、傅士仁两位“内斗达人”，一旦补给线被切断，胜负其实已经写在账面上。
兵家有言：众谋乃上，众口铄金。诸葛亮为防曹魏而调张飞北上，是不得已的布局，却让原本就缝缝补补的荆州防线出现裂缝。关羽更习惯单刀剪径式的硬攻，不屑与同僚商量，马良、伊籍等纵有微策，也难插入决策核心。这样的一支团队，对付普通刺头尚可，对上老辣的吕蒙，就像硬木遇上利刃，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把目光放长一点，蜀汉的根基偏安西南，人才库相较曹魏、东吴本就单薄。诸葛亮此番拆东墙补西墙，本来就是权宜之计。留给关羽的八人里，缺少一位真正能和他硬碰硬、又能扛得住他性格锋芒的大参军。没有掣肘，也就没有第二种声音。于是襄樊前线捷报频传，荆州后方却风声鹤唳，人心摇摆，最终成了吕蒙的可乘之机。
史册写到这段时，常叹一声“失荆州”，但更值得深思的或许是用人。诸葛亮能慧眼识珠，却也有顾此失彼之憾；关羽刀法绝伦，却在沟通上短板尽显；至于马良、伊籍诸人，各有千秋，却被迫扮演了能量不对等的配角。三国之局，胜负常在一线。吕蒙病榻请命、兵行险着，成了那一线，而关羽与他麾下八人终究没把这条线攥住，荆州自此易手，江水东流，再无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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