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普通的贵州大二学生，在2025年10月的深秋走向了冰冷的湖水。
这桩轰动一时的悲剧背后，是一份字字泣血的遗书，控诉着无休止的早晚自习、机械的打卡和令人窒息的作息管控。这绝非孤例，如今大学衡水化的冰冷浪潮，早已无情地席卷了全国各地的高校。
从教室里防不胜防的AI抬头率检测，到每日通报的前排就坐率，再到令人疲于奔命的量化指标，曾经象征着自由与探索的高等学府，正迅速沦为高压流水线。教育的初衷被抛诸脑后，形式主义的紧箍咒紧紧勒在每一位师生的头上。
刚逃离高中的年轻人满心欢喜地推开大学校门，迎头撞上的却是一座更加庞大的高中牢笼。
回看这起悲剧以及愈演愈烈的管控风气，不妨先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对比，看看另一种教育极端的模样。
现在哈佛的课堂上，学生盯着电子设备不愿意开口，课堂参与率越来越低。有时候是因为害怕和其他学生意见不同被攻击、被取消，更多时候是因为学生不读作业、不做作业，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而且由于哈佛严重的成绩膨胀，学生哪怕这样仍然能够轻松过关。排名越高的学校，成绩膨胀的现象越严重。
哈佛、耶鲁现在的平均绩点是A减，也就是3.7或者3.8的平均GPA，这个分数非常高。美国大学生现在普遍期待，自己在课上哪怕没有付出相应的努力，也一定能拿到差不多A的成绩。
这也是所有在精英大学任教的教授和助教抱怨的普遍问题：不敢给学生打低分。只要教授敢诚实评价学生的水平，给他们打一个B的成绩，就很有可能被投诉、被骚扰，甚至要处理一堆行政问题。
这种过分松散且逐渐失真的氛围，与国内愈发严苛的大学高中化形成了刺眼的割裂感。哈佛教授委员会在报告里写道：课堂应该是自由交流思想的地方。
但有一年春天，只有三分之一的哈佛毕业班学生表示，他们在有争议的话题上敢自由表达观点。学生害怕被孤立，害怕自己看起来很蠢，认为必须和教授观点一致才能拿到好的成绩，并且倾向于选择容易得高分的课程，而不是出于求知欲选课。
这是非常普遍的现实，国内大家都听过“清华成功学”，一进清华就有好心的学长告诉你，这四年要怎么安排，才能选最水的课，拿到最高的GPA。哈佛也是一样的情况。
哈佛的成绩膨胀在疫情之后变得更加严重。哈佛本科教育学院院长表示，曾经只有40%的学生拿A，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到了60%。
绝大多数的A都是在网课、远程授课期间给出去的，当时教授担心如果打分太严格会拿到学生差评，因此不敢给学生打低分。打分膨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学生只能通过别的方式脱颖而出。
课堂本来应该是卓越的学生脱颖而出的地方，靠公平的打分机制评判能力高低。现在所有人都能拿到A，学生就只能靠参加课外活动、参加俱乐部来凸显自己的优势。
部分教授在报告里写道，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广泛参与课外活动而不是上课，才是真正上大学的方式。
当大洋彼岸的大学生还在利用宽松换取社交筹码时，国内的高校却正在毫不留情地复刻衡水模式的铁腕。
越来越多中国大学开始有强制晚自习。湖南高校里除了个别985不用上早晚自习，其他一本、二本、民办院校，大多都有晚自习，不上才不正常。
缺席的人会被记录，上报给老师，影响日常表现学分。大一新生被统一要求在教室上早晚自习，不能迟到早退，不准使用手机，上厕所时间也有严格规定。
没有人反对，大家说这是传统。最讽刺的地方就是这句这是传统。之前和美国教授交流，他们经常抱怨，自由是传统。
学生上课玩手机，教授不敢说让把手机、电子设备收起来，不敢施加纪律，因为这是美国大学的传统。一边是自由是传统，另一边是纪律是传统，早晚自习是传统。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以为上了大学就不用再上晚自习了，实际上现在的大学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福建、东北、湖南的多所高校，里面都设置了晚自习打卡机，还不能随便离开校园。
如果晚上不打卡，就会被视为晚归。每个月有晚归的指标，很多人晚归原因一栏填的是在自动售卖机买吃的。
自动售卖机在宿舍外面，过去要通过闸机，这成了他们晚归最常见的理由。在这种席卷全国的大学高中化浪潮中，曾经向往的自由被彻底没收，代之以令人窒息的纪律。
在全国高中陆续落实周末双休的时候，大学生的周末却在悄然消失。很多本科生，周一到周六的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
大学辅导员更惨，直到退休都不会有完整的周末双休，晚间还要点名。点名通常不会超过五分钟，多半是对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心理安全、反诈安全等安全问题进行宣讲。
比晚点名更严的是课堂纪律。每堂课都要考勤，无一例外。考勤由班上的党员监督，应到人数和实到人数，会被写在黑板右下角。
如果发现班委包庇，会连带处罚。学校还会派出检查人员不定期在教学楼内巡逻，在教室数人头，一旦发现人头和考勤数量不符，就会拍照或拍视频查人。
食物和饮料在教室里被明令禁止，穿洞洞鞋进教室会被扣分，不能穿拖鞋，对耳钉和指甲也有相关规定。手机是课堂上的违禁品，学生上课玩手机属于教学事故。
有高校来了一个新书记。新书记上任就整顿教学质量，不让学生看手机，抓三律：到课率、前排就坐率和抬头率，搞得全校怨声载道。
有大学生反映，他们原先想象的大学是自由自在的，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课不会排太满，有兴趣参加学生会和社团工作。但是他们发现，大学根本不是这样的，感觉大学生活就是多了一个手机的高中生活。
当大学生天塌了的哀叹变成现实，高压的衡水化流水线将年轻人的心理防线逼到了悬崖边缘。为了避免学生出现安全事故，越来越多大学对有心理疾病的学生高度关注。
有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的女生，曾经被校领导要求要么找家长陪读，要么不出校门，并且要签免责协议，否则就劝退。如今大学管理的中学化，更深层的原因是大学和中学一样，正在日益成为无限责任主体。
大学生学业成绩出问题，外出发生安全问题，家长都要找学校，追究学校责任。为了避免担责，学校只能无奈采取和中学类似的圈养管理方式。
很多案例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了。这些案例里的问题，已经不是给自己生活增加麻烦和困扰的普通抑郁，而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和他人共处的心理疾病。
但每个辅导员都很无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没办法真正解决这些年轻人问题的根源。很多时候问题是来自他们的家长。
对于这些家长来说，孩子能考上大学，本身就证明自己的教育没有问题，小孩也没有问题。他们甚至会觉得，能考上重点大学，就算心理出点问题，那都是小问题，根本不算事。
所以大学辅导员能做的极其有限。他们没办法取代这些年轻人过去几十年的经历，更没办法抹去造成他们当前心理问题的种种原因。
这些辅导员关心的，或者说他们有能力去关心的，仅仅是预防最坏的情况发生。一旦有学生跳楼，就属于重大事故。
把握管理的度，是每一个辅导员都需要面临的问题。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无论是极度的放任还是极度的圈养，最终买单的都是那些陷入迷茫的年轻人。
当教育蜕变成一堆冰冷的数据和僵化的打卡机，大学衡水化便彻底夺走了一代人探索自我和解释人生的权利。
年轻人战战兢兢地学会了如何做一枚合格的螺丝钉，却在毕业面临真实社会时，陷入了断崖式自由带来的巨大空虚，甚至连基础的生存常识都需要通过网络重新学习。一所只会用高中模式围堵学生的大学，注定无法孵化出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灵魂。
教育绝不能为了保全考核政绩，就把活生生的人异化成完成KPI的工具。当这场席卷全国的管理风暴逐渐常态化，或许所有人更该停下来反思：如何把真正属于大学的成长空间，还给那群在重压之下喘不过气来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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