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冬，津沽大雾，一盏孤灯下，吴敬中的办公桌前摊着五份鲜红色的“已结案”卷宗。他抬头看向副官：“这几个人，你怎么看？”副官小声答：“各安天命罢。”一问一答，卷宗随即合上，命运也随之封存。五条人命，各有各的死法，却都与吴敬中的眉头深锁脱不开干系。
第一本卷宗里夹着马奎的黑白照片。这位粗汉自诩“江山帮”子弟，其实只是戴笠与毛人凤茶余饭后的消遣。马奎横冲直撞，得罪遍地，最狠的一次，竟敢在会议桌上拍案质疑吴敬中的判断。没背景？他自认有，“毛局长罩我”。可电话那头，毛人凤轻飘飘一句“马奎办事不牢”，就把这条命归到了“可弃”名册。天津站需要安静，莽夫的嚷嚷最碍耳。于是，暗夜火车，突如其来的枪声，马奎倒在冷铁轨边，帽檐沾霜。往后，站里再无人提起他，像坟头草被一脚踩平——典型的“自视过高型”，看似勇悍，实则随时可替。
第二本卷宗属于陆桥山。此人身挂上校衔，郑介民的心腹，行事张扬，镜片背后藏着锋利算计。他从南京带着“钦差”身份空降天津，自认上峰代言者，动辄一句“郑局长交代”，把站里人心攥在手里。可他忘了，天津站虽小，却是吴敬中的地盘。陆桥山以“清洗”名义报私仇，连夜抓人、逼供、栽赃，人人自危。吴敬中按兵不动，只在电报里向南京轻描淡写：“陆闹事，恐坏大局。”上面回电两个字：“自处。”一枚驳壳枪，两个太阳穴，嚣张落幕。有靠山，却不懂留余地，他的死像官场里那种“狐假虎威型”典范，来得快，去得更快。
第三本卷宗写着李涯。论勤勉，他数第一；论待遇，他数倒数。人称“李牛”，天天埋头搜情报、审口供，脾气倔，伤痕多。吴敬中闲来一句挖苦：“有本事，再翻出一座金佛试试。”李涯当真，掏钱、走线、套话，忙到凌晨。却偏偏撞上余则成这根钉。晋升两次被挡，怒火上涌，欲揭余底。廖三民背后抱摔，一声闷响，两人头先着地，李涯气绝。吴敬中摸着发酸的牙龈，自言：“可惜，一条好狗，跑得太快。”勤快却不懂形势，这类“苦力型”，死得最累，也最没水花。
第四本卷宗标注档案股盛乡。小吏出身，小贪常有，自觉圆滑，见谁都点头哈腰。可他手握档案钥匙，又私抄情报，玩火自焚。李涯奉令盯他，逼供无果，吴敬中一句“不能让南京查出破绽”，背后枪响，盛乡扑倒在走廊，血迹拖出一条曲线。蒸发一样，连墓碑也未立。这类“苍蝇型”，嗡嗡几声，便被拍死，无人替他喊冤。
最后一本卷宗是米志国，年纪轻，连正式编制都没有，苦哈哈跑腿打杂。他以为自己投对门道，逢人就叫“副站长大人”，嘴甜得很。余则成需要“替罪羊”，米志国正合适。审讯室灯泡啪地一闪，冰冷枪口贴上后脑，下一秒人倒地无声。文件上写着：“私通匪谍，当场击毙”。无人递交申诉，连抚恤金也没影。典型的“实习生型”，进门容易，退出难。
五张档案摆成一排，一道脉络清晰可见。旧政权风雨飘摇，天津站里人人自危。马奎是没见识的莽汉，陆桥山是狂妄的心腹，李涯是卖命的苦工，盛乡是蝇营的小吏，米志国是无根的草芥。严峻形势下，这五种人都走进了死胡同，但死的方式和被悼念的分量大相径庭。吴敬中在卷宗角落写下六个小字：“用完即可丢弃”。这句话，也算给那段烽火岁月做了最冷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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