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边的判断和特朗普完全相反，接下来美伊和谈的变数依旧巨大，巴基斯坦和伊朗都得当心了。
6月16日，中国外长王毅已经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并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
中方则在通话中明确表示，“行百里者半九十，目前的共识远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并特别强调，“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
需要注意，中方的这一判断，跟特朗普的表态大相径庭。后者在出席G7峰会时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那么，哪边的判断更符合实际呢？让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第一阶段谈的是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这些议题虽然复杂，但相对而言属于“操作性”问题，都有明确的执行路径。
第二阶段要谈的是核问题本身。伊朗现有高浓缩铀如何处理、能否继续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否恢复对伊全面核查，这些是真正的“硬骨头”。
德黑兰的立场相当明确，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可以在伊朗境内“稀释处理”，但绝不能运出国门。华盛顿的要求则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可能要求国际监督机制的全面恢复。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鸿沟，远大于第一阶段任何议题的分歧。
伊朗为启动第二阶段谈判开出了前置条件，美方必须兑现初步承诺，包括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这意味着第二阶段谈判还没开始，就已经存在“先履约后谈判”的信任难题。
即便特朗普声称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但中方有更清醒的判断，王毅外长的表态是在告诉巴方，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如果第一阶段是“停火协议”，那么第二阶段就是“终战协议”加“核协议”的复合体，两者难度不在一个量级。
其一，核问题的技术复杂性与政治敏感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涉及伊朗多年来积累的浓缩铀库存、离心机数量等敏感信息，伊朗是否接受“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的检查标准，这些都不是一次通话能解决的。
第二，制裁解除的范围与节奏。第一阶段只涉及部分资产解冻和石油出口制裁暂停。第二阶段要谈的是“解除全部制裁”。美国对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涵盖诸多领域的制裁体系，哪些可以立即解除、哪些需要分阶段，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巨大的利益博弈。
第三，地区安全架构的重新安排。王毅外长在通话中特别提到，“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
这是在提醒巴方，第二阶段谈判不仅仅是美伊双边问题，还涉及整个海湾地区的安全秩序重建。以色列的态度、海湾国家的关切等，都将成为谈判桌上无法回避的因素。
事实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达成后，以色列已经表现出强烈不满。这种地区层面的压力，会在第二阶段进一步放大。
显然，中国对局势有着冷静判断，能够相对精准地预估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也深知谈判一旦破裂，可能产生的后果。
中方该提醒的，已经提醒了，等美伊在日内瓦签字后，接下来的60天是对巴方外交能力以及伊朗自身的进一步考验。
首先是“平衡术”。巴基斯坦与伊朗有漫长的边境线，与美国又是传统盟友关系。在第二阶段谈判中，巴方需要在美伊之间保持真正的平衡，既不能过分倒向美国而失去伊朗的信任，也不能因偏袒伊朗而让美国质疑其资格。
其次是“预期管理”。第一阶段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国际舆论普遍持谨慎乐观态度。但如果第二阶段进展不顺，巴方作为斡旋者将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中方提前预警，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帮巴方管理国内外的预期，不要对第二阶段的速度和成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后是“危机预案”。王毅外长强调“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这句话也是在提醒巴方，如果大门真的关上了怎么办？巴方需要有应对谈判破裂的预案，而中方显然也在为此做准备，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各方仍能保持沟通渠道。
这通电话是中巴的一次战略“对表”，中方通过明确表达对第二阶段谈判难度的判断，既是在提醒巴基斯坦，也是在为后续的中巴协同行动定下基调。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发挥核心作用，处理经验相对不足。如果做好了，以后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做不到，将会错过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因此，中方有言在先，也是在帮助巴方应对这类事件。
接下来的两个月，将是对美伊双方诚意和耐心的真正检验，也是对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真正考验。中方的提醒已经到位，伊斯兰堡能不能做好准备，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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