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内容概要
- 澳联储宣布按兵不动，但坏消息是…
- 年入$30万仍喊穷！在澳洲，赚多少钱才能舒适生活？
- 对洗钱等违法活动监管不严星娱前总裁遭罚款70万元
- 过半澳洲人错过养老金节税福利，仅剩最后窗口期
- 维州推重大立法：员工每周有权居家工作2天，最快今年9月生效！
- 澳洲三分之一大学生面临财务危机
- 被骗$14万！这种骗局专挑华人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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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联储宣布按兵不动，但坏消息是…
澳联储宣布维持官方利率在4.35%不变，令数百万房贷持有者获得短暂喘息——但经济学家警告，这场“平静”可能在8月就宣告结束。
利率按兵不动的结果虽在市场预期之内，却并未带来多少安慰。
今年以来，房贷还款额已连续三次上涨。
Finder数据显示，5月已有40%的房主在艰难偿还房贷，高于1月的35%。
Finder房贷专家Richard Whitten警告称，房主们还不能就此松一口气。
他表示，眼看着月还款额不断攀升的借款人或许会把这次利率不变视为难得的喘息时刻，“但我们尚未走出困境——官方利率仍处于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KPMG首席经济学家Brendan Rynne则警告，周二的喘息可能“转瞬即逝”。
他指出，中东冲突推高了柴油和化肥成本，目前已传导至食品和运输价格，令通胀压力进一步恶化。
“因此我们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再加息一次，最有可能在8月，以将核心通胀率拉回澳联储目标区间的中点。”
目前通胀率为4.2%，远高于澳联储2%至3%的目标区间。
Compare the Market测算，一旦第四次加息落地，官方利率将升至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持有73.6万澳元平均贷款的借款人每月还款额将再增114澳元。
澳联储董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维持利率不变，是为了评估此前三次加息的效果，以及石油供应中断带来的影响，同时确保“一旦油价上涨冲击消退，通胀不会根深蒂固”。
声明同时明确，若有必要将“进一步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
财长Jim Chalmers称赞这一决定是背负房贷的澳洲人“值得欢迎的喘息之机”。
他表示，在中东冲突加剧通胀、全球多地利率上升的当下，这是一个令人安心的结果，“不会让数百万房贷持有者的处境变得更轻松，但至少不会让情况更糟”。
REA Group高级经济学家Angus Moore认为，澳联储正在采取审慎的“观望”策略，暂停加息以评估经济是否如预期般放缓。
他表示，家庭支出增长已有放缓迹象，住房市场同样降温——5月全澳房价持平，悉尼和墨尔本则小幅下跌。
“这种疲软态势可能延续至2026年剩余时间，因为加息的全部效应将持续压制借贷能力和房价。”
然而，随着澳洲同时面临通胀高企与经济增长放缓的“滞胀”困境，利率前景愈发扑朔迷离。
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合伙人Stephen Smith直言，澳联储正夹在两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之间：通胀仍然过高，经济增长却明显失去动力。
“物价稳定要求政策保持足够紧缩；充分就业又要求澳联储避免对一个已在放缓的经济施加额外压力——这使其双重使命愈发难以兼顾。”
统计局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GDP增长仅为0.3%，远低于前一季度的0.9%，经济动力明显减弱。
CPA Australia也发出警示，称小企业和家庭正承受“持续的财务压力”。
CPA业务与投资负责人Gavan Ord表示，必需商品和服务的通胀依然顽固，燃油成本持续波动，消费者信心低迷。
“许多企业原本希望看到缓解的明确信号，然而眼下的局面，是在成本远高于一年前的环境下陷入僵持”。
2
年入$30万仍喊穷！
在澳洲，赚多少钱才能舒适生活？
澳洲人透露了他们认为在2026年会让自己感到“真正舒适”的确切薪资——答案从意料之中到令人沮丧不等。
一名男子在网上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由此点燃了一场热烈讨论：“在澳洲，多少年薪能让你真正感觉自己‘成功了’？”
他解释说，自己并非在谈私人飞机或豪华跑车，而是那个“底线数字”——加油站刷卡或点晚餐时，终于不必在心里默默盘算总额的那一刻。
“达到那个节点后，临时冒出来的800澳元修车账单只是让人厌烦，而不是一场足以摧毁预算的紧急危机。”“预订一周的假期，也不意味着接下来三个月要以泡面度日。”
他坦言，每个人的处境截然不同——一个人独居小公寓，与一个四口之家同时应付房贷、托儿费和日益失控的食品杂货账单，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而他本人，曾将年薪10万澳元视为人生“成功”的里程碑。“但我终于达到了那个节点，却完全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在通胀和日常开销的侵蚀下，钱就这么消失了，那种期待中的安全感从未出现。”
“所以，2026年真正‘舒适’的数字究竟是多少？”
这个问题引发了大量共鸣。
令人吃惊的是，不少人认为30万澳元才是“新的”10万澳元，而那些声称拿着高薪的人，依然在经济上苦苦挣扎。
“我年薪25万澳元，妻子5万澳元，扣除房贷和所有开支后，我们几乎存不下什么钱，”一人透露。
另一人则表示：“如果你有一笔不小的房贷，30万澳元只能让你刚刚过得舒适，买大件物品前仍需三思……我的答案是50万澳元。”
一对年薪合计30万澳元的夫妇也坦言，他们不得不削减娱乐开销，包括度假、换用更便宜的食材、减少外出就餐。
“不至于无家可归，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富有。”
还有人发出警告：“年薪30万澳元仍必须严格执行预算，精打细算。有孩子上幼托的话，储蓄几乎为0。再经历一年隐性通胀，40万澳元就会变成新的10万澳元。”
不过，也有高收入者持不同看法。“你超出了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才会觉得不够，我挣30万澳元，有两个孩子，房贷不少，还能海外度假，生活很轻松，”一人分享道。
许多人对这个“遥不可及”的数字感到震惊，其中一人表示：“我本来想的是10万澳元。看到有人说30万澳元是底线，我感觉自己疯了——我想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其他人则将20万澳元视为“舒适”生活的门槛。
“我的年薪也达到了10万澳元，感同身受。即使妻子收入与我相当，房贷和生活开销意味着我们几乎存不下什么。我认为，至少要到20万，才能真正感到舒适，”一人说道。
“我觉得30万澳元太高了，我挣20万澳元，没有任何账单能给我造成压力，房贷轻松覆盖，想旅行随时都能出发，”另一人表示。
“作为一个年薪16万澳元、单身、住在自己房子里、背着60万澳元房贷的人，20万澳元会是我的理想点，”一人补充道。
“12年前我刚进入这个领域工作时，年薪10万澳元被视为进入大联盟，20万澳元是新的10万澳元，”还有人表示。
与此同时，那些年收入在10万澳元或以下的人，同样有人表示生活过得相当舒适。
“我年收入大概8到10万澳元，妻子9.5万澳元，我们付账单、还房贷，过得不错，就是存款不多，”一人说。
另一人则分享了一段令人动容的经历：“当年薪从3.2万涨到6.2万澳元时，我感觉自己终于成功了——拿到第一张工资单时，我哭了，因为这是我这辈子从未有过的收入。”
讨论中，一对年薪合计14万澳元的夫妇透露，他们在还清房贷后一直生活舒适。
“我们43岁和37岁，年薪合计14万澳元，但没有任何债务——没有信用卡欠款，没有车贷，房子也是自己的。”
“现在我们相当舒适，每年大概能存5万澳元。”
该男子还对比了一对年薪合计25万澳元的朋友夫妇：新房漂亮，却因车贷和高额房贷，每周末手里几乎剩不下什么钱。
这场讨论或许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通胀侵蚀与生活方式升级的双重压力下，“舒适”的门槛正在不断上移。
3
对洗钱等违法活动监管不严
星娱前总裁遭罚款70万元
涉及华人犯罪份子洗钱丑闻和允许中国豪赌客违规使用银联卡买赌场筹码的星娱集团（Star Entertainment）两名前高管因未能就海外赌客带来的犯罪风险「发出警示」，周三被联邦法院大法官判定给予巨额罚款，其中该集团总裁被罚款70万元，并遭禁止担任公司高管六年。
联邦法院今年3月裁定，星娱集团前总裁贝基尔（Matthias Bekier）未能向公司董事会通报澳门犯罪份子「洗米华」（周焯华）的博彩中介运营商太阳城集团在2018年和2019年在悉尼星亿赌场内开设贵宾厅期间出现的可疑违法行为。
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简称证监会）在这起诉讼案中，成功起诉贝基尔和星娱集团前总法律顾问马丁（Paula Martin），指控他们违反职责。
大法官李麦克（Michael Lee）周三在宣布对贝基尔的罚款时指出，这位前高管在赌场集团的高级职位严重加重了他的不当行为责任。
他在判决书中说：「社会之所以容忍赌场运营，是因为其管理者会展现出与企业固有风险相匹配的警惕性。」
「然而就星娱集团而言，这种警觉性显然不足。」
这位大法官补充道，该赌场公司治理的失败之所以暴露出来，是因为其监管人员在「危机来临」时没有「及时发出警告」。
贝基尔在2021财政年度的薪酬超过300万元，在2022年3月辞职前的次年也超过170万元。
大法官也对担任集团总法律顾问的马丁女士处以40万元的罚款。
李麦克大法官在判决中指出，赌场内部运作失灵，且对博彩中介、监管合规和反洗钱风险感到担忧，这非但没有减轻马丁女士作为星娱乐集团最高律师的职责，反而加重了她的责任。
他认为，星娱集团这两位高管都没有表现出对自身违规行为严重性的深刻认知。
贝基尔被禁止担任公司管理职务六年，马丁女士则被禁止担任公司管理职务七年。
两人也被命令承担证监会对他们提起诉讼的45%法律费用。
证监会的律师最初在五月的量刑聆讯中寻求对贝基尔处以130万元的罚款，对马丁女士处以110万元的罚款。
然而，此前该监管机构已就类似的违规行为，对达成认罪协商交易的前赌场运营总监霍金斯（ Greg Hawkins）和前财务总监西奥多（Harry Theodore ）分别处以较低的罚款，分别为18万元和6万元。
霍金斯和西奥多分别被禁止从事相关行业18个月和9个月。
李麦克大法官表示，先前达成的过于宽容的认罪协议，最终降低了他对这位前赌场总裁和首席律师的处罚。
他解释未能采纳证监会提出的130万元和110万元罚款额的原因时说：「证监会不能对一些违规者（此前已达成认罪协商交易者）网开一面，然后又对那些向证监会提供证据的人不合逻辑地寻求过重的处罚。」
在遭有关部门对其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前，太阳城集团和其他华人博彩中介（俗称叠码仔），以及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华人豪赌客，星娱集团带来了巨额收入，每年高达数百亿元，促使该集团高管对其中涉及的违法行为故意视而不见。
大法官在聆讯期间驳回了证监会对11名现任和前任星娱集团董事的指控。
4
过半澳洲人错过养老金节税福利，
仅剩最后窗口期
近半数澳洲民众从未额外向养老金账户存入资金，而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总额最高可达 16.75 万澳元、为期五年的税收抵扣额度即将失效。
当下，养老金几乎是最优的财富增值工具。本次联邦预算基本未调整养老金相关规则，但对信托及绝大多数其他投资资产加征税款，大量投资者因此寻找能够避税的资产载体。
对于有闲置资金的人群而言，养老金迅速成为首选投资架构。
但本财年即将结束，留给大家足额使用税收优惠额度的时间仅剩数日。
养老金储户很快将无法补缴 2020-21 财年的可税前抵扣养老金供款。当年数百万澳洲民众收入缩水，存入养老金的资金大幅减少。
补缴供款，官方名称为结转补缴供款，允许储户补足过去五个财年中每年未用尽的优惠型缴存额度，这部分补缴金额均可抵扣个税。
关键限制条件：储户必须先用完本财年 3 万澳元的优惠型供款上限；但对于资金充裕的投资者来说，补缴供款能带来可观的节税收益。
咨询机构 Caveo Partners 首席经济学家、金融策略师 Theo Marinis 表示，养老金 “是本次预算案中极少数未被加税波及的资产，因此加大养老金投入十分划算。”
他介绍，应税收入超过 4.5 万澳元、适用 32% 个税档位的人群，都适合办理补缴。
“资金存入养老金仅需缴纳 15% 的税款，何必按 32% 的税率缴税？”Marinis 说道。
“每 1 澳元净省 0.17 澳元税款。存入 1 万澳元，扣除养老金供款税后，仍可省下 1700 澳元个税。”
适用更高边际税率的纳税人，办理可税前抵扣养老金缴存的节税效果会更加显著。
“额度过期不候，五年窗口期一过，未使用的补缴额度直接作废。”Marinis 提醒。
“各大养老金基金都会设置资金入账截止日，每到财年末办理缴存的用户激增。部分机构最早 6 月中旬就截止收款，多数会定在 6 月底前一周。
如果资金在截止日后才到账，会计入下一财年，本财年无法申请抵扣。务必提前咨询自己的养老金基金，确认本年度资金接收截止时间。”
澳洲养老金消费者协会（Super Consumers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 Xavier O’Halloran 表示，强制养老金制度为年轻人打下了养老基础，但年长澳洲人早年并未享受如今占薪资 12% 的高额雇主缴存，“额外存入养老金会带来很大帮助。”
“如果打算本财年办理个人养老金缴存，请联系养老金基金或澳洲税务局（ATO），查询自己剩余的缴存额度。”O’Halloran 说。
“补缴额度滚动计算五年周期，新冠疫情期间失业、停薪的人群，现在正好可以补齐当年没能存入的养老金。”
领航投资澳洲（Vanguard Australia）个人投资业务负责人 Renae Smith 称，很多人误以为某一年没缴存，对应的额度就永久失效。
“但结转补缴规则允许大家在经济状况好转后，补存往年没用完的额度。”Smith 解释道。
领航测算，过去五年全程未用尽优惠缴存上限的储户，累计可使用的补缴额度最高可达 13.75 万澳元；叠加 2025-26 财年 3 万澳元上限，本年度可税前抵扣的缴存总额最高为 16.75 万澳元。
结转补缴规则一般面向养老金总资产低于 50 万澳元的投资者开放。
“打算一次性从税后收入大额缴存养老金的用户，至少要在 6 月 30 日前一周完成转账，预留资金清算时间。”Smith 提示。
“想要申请个税抵扣，还需填写《抵扣意向告知书》，在申报个税之前提交给养老金基金。”
领航调研显示，46% 的澳洲民众从未向养老金进行额外缴存。
Hesta 养老金首席执行官 Debby Blakey 表示，生活成本高企让部分人无力追加存款，但仍有其他养老规划方式可供选择。
“可以从小额操作入手，比如确认自己是否符合政府配套缴存补贴资格、合并名下多个闲置养老金账户，或是梳理整体退休规划。”Blakey 说道。
Hesta 的调研显示，仅四分之一储户了解补缴供款、配偶缴存、额度拆分政策；超三分之二的用户知晓薪资牺牲缴存与个人自主缴存养老金两种方式。
5
维州推重大立法：员工每周有权
居家工作2天，最快今年9月生效！
商界领袖警告称，维州拟议的居家办公立法一旦通过，将引发大规模诉讼潮——员工与雇主将就“谁依法享有每周两天居家办公的权利”展开激烈交锋。
维州州长Jacinta Allan周二将工党法案提交议会，宣布允许员工在条件允许时每周居家办公两天，这一权利也将按比例适用于临时工和兼职员工。
距离州选举不到六个月，Allan民望下滑，一国党（One Nation）支持率节节攀升。
在此背景下，她将这些法律定位为工薪家庭的胜利，称此举将为他们节省通勤时间，每年最多可省下5000澳元交通费用。
“当现行体制无法服务于劳动人民时，你就必须改变体制。我们知道居家办公对家庭有效，”Allan周二表示。
“这就是我们推动立法的原因。毋庸置疑，另一种选择是一个自由党-一国党联盟——他们将削减员工的居家办公权利。”
根据新法案，维州居民可就居家办公争议向维州平等机会与人权委员会（Victorian Equal Opportun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申请调解，若未能达成和解，则可进一步诉诸维州民事与行政仲裁庭（VCAT）。
然而，这两个机构目前均已应接不暇。
上一财年，平等机会与人权委员会在六个月内仅解决了42%的投诉，远低于85%的目标，且员工编制已从2024年的52个全职等效职位削减至2025年的35个。
VCAT方面，2024/25年度依据《平等机会法》立案的案件共303起，平均结案周期长达八个月。
这意味着，一旦发生争议，当事人可能需等待逾一年才能获得解决。
完整法案预计将于周三公开发布。
反对党领袖 Jess Wilson 表示，联盟党支持居家办公，但须待法案正式提交议会后再作审议，目前仍在观望。
Seyfarth Shaw律师事务所雇佣法合伙人 Chris Gardner 直言，任何试图界定“哪些员工能够或不能居家办公”的法律，都必然存在解释空间，并由此引发劳资纠纷。
他表示，在雇主认为员工亲临现场至关重要的行业，仲裁庭将被争议淹没。
“对雇主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员工到岗相比远程办公的优势所在。”
“许多雇主深知其价值，也清楚员工在现场能有更好的发展和成果，但要拿出超越单纯轶事式观察之外的硬证据，却非常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平工作法》已赋予员工申请灵活工作安排的权利，雇主只能基于“合理”商业理由予以拒绝。
Maurice Blackburn律师事务所雇佣法特别顾问 Jessica Dawson-Field 认为，维州新法将使员工争取居家办公安排变得显著更容易。
“关于何为‘合理’的期望，雇主与员工之间往往存在重大分歧。”
“新法案则更像是将每周两天直接设定为一项预设权利，员工无需再费力争取。”
Dawson-Field 也对平等机会与人权委员会处理相关调解工作持乐观态度，并认为新法是一项利好员工的发展。
“这无疑符合人们在就业领域向前发展的期望，”她说。
维州工商会（Victo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首席执行官 Sally Curtain 预测，随着员工和雇主就谁有资格居家办公展开拉锯，这将演变成一场“律师的盛宴”，并呼吁撤回该法律。
Curtain 指出，维州目前居家办公比例已居全国之首，在条件允许的大多数工作场所，这早已成为常态。
立法只会将雇主拖入旷日持久的仲裁纠纷，反而鼓励企业将业务迁往他处。
“居家办公的所有好处在维州已然实现。企业与员工合作、为业务设定合适条件，本不成问题。”
“这是政府越权的表现——企业界在说：让我们做好自己擅长的事，别来挡路。”
她还透露，已有会员表示有兴趣在高等法院就法律合宪性发起挑战。
澳洲商业理事会（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负责人 Bran Black 直斥这是“为不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将争议提交委员会和VCAT只会加重这些机构的巨大压力。
他表示，灵活工作安排在澳洲职场已非常普遍，没有证据表明现行法律行不通。
“这项举措只会加深维州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隔阂，将投资和就业机会赶出这个州。”
澳洲零售商协会（Australian Retail Council）首席执行官 Chris Rodwell 则警告，立法可能制造出“双层阶级”的员工体系。
“一项强制性的工作场所权利，可能在办公室职员和每天服务顾客的前线团队之间，造成机会不平等。”
他补充称，澳洲本已面临生产力问题，正因企业要花费大量时间应对复杂的监管环境，重点应放在减少监管碎片化，而非增加它。
维州工会理事会（Victorian Trades Hall Council）助理秘书 Wil Stracke 则对立法大力支持，称这些法律是“理所当然、无需多虑的事”。
她表示，目前有很多本应能够居家办公的员工，雇主却说不可以。
“能够居家办公的人将省下开支，原本难以找到工作的人将获得机会，而无法居家办公的人也会发现通勤变得顺畅多了。”
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宪法学教授 Luke Beck 表示，若有人挑战该立法的合宪性，关键在于能否证明它改变、削弱或减损了现行联邦职场法律的运作。
“我们知道，州级反歧视法通常与联邦职场法律并不冲突，”他说。
“将其纳入《平等机会法》是为了契合现有的实践模式，但最终结果完全取决于法案的具体条文。”
该立法将在《平等机会法》中正式确立居家办公权利——该法律目前已保护员工免受基于种族、性别、年龄、宗教、性别认同、性取向、政治信仰和残疾等特征的歧视。
若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将于9月1日正式生效。
雇员少于15人的小型企业可获更长缓冲期，该法将于2027年7月1日起才对其适用。
Allan亦表示，新员工在试用期内将不享有居家办公权利。
6
澳洲三分之一大学生面临财务危机
大学录取通知书常被视为“通往机遇的入场券”。但对许多学生来说，被录取只是挑战的开始——真正的考验，是能否负担得起留下来。
随着学费与生活成本持续攀升，这道关越来越难过。一份最新报告深入审视了澳洲大学生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并探讨如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报告发现，受访学生中有三分之一表示正因经济状况而陷入困境。这一比例在国际学生、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学生、残疾学生以及独居学生群体中尤为突出。
为了解现有支持措施与学生面临的现实困境，研究团队分析了41所澳洲大学的学生经济支持政策，随后对近900名学生展开问卷调查，并深入访谈了约50名学生和大学工作人员。
参与者通过大学网络、学生会及社交媒体招募。
调查结果触目惊心：51%的学生曾经历食品不安全，64%的人难以负担住房，近45%的人表示经济压力已对学业产生负面影响。
这与其他调查结果相互印证——学生们一直在省吃俭用，努力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
另有近期研究指出，经济压力甚至在学生踏入校门之前便已影响他们的决策：一些年轻人选择推迟学业，计划边读边打工，或留在家中以削减开支。
在所有应对策略中，打工是最普遍的选择。
调查显示，74%的学生依赖有薪工作来维持日常开销，其中约36%的学生每周工作超过20小时。
打工固然有助于培养独立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但长时间工作往往与上课、备考、实习和休息产生直接冲突。
一名学生坦言，工作逼得他不得不“翘课或翘辅导课”。
除打工外，学生们还会向家人和朋友借钱、申请贷款、推迟就医或牙科诊疗、减少课业负担，甚至退课、延迟毕业。
“我每天都在想钱……根本睡不着，”一名学生如此告诉研究人员。
Youth Allowance、Austudy和ABSTUDY等政府补助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了重要支撑，但这些补助既未覆盖全部学习和生活成本，也并非所有学生都能享受。
以Youth Allowance为例，年满18岁且不与父母同住的学生每周约可领取339澳元，而2025年单身成年人的贫困线约为每周584澳元——两者之间存在约245澳元的缺口，这还不包括教科书或实习等额外支出。
2026年，Anglicare的调查更发现，依赖Youth Allowance的学生在澳洲几乎找不到负担得起的租房。
福利倡导者也指出，大量潜在受益者被拒之门外。
国际学生通常不符合申领资格，许多本地学生也因年龄、居住安排或父母收入而无缘申请。
HELP学生贷款及近期的债务减免措施解决了部分学费压力，但对日常生活开销无能为力。
研究发现，大多数大学都提供某种形式的经济援助，包括奖学金、助学金、紧急补助、困难贷款、财务咨询、食品支持（如食品发放、杂货券和补贴餐食）、教科书资助，以及转介至社区法律、住房、食品救济和财务辅导等外部服务。
然而，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支持是否存在，而在于学生能否及时知晓、顺利获得这些资源——最好是在压力演变成危机之前。
调查结果令人忧虑：仅有22%的受访学生了解所在学校提供的经济支持；而在知情者中，近一半表示申请流程繁琐且不透明。
部分计划甚至要求学生先行垫付费用再申请报销，而这恰恰是许多人无力承担的。
学生和工作人员普遍反映，大学网页难以浏览、资格条件复杂、所需文件繁多、审批流程漫长，加之对申请资格的不确定感和寻求帮助的羞耻感，重重障碍令人望而却步。
理财知识培训或许有一定作用，但许多学生的困境并非源于不懂预算——问题的根源在于收入根本无法覆盖学习和生活的基本支出。
政府补助的金额需要更贴近实际的学习和生活成本。
若要求学生全日制就读并完成实习，收入支持就应涵盖房租、食品、交通、医疗和课程所需的真实费用。
目前，政府虽已为实习引入部分补贴，但这一支持仍需在各学科间实现公平，不应局限于已获其他政府资助的学生。
与此同时，交通和停车补贴、更灵活的兼职实习安排等配套措施同样不可或缺，唯有如此，学生才能在完成课程要求的同时，维持必要的有薪工作。
大学也需要构建更清晰的支持体系，帮助学生找到、读懂并用上现有资源——支持信息应易于查找、语言平实，并通过统一渠道集中提供，申请流程也亟须化繁为简。
如果澳洲希望拥有一支技能熟练、多元化的大学学历劳动力，就必须切实支持学生完成学业。
这不应是学生独自承担的私人难题。
7
被骗$14万！这种骗局专挑华人下手
在澳洲某座小镇的某个夜晚，一名身着衬衫、系着领带的华裔男性，正为一段自认为将在庭审中呈递的陈述视频做准备。他在自家卧室内按下录像键，面对镜头轻轻欠身，仿佛在向未来的主审法官致意，随后开始阐述自己的“案情”
整段录像中，他多次重申自身无辜，并恳切冀望司法机构能还原事件全貌。“关于我的一切指控均属编造，毫无实据，且脱离现实。”他在结尾处以诚挚口吻提出请求：“恳请尊敬的法官查明事实，还我清白。我真诚请求您的帮助。”
这个化名Justin的男子出生于中国。彼时的他坚信自己正因涉嫌国际洗钱而被中国警方调查，并将面临严重指控。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诈骗分子冒充中国执法机关，通过极其逼真的话术与文件，让他一步步陷入恐惧，最终被骗走几乎全部积蓄。
根据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旗下Scamwatch的数据，仅2025年就收到1294起关于这类“冒充权威机构”的诈骗报告，总计造成超过1200万澳元的损失。
ACCC副主席Catriona Lowe表示，在所有针对多元文化社区的诈骗中，“冒充权威机构”针对华人群体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高。多元文化背景受害者的中位损失约为750澳元，但华人的中位损失高达5.5万澳元。
她指出，这类诈骗近年来越来越复杂，诈骗团伙正在同时利用技术手段和心理操控来控制受害者。“他们非常有效地利用科技和心理战，让受害者一步步落入陷阱。”
消费者行动法律中心（Consumer Action Law Centre）首席执行官Stephanie Tonkin也表示，如今的诈骗已经“工业化”，犯罪分子会花大量时间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操控，利用“被驱逐出境”“遭受处罚”等恐惧制造压力，使受害者陷入恐慌。
Justin的骗局正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当时，一名自称来自澳洲驻中国香港领事馆法律部门的人联系了他，称他的电话号码涉嫌被用于向香港居民发送诈骗信息，已有多人受害并向中国警方和总领事馆报告。
“他们称这可能影响我在中国的出入境，并且可能影响我的护照。”随后，他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对方要求他通过Microsoft Teams做“笔录”。他通过谷歌搜索了上海警方的电话，发现与对方的号码完全一致，这让他一开始并未完全怀疑。
在通话过程中，对方声称他的身份已与其他犯罪案件相关联，并向他展示了一份包含他照片的“逮捕令”，文件中还提到澳洲联邦警方等机构，声称中澳双方将合作展开调查并实施抓捕。诈骗分子还告诉他，他的身份被用于在中国开设银行账户进行洗钱。“他们无法证明我有罪，但仍然要调查我。”Justin回忆说。
更令人震惊的是，诈骗者对他的家庭背景、父母的工作地点、家庭住址以及在中国的生活细节都了如指掌，并且告诉他，澳洲内政部和中国公安部将会合作，将犯罪嫌疑人遣返回中国。“这让我既震惊、又害怕，同时又困惑和怀疑，我在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之后的“调查”中，他被要求全天开启Microsoft Teams摄像头，接受所谓24小时监控。即便睡觉也必须开着镜头，每三小时汇报一次行踪，并在外出时实时发送自拍。他甚至被要求每天提前提交第二天的行程，并对外界保密，否则将面临“追加指控”。这种持续的心理控制让他的判断力逐渐下降，同事也开始察觉他的异常状态。
后来，骗子告诉他，警方需要调查他的资金是否来自合法来源，要求他在Westpac开设一个新账户，并将钱转入“国际刑警中国中心”相关人员监管的HSBC账户。在短短七天内，他多次将资金转入诈骗方指定的账户，累计接近14万澳元。直到最后一次转账完成几天后，他才逐渐意识到事情不对，并向银行与警方报案。但为时已晚。
虽然Westpac最终成功追回约3万澳元，但其余损失难以追回。银行方面表示，已对交易进行了审查，未发现系统或操作失误，并称已经在交易过程中向客户发出风险提醒。HSBC方面则表示，银行设有严格的反欺诈机制，但犯罪手段不断演变，单一机构难以完全阻止此类复杂诈骗。
Justin联系了中国驻澳洲的领事馆。工作人员表示，已收到多起此类诈骗的报告，并明确告知他，中国官方执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社交软件或视频会议对个人进行所谓“远程调查”。
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近期也曾在官网发布反诈提醒，提醒留学生和华人警惕“冒充中国驻外使领馆、国内公检法机关、海关及国际快递公司等工作人员进行的电信诈骗”，其中还提到了一个与Justin遭遇非常类似的典型案例。
对于Justin来说，这场骗局不仅意味着巨额经济损失，也带来了长期的心理冲击。他表示，自己仍在尝试追回剩余资金，也希望通过讲述经历提醒更多人提高警惕。“越多人了解这些骗局，就越不容易再有人受骗。”
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提醒：
总领馆不会通过电话或电话录音通知留学生有重要文件、包裹需要领取，或者有涉及国内的案件需要处理。
诈骗分子可通过特定改号软件将来电显示为有关机构的电话号码，骗取受害者信任。如受害者对诈骗分子身份存疑，诈骗分子会让受害者通过114、网站等渠道查询验证来电号码确为有关机构的电话号码，进一步增强受害人的信任。
诈骗分子会以涉案为由，要求受害者与他人（包括家人、朋友）断绝一切联系，24小时保持电脑或手机摄像头打开、手机保持通话状态进行监控，以便将受害者与外界信息完全隔绝，防止受害者在亲人或朋友提醒下从受骗状态中幡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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