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杞国（上）
自杞国（1100～1260年），是南宋时期滇东、黔西南地区的一个以“乌蛮”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1100年，自杞建立，至1260年为蒙古所灭，鼎盛时其疆域北至曲靖，南达红河，西抵昆明，东到广西红水河。
1.乌蛮三十七部与自杞国势力的崛起
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7年）十二月，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络白族贵族董伽罗等，在东爨三十七部的支持下，起兵一举攻克羊苴咩城（今下关），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南诏野史》载：段思平“借兵于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蛮部。”三十七部除落恐、溪处、思陀、铁容（在今红河县）等少部分为和蛮等民族外，其余均是滇东、滇东北、滇中、滇南及黔西的乌蛮。由于大理政权“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于建国之初“皆颁赐宝贝，大行封赏”，减免徭役。如封乌蛮贵族阿而为罗婺部长，封“乌蛮”、“些摩徒”部于河阳郡，这些被封的乌蛮贵族都是“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领主。
在加封东方诸蛮的同时，大理政权统治者还封董伽罗为布燮（宰相），赐予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封高方为“岳侯”，赐巨桥（今昆阳）为其世袭领地。这些白蛮、乌蛮的大小封建领主，常侵占邻近各族人民土地以扩张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如鄯阐领主高氏侵占了世为乌蛮所居的易门为其领地；“大理国高护军”侵占了彝族先民磨弥部所居的交水（今曲靖市境）为自己的私邑，驱逐了磨弥部首领蒙提；在武定和曲州地区，据《元史·地理志》载：“僰、卢诸种蛮所居，地多汉冢，或谓汉人曾居。蒙氏时，白蛮据其地。至段氏，以乌蛮阿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不唯罗婺部如此，“些摩徒部”也“析其子为三部”，即“强宗部”、“休制部”、 “步雄部”，而“步雄部”后又封其弟为“罗伽部”。
“些摩徒”即“徙莫祗蛮”，汉、晋时期未见史载。 “徙莫祗蛮”当是南北朝之后从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至唐初与乌蛮为同一族系的民族群体，至明代则被称为“罗罗撒摩都”。南诏兼并东部爨区之后，“徙莫祗蛮”仍居于今楚雄往东至澄江、玉溪一带。随着“徙莫祗蛮”人口增多，不断向邻近地区发展，至南诏末便形成罗伽部（今澄江县境内）、阳宗部（今呈贡东南至澄江县北部阳宗一带）、步雄部（今江川县境内）、休制部（今玉溪）、弥勒部（今弥勒县境内）。还有部分“徙莫祗蛮”散居石城（今曲靖）以南，步头（今建水县南部的红河岸边）以北的广大区域内。他们与爨区乌蛮各部接触较多，发展更为先进，已有阶级分化，也属于被南诏奴隶主征服之后留在原地的集体奴隶，故被列于东部乌蛮三十七部之中。就在大理国大小领主争权夺利，国势衰退，社会动荡之际，大理国所属的乌蛮三十七部相继割据称雄。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号称“罗殿国。”“些摩徒”各部势力继续发展状大，其统治区划已包括今昆明以南玉溪地区的大部分，并向东发展到今广西边境，建立了“自杞国”。
南宋时期，关于自杞国的记载，大多与“广马”相联系。所谓“广马”是指宋朝廷由广南西路所买之马。马产于大理，据《玉海》卷149《绍兴孳生马监》记载：前来横山寨卖马者，有自杞、罗殿、特磨等部落的商人，“今之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而自彼乃以锦绵博于大理，世称广马，其实非也。”宋朝廷为抵御辽、夏、金及蒙古的侵扰，大量取马于陕、川、滇诸地，宋室南迁后，西马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广马即云南之马。建炎四年（1130年），宋廷命广西提举峒丁李域即邕州（治今广西南宁）置使买马，李域随即遣使入大理国求市，这年五月，李域上奏言江西道路不通，乞自广西入闽中送马赴行在（指临安，今杭州），旋而被罢提举官。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又复置提举官。三年春， “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此记载，大概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自杞历史的最早记录了。据当时任知静江府并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其著作《桂海虞衡志》中谈到广西周边民族状况时这样记述：“南江（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又，清代《续资治通鉴》卷114载：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十一月，知广西路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张栻的一则奏议云：“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杞，西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张栻另撰有《静江府厅壁题名记》一文，其记广西路羁縻州之外则云：“其外则有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趾、大理等国属焉。”以上，多有提及自杞，且与罗殿并以“国名”，而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载，早在北宋元丰（1078——1085年）间，广西帅司已在邕州置干办公事一员，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史载自杞本不产马，全靠贩马起家。《宋史》卷198：“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烙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岭外代答·宜州买马》云：“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自杞、罗殿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南宋朝廷于邕州置提举司买马，博易场地在邕州以西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自杞等“每冬以马叩边”。大理马输入内地的总额也越来越大，据《玉海》卷149《绍兴牧马监》记载：邕州置马司后，自是岁得千匹。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二千四百五十匹”。又据李兴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广马条”记载，淳熙二年（1175年），竟达“六十纲”（每纲五十匹）。宋王朝用于博马之商品有黄金、锦、盐、缯及各种绫罗绸缎，于是“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
自杞国在南宋初年方异军突起，其势力在南宋的活动及其势力的膨胀，无不与广马贸易相联系。自杞以贩马致富，可以说是以贸易立国，以战马经济立国。就在这短短的百余年中，通过战马贸易，自杞势力已超出罗殿之上，一跃而起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范成大自乾道九年（1173年）三月赴广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离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后，正是自杞势力发展至极之时。正如范成大所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尝有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由于自杞国贩马而致强，不止与罗殿相争，并敢称强于横山，甚至在淳熙四年（1177年），自杞一酋领名必程者 “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同时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这实际上是要求南宋政府承认其独立地位。
在淳熙三年的一次冲突中，宋与自杞双方均有所杀伤。权知邕州吴儆与自杞酋领兵庭相见时对自杞严厉斥责并威胁云：“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在分折了广西边地的形势后吴儆上奏朝廷说：“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有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悻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强盛，独雄于诸蛮。……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吴儆奏中还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以吾抚之之过，日益骄横。”
从吴儆奏中可以看出，自杞势力的膨胀与南宋广马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杞国通过开辟战马古道，以贩马致富，发展战马经济，使其不断强大起来，进而独雄于诸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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