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鬲 西周中期
秦公鼎 春秋早期
商鞅方升 战国
鋄金银铁矛 战国晚期
虎形金饰 春秋中期
秦公镈 春秋
子车戈 春秋晚期
彩绘俑头 秦代
秦半两 秦代
始皇帝诏版 秦代
波曲纹铜鍑 春秋早期
展览：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
时间：6月10日—9月7日
地点：上海博物馆东馆
“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把主题扣在了“肇兴”二字，告诉观众，本展的重心放在中国大一统的初始阶段，如何酝酿、孕育及至诞生的历程。为此，特展以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依据，以发掘的文物为实证，汇聚了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计328套510件文物，向观众呈现一段或陌生或熟悉的草创历史。
秦人从哪儿来
对秦文化的探索，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回答“何以中国”的关键一环。
在秦人来源问题上，学术界长期存在“东来说”和“西来说”之争。持“东来说”的学者认为秦人源自东方民族，后来才西迁至甘肃一带；持“西来说”的学者认为秦人本是陇右土著，或者说是西戎的一支。仅从文献记载看，两种说法似乎各有依据，难分高下。但从早期秦文化的考古材料，尤其是墓葬发掘资料来看，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秦人本是东方民族一员的信息。
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发现的屈肢墓葬首次区分出秦文化的遗存，可算作秦文化考古的开端。后来在陕西、甘肃发现了大批秦文化遗址，包括墓葬、建筑、居址等遗迹，为构建秦人早期物质社会以及由此所反映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本次特展第一部分为“秦·人”篇，基于近百年来的考古成果，聚焦甘肃东部秦人溯源及其族群发展。
大约在商朝末年，秦人已经在甘肃东南部活动。周朝建立之后，秦人被贬为“御奴”，为周王朝抵御西戎。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人的首领非子，因在“犬丘”牧马出色，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赐以“秦”地。这一段文献的信息量极大，而其可靠性有待相关考古工作一一证实。比如，非子作为秦国的直系祖先，他的封邑究竟在哪里，众说纷纭。寻找非子的封地“秦邑”成为21世纪后甘陕两地考古机构调查、发掘与研究的重点。令人欣喜的是，考古工作已取得重大收获，本次特展多有呈现。
西周中期，秦人活动的中心已经明确在今天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的西汉水上游，这里当时被称为“犬丘”或“西垂”。李崖遗址位于甘肃省清水县城北侧，是一处大型西周至隋唐时期遗址，其中包含的丰富文化信息，对探索早期秦文化渊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从考古学上为秦人东来说提供了直接线索。
展柜中一件西周中期的随葬陶鬲（lì）为方唇分裆鬲，另一件并排展出的陶簋，其腹部有明显的倒三角纹，这些都明显带有商式风格。再从李崖遗址发掘的众多墓葬形制看，有14座带有腰坑、坑内殉狗。商系墓葬流行腰坑殉狗，相反，西周时期的周人墓很少见到腰坑，殉狗的比例也较低。从秦墓的这种葬俗可以清晰看出早期秦文化与商文化的渊源。
秦人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商文化的丧葬制度，不仅与族源有关，更是历史遭遇所致。秦人先祖曾是商朝的属民，商亡后以遗民身份被迫迁往西陲的陇右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反而使那些被周人摒弃的商代旧制在秦地得以保存。
从商文化到周文化
如果秦人一直囿于商文化中，肯定不会有后来的大发展。学习先进文化理念，适时改变，是融于秦人血液中的基因。
西周晚期的弦纹铜鼎出土于甘肃省礼县西山遗址，来自第2003号秦人墓葬。这里发现了目前时代最早的秦贵族随葬青铜礼器。这件弦纹铜鼎的腹部如球形，三足如兽蹄，口沿下有两周凸弦纹，这一形制与周厉王时期的多友鼎相似。随葬的青铜礼器共有三鼎二簋，其中铜簋上的纹饰风格与关中地区周人墓葬出土的同类器完全一致，为探究秦铜礼器的组合与形制是否源于周文化提供了线索。
发掘时发现墓主人头骨上留有一个射进未拔出的铜镞，表明他是非正常死亡。从随葬兵器看，他极有可能死于战场。西周中晚期以来，周王朝与戎人关系恶化，秦人替周王室把守西部疆域，自然免不了与戎人争战。史载，秦人先祖秦仲、世父等，先后在与戎人的战争中死亡或被俘。
展厅中七件秦公鼎一字排开，彰显诸侯七鼎的礼乐制度，表明西陲的秦人已接纳周的礼制文化。商人的礼器重视酒饮，殷墟贵族墓随葬的铜器多以觚（gū）、爵、觯（zhì）等酒器为核心。周人的礼器则为重食的组合，以鼎、簋为核心。周礼取代商礼，首先体现在礼制青铜器上的变化。西周前期器用制度的基本框架仍保有殷商遗风，一组酒器搭配一组炊食器。到了西周中期，以鼎、簋为标志的列鼎制度产生，逐渐取代前期规制。列鼎的形状、纹饰相似，尺寸大小依次递减，一般以奇数鼎配偶数簋。周代贵族身份地位的高低可从随葬列鼎的数量上辨别。
各级秦墓中发掘的铜礼器，表明秦人已认同周人所创制的用鼎制度。此时的秦人，已逐渐褪去“商遗民”的印记，回归本色。这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进取的族群，很快，他们将迎来发展的契机。
特展第二单元“秦·国”，正是聚焦于这一关键时期，探讨秦人如何在周朝的政治框架下建立国家，以及他们如何在与西戎的激烈对抗中，逐步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
身处西戎环伺的陇原大地，秦人兼收并蓄的特质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一边承袭周礼，一边吸纳西戎与草原的游牧文化，在多元融合中不断壮大。一件波曲纹铜鍑（fù）兼具草原实用与中原礼制两大特征。器型是草原游牧民族标志性的“马背锅”，适宜游牧时野炊之用，纹饰却沿用中原周秦礼制纹样。虎形金饰尽显游牧文化的审美，造型简约奔放，延续了欧亚草原虎图腾崇拜风俗。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园遗址出土的鸷鸟形金饰片等黄金器物，也融合了中原纹样与草原工艺，体现出秦国早期多元审美与工艺水准。
秦作为被正式纳入周天子分封体系下的“周藩”，承担起“在西戎，保西垂”的使命。这一过程充满了矛盾与张力。在被动接受周的管辖与主动利用周礼的过程中，秦人不畏严酷的边疆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与军事策略。
西周末年，周幽王与西部部族关系破裂，最终招致戎人入侵周王畿（周王直接统治的直辖区域），周平王只能在秦、晋等国的护送下东迁。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受封为诸侯，秦国正式立国。
矢志向东 锐意进取
秦建国之初，都城“西犬丘”位于今甘肃省礼县境内。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园遗址出土了多件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鼎和青铜簋。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六件秦公鼎是本次特展的核心展品之一。圆鼎造型庄重，纹饰古朴，内壁铸有铭文“秦公乍（作）铸用鼎”，明确昭示其主人的国君身份和周礼秩序下邦国重器的性质。
多件秦公鼎的出土再次证明，春秋早期，地处西陲的秦国在国家最高礼仪层面依然严格遵循周王朝所制定的礼乐制度。这不仅是对周天子权威的承认，更是秦作为新兴诸侯国积极融入华夏文化圈、寻求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姿态。
考古工作者还在秦公大墓附近发掘出一座大型“乐器祭祀坑”，坑中出土了三件青铜镈（bó）和三件铜虎、八件青铜钟，以及两套五件一组的石磬。这些器物彰显了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传承，也再现了秦国祭祀礼仪的恢弘气象。
另一件秦公镈，于197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太公庙，为八件春秋时期青铜器之一，其中三件秦公镈、五件秦公钟。三件镈的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鼓部皆有铭文135字，内容相同。五件钟同样大小相次，按钟体上的铭文连读关系，可分为两组，内容与秦公镈相同。
铭文讲述了秦襄公被赏宅受国之事，并且提到了秦文公、秦静公、秦宪公三代世系及业绩。经学者考证，铭文中的“我”即秦武公。武公在位时，设立县治，确立了秦国发展的基本格局与方向，为秦的崛起和兴盛做出卓越贡献，也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并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基础。铭文笔画纤细，起笔重、落笔轻，是大篆向小篆的过渡性文字，在汉字艺术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秦立国不久，都城亦随之东迁。在第二部分的展陈中，展品整合了李崖、西山、大堡子山、魏家崖、雍城等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如雍城宫殿与手工业作坊遗存，反映了秦国早期都城规划理念。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玉器体现了秦式玉器的风格特征。畤（zhì）祭制度（秦人首创的祭祀制度）逐步确立并发展，构建起秦国国家祭祀体系。策展人还在展墙上列出“秦人九都八迁”的时间表，方便观众沿着时间线，对照不同时期的文物，一路追溯秦人从陇上到关中的东迁之路，领略一部基于考古实证的秦人早期迁徙与建都史。
春秋中期以来，秦人大胆扩张。随着徙都雍城，特别是春秋后段秦穆公“霸西戎”局面的打开，秦人完全掌控了黄河以西的大片区域。
青铜兵器子车戈2014年出土于甘肃省毛家坪遗址第2059号墓。在戈的锋刃向下转折延长的弧形部分有14字铭文：“秦公作子车用，严武灵，戮畏不廷。”大意是，秦公为“子车”制作用戈，以恭敬之心祭祀军事之神，以祈求战争的胜利。“子车”是春秋时期秦国的子车氏。先秦文献中关于子车氏的事迹集中在穆公时期，并且均与穆公有关。秦穆公称霸西戎，带领秦国走向春秋时代的顶峰，常见于历史记载，但与此相关的遗物十分罕有。
战国晚期的鋄（jiǎn）金银铁矛2008年出土于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第16号墓，其年代为战国晚期。“鋄”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撞击。铁矛所用的铁鋄金装饰工艺复杂且独特，不同于同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错金银工艺。据学者研究，马家塬战国墓地应是一支西戎部落首领及贵族的墓地。这件装饰奢华的铁矛出土时并未放置在墓主人身边，而是置于竖穴墓坑壁，与同一竖坑埋葬的礼仪性车的关系比较密切，显示出其具有较强的礼仪功能，而不再具有武器所代表的威权性。这或许意味着此时西戎首领已归服于秦国，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受到秦国控制，甚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如此。
像这样的文物多为大众感到陌生的展品。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可以一点点地拼出秦人锐意进取的完整脉络：从西迁戎狄之间艰难立足，到吸纳周文化、融合戎人风俗后独霸西陲。这是展览的第三部分“秦·融”篇中所讲述的故事。
统一天下的制度端倪
完成了前三部分的叙事，便来到了观众所熟知的秦统一天下的内容。在“秦·同”篇，展品集中体现秦在统一大业中的制度创举。从商鞅变法的见证者铜方升到代表“书同文，车同轨”的小篆和马车，从秦始皇帝陵园遗址出土的兵马俑、青铜水禽、排水管道到秦代官印、诏版、铜权，从半两钱到标准化兵器，无一不是秦制度一统的珍贵物证，无不见证着中央集权体制的高效运转。
目前，传世和出土的商鞅监造的器物共有六件，合称“商鞅六器”。本次展出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件，分别为商鞅戟、商鞅铍（pí）和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任大良造时颁发标准量器，为长方形有柄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上面的文字是秦文字的代表。秦文字较为忠实地继承了商周古文字的结构，在发展中形成规整、匀称的书体风格，又以篆隶并行的文字系统终结了战国时期文字异形的局面，结束了文字史上的古文字阶段，开启了以隶书为代表的今文字阶段，是汉字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一枚小小的秦半两钱将统一的文字与币制汇于一体。战国时期的秦国，已从制度层面统一了货币的种类为半两，统一货币形制为方孔圆钱，法定铸币权为国有，奠定了此后中国铜钱制度的基本格局，方孔圆钱也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法定通货。
秦在制度上的统一还体现在最新考古发现上。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之所以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于其发掘为解码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物证。
这处位于约1800米山顶的遗址，现存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建筑形制层级分明、秩序井然，是一处秦代大型礼制建筑遗址，体现了秦人完整的祭祀体系。四角坪遗址显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构件，本展展出了其中的云纹瓦当、板瓦、筒瓦、陶水管、回纹地砖等。
在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进程中，秦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有开天辟地、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秦人的成功并非偶然，也非一日之功。支撑这一切的，是务实、包容、坚韧、创新的精神品格。秦从附庸崛起，砥砺奋进，一统华夏，开创制度、整合文化、完善治理，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基本格局，也深刻塑造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文明与社会形态。（王建南）
图源/上海博物馆
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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