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州区（原开县）地处渝东北秦巴山区与三峡库区交汇地带，境内河谷纵横、聚落散居。境内的“场”与“赶场”习俗，不仅是川东乡村商品经济的活化石，更是巴渝社会变迁的缩影。本文依托《华阳国志》《水经注》、《开县志》《开县乡土志》等正史方志，结合巴蜀集市共性规制与本土田野调查，系统梳理自汉唐以来开州场镇从因盐而兴、因商而盛到现代转型的完整脉络。文章重点还原“百日场”的繁华旧梦，考证场期规制、乡脚体系与匠艺传承，深入探讨场镇体系对区域经济布局、民俗文化传承及乡村社会治理的深远影响，完整呈现秦巴山区县域传统集市的发展肌理与文化价值。

一、引言：巴山夜雨中的市声

巴蜀之地，场镇星罗，商贸源远流长。“赶场”乃川东乡民生活中之大事。与北方之“集”、岭南之“墟”不同，巴渝之地独称集市为“场”，赴市交易谓之“赶场”。开州位居秦巴山区与三峡库区交汇带，山深谷阔，民居散落溪谷，素无平原连片之聚落。特殊的地理环境催生了独特的交易模式：十里一小场，二十里一大场。凡立场，必择水陆要冲；凡赶场，必是人潮涌动。此间不仅是粟米布帛的流转，更是信息递嬗、血缘维系与乡愁安放的公共空间。

二、源流：从巴盐古道到草市成型

开州场镇之历史，是一部依托资源禀赋与交通动脉的进化史。其源头，深植于汉代的盐卤开采与水运开发之中。

汉代萌芽，因盐立市。据《华阳国志·巴志》载，汉属朐䏰县的开州地区，“治下有市，十日一会”。此时，位于今温泉镇一带的盐泉已被发现利用。盐，作为古代商贸之硬通货，吸附力极强，吸引了云阳、巫溪及陕南等地民众负贩而至。挑夫、盐工、商贾汇聚于盐井周边，形成了最早的自发交易市场，此即“场”之雏形。《水经注》亦佐证了川东沿江县域定时开市之规制，虽彼时尚未有“场”之定名，然官方已设小吏驻守收税，实现了集市的初步管控。

唐宋规制，草市兴起。唐代，洋万涪道（西安—万州—涪陵）贯通，开州成为秦巴山区通往长江的重要节点。随着水陆盐运之发达，州县之外，要道渡口自生“草市”，“场”之专属称谓正式确立。宋代朝廷放宽乡市禁令，乡民可依规向县衙申请置场，集市管理制度初步成型。彼时，开州已形成了以温泉为中心，沿南河、东河辐射的早期场市网络。交易多以物易物，辅以铜钱，食盐、药材、粮食与土布为核心品类。

明清鼎盛，体系完备。明初“湖广填四川”是开州场镇爆发式发展的核心转折点。移民携资本与技术涌入，垦殖山地，推广黄连、桐油、茶叶等经济作物，带动土布织造、古法造纸、采煤等手工业勃兴。为满足激增的交易需求，各县批量设场，官方方志自此专列《场镇》篇目。清乾隆至光绪年间，开州场镇体系臻于鼎盛。据光绪《开县乡土志》载，当时已有县城（汉丰镇）、临江镇、温泉镇、大进镇、郭家镇、岳溪镇、南门镇、中和镇、铁桥镇等14个官方核准的正规场镇，标志着开州现代场镇基本格局全面定型。

彼时，凡立场必由乡绅联名报县，勘验“乡脚”（辐射半径），严禁私场乱立、抢夺客源。设“场首”总理市务，统管秩序、摊位与税捐。此时的场镇，已不仅是交易中心，更兼具团练安防、乡约宣讲、婚嫁问询之功能，实为乡土社会的神经中枢。

三、格局：三级体系与核心场镇考

历经数百年演变，开州形成了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三级场镇体系。

1. 枢纽核心：“百日场”的繁华旧梦

民国时期，开州场镇商贸达到鼎盛，最显著的标志是“百日场”的成型。全县仅县城、临江、温泉三地为全年无休的“百日场”，是区域物资中转与批发交易的核心枢纽。

温泉镇：千年盐都的硬通货。温泉镇是开州唯一产盐之地，其场镇历史几乎等同于开州的商业史。从汉代至上世纪70年代，盐业支撑了这里的千年繁华。尽管地形逼仄，建成区仅0.3平方公里，但凭借盐的硬通货属性，它始终是东里片区的心脏。即便盐井枯竭，其依托矿产建材产业，依然顽强地维持着天天赶场的传统。

临江镇：平坝上的“小重庆”。临江镇地处南河平坝，扼水陆要冲。民国时期，这里“市井繁华盖县城”，不仅是开州最大的百日场，更有“小重庆”之称。来自温泉的盐、宣汉的桐油、本地的药材在此汇聚中转。街道纵横，商铺林立，十四大行业兴旺发达，辐射人口数十万，是渝东北重要的边贸集散中心。

2. 片区中心：集散功能与地缘规制

此类场镇多为三日场（逢一四七、二五八或三六九），承担片区集散功能，严格遵循错峰规制。

铁桥镇：因清乾隆年间修建铁索桥得名，是南河航运的重要码头。民国时期，这里是桐油与药材的集散地，商贾云集，至今老街仍保留着前店后坊的格局。

南门镇：地处浦里河畔，南朝宋永初二年曾设新浦县治。因位于古县城南门外而得名。得益于浦里河的农业支撑，南门场历来是粮油、生猪的集散地。

郭家镇：唐贞观年间曾设万岁县治，是北部的政治与交通中心。作为秦巴古盐道上的节点，郭家镇长期承担北片区的物资中转，山货与药材交易兴盛。

3. 基层节点：撤并遗存与商贸韧性

除大场外，散布于山间的厚坝、正坝、高桥等场镇，构成了基层毛细血管。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1992年及2005年行政区划调整中被撤并的乡镇，虽失去了行政中心地位，但因深厚的商贸积淀，依然顽强地保留着赶场传统。如原太原乡驻地太原场、三合乡驻地三合场，每逢赶场天，周边群众仍趋之若鹜，充分体现了场镇经济对行政力量的超越性。

四、制度：集期、乡脚与匠艺民俗

开州场镇之所以能有序运行数百年，得益于一套严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俗规约。

集期错峰与乡脚规制。主流为“十日三集”，这种安排极为科学：既适应了农耕生产的节奏（农忙少赶，农闲多赶），又避免了相邻场镇客源冲突。每个场镇都有其固定的辐射范围，俗称“乡脚”。若两场地界重叠引发争客，则由县衙出面调解。清代场首多由县衙委任本地殷实乡绅充任，晚清团练兴起后，场首多兼团总，这种“以商治商、以商辅官”的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基层治理成本。

匠艺传承与行规民俗。伴随场镇商贸繁荣，传统手工业拜师学艺的民俗规制日趋成熟。各行学徒需投师学艺三年，期满经师傅同意，需举办“出师酒”、敬神酬师。徒弟给师傅磕头，送衣帽鞋袜，师傅则退还投师文约。泥木石工、饮食等行当的师傅要送给徒弟一套工具；学医的徒弟满师后，还要跪在药王菩萨面前盟誓：“不得借扁鹊仇，毒药杀人，看病不分贵贱。”即便建国后，种种陋习逐渐消失，但拜师、尊师的民俗仍保存下来，成为赶场商贸生态的重要配套。

五、变迁：从农历到公历，从交易到民俗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开州场镇经历了深刻的转型。

场期的现代化。建国初期，为便于计划管理与记忆，政府逐步将部分场期由农历改为公历。这一看似微小的改动，实则标志着传统农耕节律向现代工业时间的跨越。如今，开州场期呈现农历、公历并行的局面，交通闭塞处守旧历，发达场镇用公历。

功能的多元化。过去的赶场，目的是“买”与“卖”。如今的赶场，更多是“逛”与“聚”。随着供销社退出、个体商铺兴起，以及超市、电商的冲击，传统集市的交易功能有所弱化，但其社交与文化功能却空前强化。对于留守老人而言，赶场是他们走出大山、交换信息、联络感情的唯一契机。

空间的重构。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老街破败，新街扩建。铁桥镇、临江镇等均进行了大规模的场镇新区建设。老街保留了茶馆、剃头铺、老字号，成为怀旧的博物馆；新街则聚集了商场、车站、学校，成为现代生活的中心。

六、影响：经济血脉与文化图腾

经济层面：边贸网络的构建者。赶场活动构建了开州“核心—片区—基层”的三级商贸网络。清代，临江镇的黄连通过“湖广帮”商贩，经长江水道运抵汉口、苏州；温泉镇的盐巴挑夫，翻越大巴山将盐送入陕南千家万户。赶场催生了挑夫、搬运工、牙行、掌柜等职业，极大地丰富了乡村的经济生态。

文化层面：乡土社会的粘合剂。赶场天，是开州乡村的“节日”。一声“赶场去啰”，唤醒了沉睡的山村。人们在场上喝茶、饮酒、听书、看戏。学徒出师要办“出师酒”，商贾结盟要祭“财神”。这些习俗依附于场镇而存在，塑造了开州人开放、包容、重义轻利的商业品格。临江的冰薄月饼、香绸扇，正是依托赶场文化而声名远播的非遗产品。

社会层面：基层治理的支点。场镇历来是基层政权的落脚点。从古代的场首、民国的乡公所，到现在的乡镇政府，权力始终依托场镇向乡村辐射。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利用保留下来的赶场传统，激活乡村活力，成为新的课题。

结语：散落在秦巴褶皱间的座座场镇，曾是盐马古道上的津梁，亦是万千游子心中的原乡。它们铭刻着“湖广填川”的筚路蓝缕，肩负过抗战烽烟中的物资转运，如今又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重塑肌理。

从汉代盐泉旁的以物易物，到明清古街上的熙熙攘攘；从民国临江“百日场”的万商云集，到今日新区里的人车分流。场镇的形态在变，集期的算法在变，但那份深植于开州儿女血脉中的“烟火气”从未改变。纵使云端商务瞬息万变，只要青山未老、乡音未改，开州的场与赶场，便将在这片热土上，赓续那一份独属于巴山渝水的人间烟火与岁月沉香。

（刘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