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全球上映：解码侨批里的家国往事|侨乡|侨批|侨汇|广东|批局|给阿嬷的情书

图源：豆瓣电影

4月30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上银幕，首日票房377万，排片率仅有1.6%。但这样一部全素人主演的潮汕话电影创造了一个奇迹：截至6月17日，影片累计票房超17亿元，并将在6月18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开启全球发行计划。[1]

图源：@给阿嬷的情书官方微博

影片中，淑柔和南枝的隔海情谊令人动容，也令不少人认识了“侨批”这种特殊的情感载体。侨批，又称批信、番批，是海外华侨华人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信件，承载了传情和汇款两种功能。在潮汕和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它兴起于19世纪中叶，终结于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金融业，现存有20万余件。它们共同记录了中华儿女“下南洋”打拼的艰辛历程。

侨批其源，尺素万里

侨批直接诞生自下南洋的浪潮中。早在清代乾嘉年间，闽粤人口大量增长，清廷逐步放宽海禁，允许华工出海谋生。进入19世纪中叶后，西方列强对东南亚地区进行大规模殖民开发，加之各国均已废除奴隶贸易制度，殖民地劳动力极度短缺。为此，秉着“出洋谋生虽非坦途，也强如在家饥寒交迫”的念头，无数潮汕百姓为谋取生计出海南洋。[2]据《汕头海关志》记载，仅在1864至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远渡重洋。[3]

这些华侨既需与国内保持情感联系，又承担赡养家庭的宗族责任，遂形成“银信并重”的跨国联系模式。在近代金融与邮政体系尚不发达的背景下，兼具汇款与通信功能的侨批应运而生，成为华侨社会民间智慧的结晶。

侨批经营最初由“水客”承担。这些往返于南洋与侨乡之间的个人经营者采取“走单帮”模式，依赖个人信誉与宗族网络代送侨批，但经营范围有限、效率低下。随着华侨人数增长与业务量扩大，专业性的侨批信局（批局）于19世纪中叶至1930年代逐步兴起。1931年，福建省邮政管理局开始对批局实行登记注册，全省批局数量逾200家[4]，侨批业进入鼎盛期。值得注意的是，批局兴起并未完全取代水客，在偏远地区，私人水客长期作为补充渠道存在。

一封侨批，如何从异国他乡来到家乡？在批局汇兑时代，其流转过程通常包括海外揽收、承转交接、头寸调拨与解付、登门派送以及回文处理等多个环节，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跨国金融与通信体系。[5]

华侨在南洋积攒一定收入后，通常前往批局办理寄批。这些华人大多数是出卖苦力的劳工，没有书写能力。他们每月到批局寄批，大多数会由批局代写。批局为此想出了预印批信信文的办法：华侨在寄批时，只需填上收批人名字和地址、所寄批银数和寄批人姓名等便可。当然，也有侨批业务人员主动到华侨聚集地如种植园、农场、矿山等地向华工主动揽收批信。[6]

华侨在批局办理寄批时，会获得三件信物：正批、回批以及票根。这三者通过批局编列的列字与编号“暗中”串联，形成完整的对应关系。如用《千字文》的文字作列字，即按照《千字文》中的文字顺序作为班次的先后顺序。同一班次的侨批，再用商码或阿拉伯数字作为编号。[6]同一侨胞所寄侨信，其回批和票根的列字编号与批信的列字编号是相同的、且唯一的，以此作为凭据。

随后，侨批正式上路，进入转运环节。1940年代起，侨批业形成了“银信分离、双轨并行”的关键机制。广东的潮帮批信均寄至汕头，福建帮的批信寄达泉州，再由驻汕头或泉州相关联号的甲级批局领取后转投至各县镇。

侨批枢纽安排专人按区域和路线分拣信件，会计依据每封批信注明的数额配好钱款，装袋备用。侨批也就来到了“最后一公里”：由配送员“批脚”按地址逐户分送。他们一般没有交通工具，只以步行的方式来分发派送。在抗战年代，部分地区的批信还要以武装押运的形式进行投送。

如果家乡的亲人看信后，想要回信，应该怎么做？以汕头批局为例，侨批从海外寄达汕头，汕头批局一般会在批信背面贴上一枚小信封，里面放上一张空白信纸，方便收信人回信之用。收信人写好后，会将回批交给批脚带回汕头批局，由汕头批局寄给海外批局，再由海外批局交换寄批人，如此便完成了一次寄批流程。

侨批其效，家国千金

1934年，18岁的陈剑敦站在厦门的码头上，挤在两三万名等待下南洋的汹涌人潮中。当时的船位匮乏，一艘船只能塞下三千人，登船的资格甚至要靠抽签决定。据他回忆，那趟漫长的航程里，密集的人群就像被挤进罐头的沙丁鱼。陈剑敦没有行李，只有两套衣服和一张价值2元的船票，而等待他的，是到了新加坡上岸再交的5元钱。[7]

远渡重洋的华工“新客”们几乎没有职业选择的空间，他们在橡胶园、锡矿和码头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虽说“出洋谋生”，但普通华工的薪水处于底层，扣除掉生活所需和要交给工作地的“招工”费用，所剩并不宽厚，民间还流传着“六死三留一回头”的俗语。[8]

不仅收入微薄，华工内部还存在着由于人身依附带来的巨大差异。当时苏门答腊、邦加岛等地属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范围，当地以荷兰盾（简称荷盾）为流通货币。在苏东种植园，普通杂工每月仅有10荷盾的收入；在邦加锡矿，被契约束缚的“新客”日工资为0.24荷盾，而自由矿工日薪有0.51荷盾，二者相差一倍有余。[9]

这些数字在当时是什么概念？以1931年为例，一名种烟工人年均可生产约1600公斤烟叶，创造的产值高达2888荷盾，但种植园主一年只需支付给华工数百荷盾，不足其生产总值的10%，扣除各项强加的费用后实际所得只会更低。[10]

按照规定，劳工必须无条件做满规定的契约年限，殖民当局才会免予追回高昂的“招工费”，放其脱身。如果中途想要转行或晋升，即使是在种植园内部转为技术要求更高的种烟工，也必须立刻全额支付招工费用。直到工资总数与费用相抵后，他们才能重获自由。[9]

华工在南洋的生存境遇艰苦，更时刻受到当地移民政策和经济波动的剧烈冲击。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遭受大萧条的冲击，导致普遍失业。为了控制失业率，英国殖民当局颁布法令，严格限制男性华工入境，却意外为女性移民打开了大门。大批来自广东佛山三水等地的妇女成群结队下南洋谋生，因头戴红色布巾，被称作“红头巾”。

她们栖身于店铺楼上房屋的狭小隔间中，每月租金从80分至1.2新元不等。从黎明开始，她们步行或搭货车上班，干着挖土、挑水泥和搬运建材等体力活，每日能挣得50分至60分钱。而她们的饮食极其简陋，常年仅用米饭、豆腐和咸菜果腹。[11]

20世纪新加坡街头的“红头巾”们

（图源：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正是靠着这种严苛的节约和忍耐，这群在海外节衣缩食的底层劳工，硬是从微薄的薪水中剩下大半，源源不断地寄往了故土。这些跨越重洋的血汗钱，直接构成了故乡亲人的命脉。据《潮州志》，“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12]

不过，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与币值差异巨大，很难单看侨汇的名义金额来还原其分量。因此，我们选择通过折算其粮食购买力，以衡量侨汇对侨乡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影响。首先是计算出不同时间段的侨批汇款平均额，即单封侨批汇款金额，再将之折算成可购买商品米数量，以此呈现单封侨批平均购买力。

再计算每年侨汇总额对侨乡的生计支撑能力。参考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研究，尤其是华南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情况，居民年均粮食需求大致150-200公斤之间。[13]若以5口人的典型侨乡家庭计算，其全年粮食需求约为750-1000公斤原粮。考虑到实际消费中除大米外还包括番薯、杂粮等替代性主食，若采用较为保守的估算方法，以800公斤“商品米等值”作为一个侨乡家庭维持一年基本生活所需的粮食标准。在此基础上，可将各年份侨汇总额折算为当年可购买的大米数量，再以800公斤为一个家庭的年度粮食需求标准进行换算，从而估算侨汇理论上能够支撑的侨乡家庭数量。[14]

从长期变化来看，侨汇不仅是侨乡居民的重要现金收入来源，更是保障家庭基本生计的重要经济支柱。以粮食购买力衡量，侨汇在不同历史时期能够支撑数十万至两百余万户侨乡家庭的年度口粮需求，其变化轨迹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调整、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复苏大体同步。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前，闽南和潮汕地区依靠海外侨胞寄回“批款”维持生计的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甚至更多；部分侨乡村落中，这一比例高达70%至80%。若以侨眷家庭为单位计算，其每月收到的批款平均约占家庭总收入的80%。[15]

侨批其藏，寸心白头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台词是万千侨批的真实缩影。一封封侨批随信以字里行间的最小距离寄托对遥遥万里之外的亲人、朋友与故土的最真切的挂念。

家国情怀是数以万计的侨批中蕴含的最浓厚的情感色彩之一。经历了背井离乡、骨肉分离之后，当民族遇到危难之时，海外侨胞激发出的救亡图存、反抗侵略、振兴中华、富强国家的澎湃精神动能，跃然纸上。[16]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后，一封来自印尼的侨批中写道：“我的志已坚决，如我国决定与日本死战，我则决意返国从军，以尽一国民之职也。”（信件内容来源于《侨批记忆》一书收录的厦门“侨批展厅”展品）

1940年左右，出现众多侨批使用“胜利笺”。这种信纸由槟榔屿天成公司制造，主题文字是“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左上角还印有一位持枪的抗日战士，传达着广大侨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16]

图源：《侨批记忆》厦门大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结束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的侨批原件存世较多、保存相对完整，为细读其内容提供了条件。这一阶段的信文落笔多是日常生活，质朴而温厚。

健康与平安是相隔万里的亲人之间最深的牵挂——在外游子往往会在信的开头报上平安，且询问家人近来的身体状况。此外，家里的经济状况以及子孙的教育情况也不时被提起。“报喜不报忧”几乎是广大侨民下笔时的共同习惯。信中极少提起海外的生活困境，字里行间流露的情感除牵挂外多为欣慰一类，悲伤、忧虑等负面情感相对少见。

20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侨批业务归中国银行统一管理，侨批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7]但那一封封信笺并未随之湮没，2004年，国内首家侨批文物馆于汕头建成。如今馆藏侨批原件已突破9万封，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18]

2013年6月，侨批档案以其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国学大师饶宗颐提出侨批为“侨史敦煌”的观点。他认为，来自民间的侨批记载翔实，内容丰富，从中可以了解到祖国与侨胞居住国的国情、侨胞故乡的乡情、侨胞家庭的家情和侨胞与眷属的亲情，是宝贵的历史资料。[19]

一纸侨批，半部侨史。当历史的故事被搬上银幕，人们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又看见了那个时代的缩影：那是一个世纪前那些在异国烈日下劳作的忙碌身影，还有他们留给故土最深沉的温热。方寸信笺之间，既可跨越江海万里诉说牵挂，又可跨越百年光阴展露情义。沉睡的纸张虽已泛黄，但其中饱含的深情，正如寄给阿嬷的情书一样，早已超越时代，成为我们永不褪色的记忆。

参考文献：

[1]央视财经. (2026, 6 月 5 日). #1400万成本拍出15亿票房黑马##这封中国式情书为何爆火#？ [微博]. https://weibo.com/2258727970/R2KjWbVxD

[2]庄国土. (2011). 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 世界历史, (5), 4–14.

[3]李小华，& 马静忆. (2025). 码头、船只与侨批：早期东南亚客家移民旅程的影像记忆. 客家文博, (4), 82–88.

[4]林真. (1990). 福建华侨档案史料 (上). 档案出版社.

[5]黄清海. (2016). 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曾旭波. (2022). 僑批文化史：下南洋與僑批的興衰. 中華書局.

[7]郑昭贤. (2018, 8 月 10 日). 前辈下南洋情景还原：小船舱里，挤满三千个飘摇不定的生命. 关键评论网.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1390

[8]叶平凡. (2026, 5 月 28 日). 千万“木生”下南洋书写华人移民史诗. 参考消息. https://www.news.cn/20260528/1bad13951e70440c86cd6dcd558b94db/c.html

[9]刘玉遵，等. (1979). 猪仔华工访问录.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

[10]桂光华. (1984). 二十世纪初期印尼苏东烟草种植园的契约华工. 南洋问题, (1), 20–29.

[11]Koh, Q. R. V. (n.d.). Samsui women.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https://www.nlb.gov.sg/main/article-detail?cmsuuid=22e8b6c7-7f0e-453a-a3dd-9e2f6a028bf3

[12]陈凯星，詹奕嘉，马晓澄，& 邓瑞璇. (2026, 5 月 18 日). 心有所寄，身若比邻——给阿嬷的情书与百年侨批往事. 新华社. https://www.news.cn/20260518/a14d70febca747dba3bda1e71441c485/c.html

[13]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广东省志·粮食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李俊茹, & 姜长云. (2023). 中国粮食供需形势：历史回顾、风险挑战与政策启示.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3(3), 168–179.

[14]卢锋, & 彭凯翔. (2004). 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5]泉州市华侨志. (1996). 中国社会出版社.

王炜中. (2009). 潮汕侨批的历史贡献. 广东档案.

[16]厦门市思明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委员会. 侨批记忆[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06.

[17]中国档案报.(2012).“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https://www.saac.gov.cn/daj/lhgjk/201808/173c0eade22242949126f13ed90af615.shtml

[18]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2025).一纸侨批连四海五年耕耘续侨情http://www.qb.gd.gov.cn/qwdt/content/post_1310373.html

[19]澎湃新闻.(2026.5.12).最短与最长的侨批：从一字信“难”到三千言长信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156367

统筹：乔蕤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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