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项最新调查再次印证了职场父母的共同困境：“不可能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安伯·彼得森的处境，许多职场父母都不会陌生。
有些工作日，她会被家庭事务临时打断。比如学校医务室打来电话，说她的一个孩子病了，她必须立刻离开工作岗位。
“我脑子里总有一种拉扯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在哪里——我是不是错过了作为母亲该做的事，或者是不是让工作上的某个人失望了。”她说，“你根本不可能同时做好两件事，并且在两边都投入100%的精力。”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这种挣扎相当普遍。三分之二的在职母亲表示，她们无法在家中投入100%的精力；略高于一半的人说，自己也无法在工作中全力以赴。
父亲中认同这一点的比例略低，但仍然可观：一半父亲表示，自己无法在家中投入100%的精力；约三分之一的人说，自己无法在工作中全力以赴。这项调查主要聚焦于父母双方都全职工作的家庭。
“我们看到，父母同时面临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多重要求，而这两者之间的边界往往很模糊。”皮尤高级研究员雷切尔·明金说。
这些发现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它们出现的背景是，越来越多父母正处在这种两头兼顾的状态中。根据皮尤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1975年，父母双方都全职工作的家庭占31%；半个世纪后，这一比例已升至52%。父亲全职工作、母亲不工作的家庭比例，已从1975年的42%降至2025年的23%。
彼得森说，对她而言，留在家里不工作并不是一个选项。即便夫妻二人都有收入，这个家庭也只是勉强维持。“我们没有应急储蓄，因为实在拿不出钱存下来。”她说，“现在这段日子真的很难。”
这项针对2242名在职父母的调查，试图呈现哪些政策和结构性支持，可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在这方面，彼得森有自己的想法。她很感激雇主在家庭事务上比较体谅。比如孩子生病时，她可以临时离岗去接孩子。
但她丈夫如果这么做，情况就不同了。她丈夫在一家工厂给工业卡车喷漆，若临时离岗会受到处罚，甚至可能影响今后的加薪。
不过，彼得森自己也要为这种灵活性付出代价。她只按实际工作时长领取报酬。她有一些带薪休假，但没有带薪病假。“作为一家小型律所，他们没办法提供其中一些福利。”她说。
皮尤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低收入父母——尤其是单身母亲——表示，如果因家庭突发情况不得不临时离岗，他们非常担心因此失去收入。黑人和西班牙裔父母在这方面的担忧程度，高于白人和亚裔父母。
彼得森说，带薪病假会带来很大帮助。更便宜的托育选择同样如此。几年前，彼得森决定让现在11岁和12岁的两个女儿单独待在家里——前提是她们在一起。“我们某种程度上比我原本希望的更早做出了这个决定。”她说。
她曾看中过一个暑期项目，想让两个女儿参加，但费用要几千美元，超出了家庭承受能力。这也是很多家庭面临的共同问题。皮尤调查发现，在需要为学龄儿童安排照护的在职父母中，近一半人在暑期难以找到合适安排。“幸运的是，她们彼此有个照应。”彼得森说，“而且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只有3分钟路程，这一点很好。”
彼得森目前还在为4岁的儿子支付托育费用。他白天待在一家托育中心，每周收费180美元。她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同时也承认，日托教师的收入其实很低。
免费学前教育正在一些地方逐步推广，但在全美范围内仍然零散不均。彼得森盼着2027年秋天早点到来，到那时儿子就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发现自己竟然在盼着这些年快点过去——这其实很糟糕——因为我会想，等他上学了，花费就能少一些。”她说。
和许多父母一样，彼得森希望工作能有更大的灵活性。她希望自己能参与更多学校活动，也能更多地陪伴孩子成长。“这多少让人失落。”她说，“你会觉得这些年过得太快了。”
她没有居家办公的选择。她所在的律所不允许这样做。皮尤调查显示，大约四分之三的受访父母也处于同样的情况。但研究人员发现，即便可以远程工作，父母的挣扎也并未消失。“在家工作并不能缓解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所有挑战。”明金说。
皮尤调查发现，这类父母的工作与家庭责任重叠程度反而最高。调查显示，在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都在家工作的父母中，接近40%的人表示，自己经常在工作时处理育儿相关事务。约三分之一的人说，自己在陪伴孩子时也经常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詹姆斯·戴维·万斯和妻子乌莎·万斯预计将在今年夏天迎来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彼得森说，她和丈夫其实也很想要第四个孩子。“但我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她说。除了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艰难平衡，她和丈夫如今还承受着高昂的医疗保险、食品杂货和汽油价格带来的压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