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
大伯家的大门被踹开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劈柴。
砖头和木棍砸在门板上的声音，隔着两条巷子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扔下斧头跑出去，看见何家辉带着七八个人，有的拿着铁锹，有的扛着棍子。
大伯家的窗户玻璃碎了一地，大伯母抱着堂弟缩在墙角哭。
村里人都站在自家门口看，没一个人上前。
父亲从后面拽住我的胳膊，使劲往家拉，压低嗓子说：“别去，管不了。”我被他拽进屋，门“嘭”一声关上了。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堂弟那双惊慌的眼睛。
01
那年我十七岁，刚上高二。
我们村叫吴家坳，在北方一个不起眼的山沟里。
全村两百多户人，一半姓吴，一半杂姓。
大伯叫吴德顺，当了十二年村支书。
他性子硬，脾气倔，眼里揉不得沙子。
大伯上任那年，带着全村人修了条能通拖拉机的土路。
后来又东拼西凑办了个砖厂，把村里的泥瓦匠都招进去干活。
那几年，村里人手里总算有了点活钱。
可大伯得罪的人也不少。
何家辉就是头一个。
何家辉是大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论辈分该叫一声哥。
但这个人奸猾，爱占小便宜。
砖厂刚办起来那会儿，他想往里头塞自己的小舅子吃空饷，被大伯一口回绝了。
从那以后，何家辉就记了仇。
他到处说大伯把砖厂的钱往自己兜里揣，还偷偷写信往镇上告。
事就是从这上面来的。
过完腊八节，镇上来了两个干部，说要查砖厂的账。
大伯拍着胸脯说随便查。
可查来查去，还真查出问题了——有两万块钱对不上账。
大伯傻了眼，他说自己从来没动过公家一分钱。
可账目摆在那里，他说不清楚。
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万块钱是何家辉伙同砖厂的会计做的假账。
大伯太相信自己人，公章、账簿都放在办公室，谁都能动。
何家辉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大伯被停了职，何家辉接了他的位子当村主任。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抄大伯的家。他带着人挨屋翻，说是“清退违法所得”，其实就是故意糟践人。
那天的情景，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大伯家的衣柜被推翻了，衣服扔了一地。
米缸被砸碎，米撒得满屋都是。
大伯母跪在地上捡米，何家辉一脚把米袋踢开，骂了句难听话。
大伯站在院子中间，一句话没吭。
父亲站在院门口，脸憋得通红，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转身走了。
大伯母从小没了爹娘，嫁到大伯家十几年，没享过一天福。
大伯当支书那些年，家里日子过得还不如普通社员。
大伯的工资都贴补给困难户了，自家连口像样的铁锅都舍不得换。
如今落了难，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那天晚上，父亲把院门从里面闩上了。
母亲做了饭，端上桌，三个人谁也没动筷子。父亲闷头抽了一根又一根烟，烟灰缸都满了。母亲轻轻叹了口气，把菜又端回锅里热着。
“你大伯的事，咱管不了。”父亲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何家辉现在手里有权，咱家又是本家，盯着呢。”
我没说话。低头扒了两口饭，米粒在嘴里嚼来嚼去，咽不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学，路过村口的大槐树。一堆人围在那里，叽叽喳喳说着什么。我凑过去一看，头皮都炸了。
大伯家的几口箱子被扔在树底下，箱盖敞着，里面的衣服被子散了一地。
还有大伯母陪嫁的那只木箱子，箱盖被人踩裂了，露出里面几件换季衣裳。
围观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一个上前收拾。
我在那里站了五分钟，手心攥得生疼。
放学回来，听说大伯一家被赶到村北的山神庙里住了。那座庙早就塌了半边，墙豁了口子，连个完整的门窗都没有。这大冬天的，那不是要人命吗？
我骑上自行车就往村北跑。
到了地方，远远看见大伯母正在庙门口生火。
火苗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烟呛得她直咳嗽。
堂弟坐在一块石头上，抱着膝盖，眼睛红红的，冻得直打哆嗦。
大伯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回到家，我把书包往炕上一扔，蹲在灶台前发呆。母亲正在和面，看我脸色不对，问了一句：“咋了？”
我说：“大伯一家在山神庙里住，没吃的没烧的。”
母亲和面的手顿了一下，没接话。
父亲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外头北风呼呼地刮，窗棂子被吹得嘎嘎响。山神庙的屋顶是破的，四面漏风，大伯母和堂弟今天晚上怎么熬？
我爬起来，摸黑走到厨房。
米缸里还剩大半缸米，是家里省了大半年的口粮。
我找了条麻袋，一瓢一瓢地往里头装。
装了差不多九十斤，装完我傻眼了——这么多米，藏哪儿去？
我们家后院有个老地窖，是爷爷那辈人挖的，用来存白菜和萝卜。
地窖口不大，平时用块木板盖着，上面压两块砖头。
要说藏东西，那是最合适的地方。
我扛起麻袋，轻手轻脚出了门。月光很淡，院子里黑乎乎的，我差点绊了一跤。掀开地窖口的木板，把麻袋顺下去，又把木板盖好，压上砖头。
干完这一切，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口“咚咚”直跳。
“林子？”
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吓得我一哆嗦。
回头一看，是母亲。
她站在房门口，身上披着棉袄，黑灯瞎火的看不清表情。
“你……你干啥呢？”母亲的声音有点发颤。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什么都说不出来。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转过身，轻轻说了一句：“外头冷，赶紧进屋。”
就这一句，我眼泪差点下来。
02
第二天一早，父亲去镇上赶集了。
母亲站在灶台前烙饼，一句话没说。
我蹲在院子里刷牙，心里七上八下的。
昨晚的事母亲肯定知道了，她不说是啥意思？
是默许了还是等着父亲回来告状？
母亲把烙好的饼端上桌，又盛了两碗玉米糊。我坐在桌前，心里有事，吃不下。
“赶紧吃，上学别迟到。”母亲的声音很平静。
我拿起饼咬了一口，偷偷看了母亲一眼。她低着头喝粥，脸上看不出什么。但我注意到一件事——她今天烙的饼比平时多了一倍。
吃完饭，母亲从灶台底下摸出一个小包袱，塞到我手里：“这个，拿去给你大伯母。”
我打开一看，里面包着两个煮鸡蛋和一小块咸菜疙瘩。
“别让你爹知道。”母亲压低嗓子说了这么一句。
我心里一热，使劲点了点头。
下午放学，我没直接回家，骑着车拐到村北。
山神庙里冷冷清清的，大伯母坐在门槛上，堂弟趴在她腿上睡着了。
看见我来，大伯母先是一愣，然后眼圈就红了。
“林子，你这孩子……”她接过包袱，手直哆嗦，“你大伯出去找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我把鸡蛋掏出来，剥了一个塞给堂弟。小家伙醒了，看了看他妈的脸色，又看了看鸡蛋，咽了咽口水，没敢接。
“吃吧，哥给你的。”我把鸡蛋塞进他手里。
堂弟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得急，噎得直伸脖子。大伯母别过脸去，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心里堵得慌。大伯母今年才四十二，头发白了一大半。
“大伯母，晚上你们住哪儿？”我问。
“你大伯说去镇上找个活干，租间房。”大伯母擦擦眼泪，“村里是待不下去了。”
我在庙里坐了一会儿，天快黑的时候才走。走出老远回头看，山神庙的破屋顶在暮色里像个黑窟窿。
回到家，父亲已经回来了。他坐在院子里抽烟，脸上的表情挺复杂。
“你上哪儿去了？”他问。
“去同学家写作业了。”我低着头。
父亲没说话，抽完烟站起身，进屋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家人都很沉默。母亲夹了一筷子菜放进我碗里，父亲闷头扒饭。我总觉得父亲好像知道了什么，但他没说。
吃完饭，我去厨房洗碗。母亲跟了进来，低声问：“送过去了？”
“嗯。”
“你大伯母咋样？”
“苦。”我就说了一个字。
母亲叹了口气，没再问。
那几天，我心心念念的就是地窖里的那袋米。
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溜到后院看一眼地窖口的木板还在不在。
每次看到木板好好地盖着，心就落下来一点。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
腊月二十六，何家辉带着人查到了我们家。
当时父亲出门去挑水了，我一个人在家写寒假作业。听见院门外有人喊：“吴老二在家没？！”
我心里“咯噔”一下，站起来往外走。
何家辉推门进来了，后面跟着两个人。他冲我笑笑：“林子啊，你爹呢？”
“挑水去了。”我尽量让自己声音平静。
“哦。”何家辉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眼光东瞄西瞧的，“听说你跟你大伯走得近？”
“一般。”
“一般？”何家辉笑了笑，“可有人看见你往山神庙跑了。”
我心里一紧，但面上强撑着：“我大伯母身体不好，我去看了一眼。”
“哦。”何家辉点点头，突然问，“你们家地窖在哪儿？”
这一问，我腿差点软了。
“你……你问这个干啥？”我的声音都变了。
“没什么，随便问问。”何家辉背着手往后院走。
我赶紧跟上去，心跳得厉害。后院不大，地窖就在墙根底下，盖子上的木板一眼就能看见。
何家辉走到地窖口，用脚踢了踢木板：“你家里头存了多少粮食？”
“没……没多少。”
“打开看看。”
我站在那儿没动，手心全是汗。
何家辉脸色变了：“咋的，不让看？”
这时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母亲回来了。她提着菜篮子走进来，看见何家辉，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何主任来了？屋里坐。”
“嫂子，”何家辉指了指地窖，“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家的存粮，好摸底。”
母亲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有啥好看的，就那点粮食，年都过不去了。”
“看看嘛，又不抢你的。”何家辉说着就要掀木板。
我急得想上前拦，母亲一把拽住我的胳膊，使劲掐了我一下。
“行，你看。”母亲的语气突然松了，“不过地窖里黑，我给你点个灯。”
她转身进了厨房。何家辉站在地窖口等着。
母亲端着煤油灯出来了，走到地窖口，弯下腰把灯往里照。我看过去，心凉了半截——地窖底下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我傻眼了。
母亲把灯举了一会儿，站起身：“看吧，红薯都没存几个。”
何家辉弯腰往里看了看，脸色不太好。他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什么也没发现，最后悻悻地走了。
等何家辉走了，母亲把我拉进厨房，压低嗓子说：“那袋米我挪地方了。”
我一愣：“挪哪儿了？”
“柴房。”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母亲看了我一眼：“这两天风声紧，你别再去地窖了。”
我妈这个人吧，平时话不多，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可她心里比谁都明白。
父亲挑水回来，我把何家辉来过的事说了。他听完，端着碗喝了半天水，最后说了一句：“你妈做得对。”
我心里一酸。父亲不是不想帮大伯，他是害怕。这年头，谁不怕呢？
那天晚上，月亮特别亮。
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
大伯一家在山神庙里挨饿，我们家小心翼翼像做贼一样。
何家辉骑在大家头上作威作福，没人敢吭声。
这个世界怎么了？
十七岁的我，想不通。
可有一件事我是想通了的——哪怕大伯一辈子回不来，这袋米，我藏定了。
03
腊月二十八，镇上逢集。
我叫上村里的赵二狗，借口去买鞭炮，骑着自行车就去了镇上。赵二狗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家里条件还不如我家，但心眼实在。
路上我试探着问他：“二狗，你说一个人本事大，是不是不管到哪儿都能活？”
赵二狗挠挠头：“那肯定啊，有手艺有膀子力气，到哪儿都饿不死。”
“那我大伯呢？”
赵二狗不说话了。他当然知道我大伯的事。全村人都知道，但没人敢提。
到了镇上，我没去买鞭炮，而是找了家卖杂货的铁皮棚子。我身上揣着八块钱，是去年暑假帮人割麦子攒的。
我买了六个馒头、一包盐、一包火柴，揣在怀里。赵二狗在旁边看着，啥也没问。
回来的时候，我没直接回家，拐到了山神庙。
大伯在家。好几天没见，他瘦了一圈，颧骨都冒出来了。看见我进来，他没说话，只是看了我一眼。
我把包袱放到石台上，叫了声“大伯”。
大伯盯着那个包袱，眼睛里有东西在转。他摆了摆手，声音沙哑：“林子，你走吧，别来了。”
“大伯……”
“你家里也不宽裕。”大伯转过身去，“我吴德顺不发财，绝不回吴家坳。”
那天的话，我记了十四年。
我把馒头留下，骑着车走了。骑出去老远，回头看了一眼。大伯站在庙门口，就那么杵着，像个石雕。
回到家，母亲问我上哪儿去了。我没瞒她，说了。母亲没骂我，只是轻声说了句：“你大伯……是个硬气人。”
腊月二十九，村里人开始忙年。
杀猪的杀猪，蒸馍的蒸馍，到处飘着香味。
我们家也蒸了两屉馒头，包了一顿白菜馅饺子。
父亲割了二斤猪肉，算是过年了。
可我心里有事，吃什么都觉得没味儿。
大年三十那天早上，我提着一兜馒头，想再送到山神庙去。走到半路碰见了赵二狗，赵二狗拉着我到一边，脸色挺难看。
“林子，你快别去了。”赵二狗压低嗓子，“我听说何家辉放出话了，谁敢接济你大伯，就断了谁家的低保。”
“我不怕。”
“你爹怕。”
我站在那儿，手里的馒头兜子慢慢放了下来。
赵二狗说得对，我不怕，可我爸怕。
如今家里的地要村里批，我上学要开证明，过年分肉要村里点头。
何家辉手里攥着这些东西，掐得住全村人的命脉。
我拎着馒头回去了。
坐在院子里，我攥着拳头，指甲掐进肉里。母亲看见了，什么都没说，只是走过来，把馒头接过去，放进笼屉里，盖上了盖子。
大年三十晚上，我家吃了顿简单的年夜饭。父亲喝了两盅酒，脸红彤彤的，说了句：“过了这个年就好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家，还是大伯家。
窗外炮仗噼里啪啦地响。我透过窗户往外看，远处黑漆漆的山脚下，有一点微弱的火光在闪。
是山神庙的方向。
大伯一家，就在那里过年。
我转过身，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正月初三，我听说大伯走了。
他带着大伯母和堂弟，天不亮就走了。
去哪儿没人知道。
有人说是去省城找活干，有人说是去山西下煤窑，还有人说可能去了内蒙，那边的砖厂缺人。
反正走了。
那座山神庙又空了。我到庙里看了看，地上铺着干草，草上还有压过的痕迹。墙角扔着一个破碗，碗沿磕了一个口子。
我站在庙里呆了很久，想象着大伯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背着破烂的铺盖卷，拉着堂弟的手，大伯母跟在后面，一步三回头。
可有什么办法呢？
不走，连命都保不住。
回到家，我去了柴房。
那袋米还在，袋子系得严严实实的。我蹲在那里，用手摸着米袋，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大伯走了，这袋米，我还能送到谁那里去？
从那天起，我隔段时间就去柴房看看那袋米。米放在那里，就像大伯还在一样。
半年过去了，大伯一点消息都没有。
秋天开学的时候，村子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老刘头说，在省城火车站碰见大伯了。
大伯在工地上给人扛水泥，一天挣六块钱。
大伯母在饭店里洗碗，两个人一个月挣不了两百块。
堂弟在一所民办小学借读，学费还是赊着的。
老刘头说这些的时候，旁边有人叹气：“德顺哥这人，就是太硬气了，要是当初低个头……”
我转身走了。
低头不低头，那是大伯的事。我只知道他是我大伯，小时候他背着我去河边摸鱼，给我买冰棍，教我写自己的名字。
我回到柴房，又看了看那袋米。
好几年都没舍得吃？大伯会不会回来取？这样的话我从来没问过谁。可那袋米，我一直没动过。
后来我考上县高中，住校了。
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柴房看一眼。
米袋子上落了灰，我拍拍灰，又出来了。
母亲有一次跟在后面，看了半天，小声说：“你大伯那事过去好几年了，这米……要不咱们吃了吧？”
我没同意。
“再等等。”
等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出去打工。
干了两年，攒了点钱，娶了媳妇。
媳妇叫蔡梓晴，邻村的姑娘，人好，踏实。
结婚那天，母亲把柴房收拾干净了，米袋也挪了个地方。
梓晴问我：“这袋米怎么放这儿了？”
我说：“有用。”
她没多问。后来知道是大伯留下的，也没再提。
有时候半夜醒了，我会想起大伯。想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堂弟有没有念书。想他在炕上躺一躺，有碗热粥喝还是躺着睡大觉。
转念一想，有什么办法呢？世上不如意的事多了。只能自己给自己宽心。
日子还得往前过。
04
大伯走后的第三年，冬天。
我打工回来，在镇上碰见一个人。那人四十多岁，穿着一件旧军大衣，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我仔细一看，愣住了。
“谢叔？”
那人停了车，回头看我。他瘦了很多，脸上皱巴巴的，眼睛却还是那么亮。
“你是……吴德顺家的侄子？”他认出了我，“都长这么大了。”
谢叔叫谢斌，是镇财政所的干部。
当年大伯办砖厂的时候，谢叔帮忙跑手续，两人处得不错。
大伯出事后，谢叔的日子也不好过。
何家辉在镇上有人，找了谢叔的麻烦，把他从财政所调去管仓库了。
“谢叔，你这是上哪儿去？”我问。
“回老家。”谢叔笑了笑，“这边待不下去了。”
我心里一沉：“咋了？”
“何家辉那伙人把账目报到上面去了，说我以前给你大伯办过事，现在要清查我的问题。”谢叔摆了摆手，“没事，我回老家种地去。”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说什么都没用。
“你大伯……有消息吗？”谢叔问。
“没有。”
谢叔沉默了一会儿：“你大伯是个好人。好人不会没好报的。”
然后他骑上车走了。那个背影在灰扑扑的土路上，越来越远。
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同一年冬天，村里发生了一件事。
何家辉家盖了新房，楼板上了三层。全村人都有意见——他当了几年村主任，村里没见富起来，他倒发了大财。可大家敢怒不敢言，谁还敢当面说？
有一天，赵二狗跑到我家来，悄悄说了一句话：“林子，我听说上面有人来查账了。”
“查谁的账？”
“何家辉的。”
我心里一跳。赵二狗又说：“听说是有人写了举报信，寄到县里去了。”
举报信？谁写的？
赵二狗摇头：“不知道。但何家辉慌了，这两天到处送礼。”
这件事过去没两天，又没下文了。何家辉该干嘛还干嘛，楼板照盖不误。大家都说又是风声大雨点小。
我咬着牙没吭声。
第四年，我又出去打工了。
那一年活特别多，我在省城一个建筑队干了十个月，挣了三千多块钱。
回家的时候，给父母买了新棉袄，给梓晴买了件呢子大衣。
母亲试了试新棉袄，眼眶红了：“你爹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
父亲在边上没说话，但我看见他试的时候悄悄挺了挺腰。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咸不淡的。
大伯走后的第七年，那年秋天，母亲病了一场。
她躺在床上，突然问我：“林子，你大伯那袋米还在吗？”
“在。”
“拿过来。”
我把米袋从柴房抱过来。袋子换过两次了，米还是九十斤。母亲摸了摸米袋，说：“你大伯是个有骨气的人。他要是回来，你把这米还给他。”
“妈，你咋了？”
母亲摇摇头：“没咋。就是觉得……你大伯该回来了。”
那天夜里，母亲说了很多以前的事。
说起大伯年轻的时候，背着他们走过河；说起大伯跟父亲小时候打架打输了就哭鼻子；说大伯当支书那几年，把村里最穷的老黄家从土坯房里接出来，住在自己家里……
“你大伯一辈子没亏欠过谁。”
我听着，没说话。
后来母亲病好了，又开始下地干活。那袋米又重新放回了柴房。
第八年，我有了孩子。
是个闺女。我给她取名叫吴月月。
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天天抱着不撒手。父亲嘴上不说，每天多喝二两酒，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
可做了父亲之后，我更想大伯了。
想想大伯带着堂弟离开的那天夜里，他心里该有多苦。一个男人带着老婆孩子，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去流浪，那得有多大的勇气？
第九年，村里传来一个真真假假的消息。有人说在省城的工地上看见大伯了。他好像混得不错，穿着一身干净衣裳，还戴着手表。
消息传到何家辉耳朵里，何家辉鼻子里哼了一声：“他吴德顺要能发达，我何字倒过来写。”
没人接话。
我多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可又怕是假的。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
第十年，村里装上了电话。我存了三个号码：一个是我打工的工头，一个是丈母娘家的，还有一个是空着的。
那个空号，是大伯以前说过的一个朋友家的电话。大伯走的时候留过话，说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找他。可我从来没打过。不是不想，是不敢。
怕打了没人接，也怕接了，电话那头不是大伯的声音。
第十一年，父亲生了场不大不小的病。
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我去陪床。有一天晚上，父亲躺在病床上，突然说：“林子，你大伯要是还在，我第一个告诉他。”
“告诉他啥？”
“告诉他……我对不起他。”
父亲说完别过脸去，窗外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把被子给他掖了掖，没说话。心里不是滋味。
第十三年，堂弟吴明轩考上大学的消息传了回来。听说是省城一所不错的学校，还拿了奖学金。
消息是从邻村一个包工头的嘴里传出来的。
他说在省城碰见大伯了，大伯在工地上干得不错，手下有二三十个人。
堂弟懂事，边干活边学习，考上了大学。
那天晚上，我多喝了两杯。梓晴问我是不是有啥高兴事。我说：“我堂弟考上大学了。”
梓晴愣了一下：“哪个堂弟？”
“大伯家的。”
梓晴没再问，给我倒了杯水。
第十四年，春天。
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太阳挺好，我在院子里修篱笆。听见村口有人喊：“轿车！有轿车进村了！”
那时候村子里一年也见不着一辆小车。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跟着几个邻居往村口走。
远远地，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车边上站着一个人，穿着灰色夹克，头发花白，腰带笔直。
我脚步一顿，心提到了嗓子眼。
那人转过身来，我看清了那张脸。
十多年没见，老了，瘦了，额头上多了几道深深的抬头纹。可那双眼睛，还是跟以前一样。
大伯回来了。
05
我站在原地，腿像灌了铅，迈不动。
大伯朝我走了过来。他走得不快，步子却很稳。村口热闹起来，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都往那辆轿车前凑。有人开始喊：“德顺哥！”
“德顺回来了！”
“真是德顺！”
何家辉不知从哪个地缝里钻出来了，穿得周周正正的，脸上挂着笑。他迎上去，大声说：“德顺哥！你可回来了！这些年大伙儿可想你了！”
大伯没看他。他的眼睛越过人群，直直地看着我。
我往后退了一步。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什么都有。十多年了，大伯变成什么样了？他还记不记得我？那袋米的事，他是不是早就忘了？
“林子。”
大伯叫了我的名字。声音不大，却能盖过所有人。
我张了张嘴，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叫不出“大伯”两个字。
大伯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那手劲真大，铁钳子一样，我挣都挣不开。
“林子！”他又喊了我一声，眼眶红了，“那年冬天……那90斤大米……”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当着全村人的面，我站在大伯面前，眼泪止都止不住。
大伯另一只手抬起来，在我肩膀上拍了拍：“你个小子，长这么大了。”
我擦了一把眼泪，说：“大伯，你……你瘦了。”
“瘦啥，结实着呢。”大伯笑了一下，笑纹很深。
旁边开始有人七嘴八舌地问：“德顺哥，你现在干啥呢？”
“德顺哥，这车是你自己买的？”
“德顺哥，你现在是老板了吧？”
大伯没理那些人，只是拉着我的手不放：“走，去你家。”
我带着大伯往家走。一路上，他的手一直没松开。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像赶集似的。
走到我家门口，父亲刚好从院子里出来，抱着劈好的柴。看见大伯，手一抖，柴火撒了一地。父亲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
“老二。”大伯先开了口。
“哥……”父亲的嘴唇哆嗦着，“你……回来了。”
“回来了。”
大伯松开我的手，走过去，弯腰把地上的柴一根一根捡起来。
父亲站在原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
母亲听见动静从屋里出来了。她先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擦了擦手：“他大伯回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大踏步进了堂屋。
屋里有点乱。母亲赶紧收拾，嘴上不停地说：“坐，坐哪儿都行。”大伯没看那些，只是盯着厨房的方向。
“嫂子。”
母亲转过身，眼圈红红的：“进屋坐吧，外面凉。”
大伯还是没动。过了一会儿，他往厨房那边走了几步，停住，回头看我。
“林子，那袋米……还在吗？”
我心里一酸，使劲点了点头。
我转身去了柴房。柴房里的东西堆了一年又一年，那袋米我隔段时间就翻出来晒一下。袋子已经换了三回，米还是那些米。九十斤，一颗都没少。
大伯站在柴房门口，没进来。他看着我搬出那袋米，放在地上。米袋白得发亮，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重的礼。
大伯蹲下身，用手摸了摸米袋，忽然往地上一跪，跪在了那袋米面前。
“德顺哥！”母亲吓了一跳。
“林子。”大伯的声音在发抖，“我谢谢你，谢谢你替我留了这十四年的路。”
“大伯，你别……”我赶紧去搀他。
大伯推开我的手：“让我跪一会儿。我跪的不是你，跪的是这个恩。”
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围满了人。何家辉站在人群后面，脸色有些不好看。但他还是挤出笑脸，朝大伯喊：“德顺哥，晚上我摆两桌，给你接风！”
大伯没理他。
何家辉的笑僵在脸上。
06
大伯在我家坐了一下午。
母亲张罗着做饭，把藏了好几年的腊肉切了，又让父亲去镇上多买点菜。大伯拦住她：“嫂子，简单点就行。咱又不是外人。”
母亲红着眼圈说：“你这是笑话我。”
大伯笑了，笑得挺真心。这个笑容跟十几年前不一样了。
父亲回来后，兄弟俩坐在堂屋里喝茶。气氛有点尴尬，很多年不见，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谁都开不了口。
最后还是父亲先问的：“哥，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大伯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刚开始在省城工地上扛水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块钱一个工。头半年，租住在一间地下室里，下雨天能淹到膝盖。你嫂子在一家饭店洗碗，一天五块钱。明轩跟着我们，白天上学，晚上回来趴在缝纫机上写作业。”
父亲听着，眼圈红红的。
“后来遇上谢斌了。”
“谢斌？”我一愣，“他跟您联系上了？”
“也是凑巧。”大伯说，“有一回我在工地搬水泥，看见运水泥的车牌是咱们镇上的，我就留了个心眼，跟着车找到了运货的老板，一打听，正是谢斌。老谢那时候已经从镇上的仓库出来了，自己干了运输公司。他拉了我一把。”
大伯继续讲：“老谢借了我一笔钱，让我自己拉队伍干。我带着几个老乡，从刮大白开始，一步一步干。干了三年，攒了点钱，又碰上一个建筑公司缺人。我把队里的人带过去，干了五年。后来那个建筑公司的老总退休了，问我要不要接他的班。我想了想，接了下来。”
“现在呢？”
“手下有个二三十个人吧，一年也能挣个百八十万。”大伯说得很平淡。
母亲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盘切好的腊肉，听了这话，眼睛都直了：“一年……一百万？”
大伯笑了笑：“账面上的，刨去成本，落不了那么多。”
我心里震了一下。从扛水泥到一年挣这么多，大伯吃了多少苦，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明轩呢？”我问。
“今年大二，学建筑的。”大伯说到儿子，语气里多了一点得意，“那孩子争气，跟我说以后想自己干。”
“好。”我使劲点了点头。
大伯看着我们一家人，突然说了一句：“林子，那三万块钱，你收下。”
“三万？什么钱？”父亲愣了一下。
大伯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信封鼓鼓囊囊的，少说三万。
我摇头：“大伯，我不能要。”
“为什么？”
“我跟您做的事，不是图这个。”
“我知道。”大伯说，“可这是我做人做事的道理。你给我那袋米的时候，我没给你钱。现在我给你，你就得收。这不是买卖，是恩情。”
我看着桌上的信封，心里翻江倒海的。
“你收着，给月月上学的学费。”大伯又说，“我欠你们家的，不是这点钱能还清的。”
母亲在旁边抹眼泪。父亲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信封接了过来，放在装米的麻袋旁边。
“行，大伯，我收下。”
大伯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没给咱吴家丢人。”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十几年的等待，值了。
大伯站起身，走到院子里。
何家辉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大伯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一眼我家破旧的土坯墙，皱了皱眉：“林子，这房子该修了。”
“没钱，先住着呗。”
大伯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递给我：“我在镇上买了两套房子。有一套，回头写你的名字。”
“大伯！”
“你别推。”大伯大手一挥，“我说了就定了。”
那天晚上，村里炸开了锅。大伯发了大财回来的消息，传遍了十里八乡。
晚饭的时候，大伯坐在我家堂屋的正桌上，父亲坐在旁边。
兄弟俩喝了几杯酒，话匣子慢慢打开了。
父亲说起了村里这些年的变化。
何家辉又是怎么欺压村里人的。
大伯越听眉头越皱，最后把杯子往桌上一顿：“老二，你放心，这件事，我会替村里人讨个公道。”
母亲小声问：“他大伯，你打算咋办？”
大伯笑了笑，笑里带着刀子：“不急，先让他蹦跶几天。”
07
第二天一早，村里又炸响了动静。
何家辉设了酒席，请大伯去吃饭，说是“老朋友叙叙旧”。
大伯去了。带着吴明轩一起去的。
何家辉在自家二楼的大厅里摆了整整三桌，请了不少镇上的干部。桌上鸡鸭鱼肉样样都有，酒也是好酒。
大伯坐在主位上，脸上一片平和。
“德顺哥，”何家辉端起酒杯，“这杯我敬你。当年咱们哥俩有些误会，今天当着大伙儿的面，弟弟我赔个不是！”
大伯端起酒杯看了看，没喝，放在桌上：“家辉，喝酒容易误事。你要是有什么话，就直说。”
何家辉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又马上恢复了：“德顺哥说笑了。我就是想请你吃顿饭，叙叙旧。”
“叙旧？”大伯笑了一下，“那你跟我说说，我走了之后，村里那些账目，后来怎么处理的？”
大厅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几个镇上的干部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接话。
何家辉脸色变了：“德顺哥，那都是以前的事了，陈年旧账，翻它干啥？”
“陈年旧账？”大伯笑了，“那好，那我问你几个新账。”
大伯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土黄色的牛皮纸袋，里面鼓鼓囊囊的。他把纸袋往桌上一放：“这是你这几年截留的地亩补贴款。”
何家辉的脸一下子白了：“你……你胡说！”
“胡说？”大伯看向吴明轩。
吴明轩从书包里拿出几本账册，翻开，里面记满了数字。
他念了几笔：“1997年秋，截留补贴款八千元；1999年春，截留补贴款一万二千元；2001年……”
“够了！”何家辉拍着桌子站起来，脸上的肉都在抖，“吴德顺，你有完没完！当年的事，你还没翻够！”
“当年的事我没翻。”大伯的声音平静得吓人，“是你翻的。”
大厅里鸦雀无声。
何家辉脸色铁青，四处看了一圈，似乎想找个帮手。
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是镇上的小汪主任。
他走到大伯面前，笑了笑说：“德顺哥，你跟家辉是老兄弟了。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把事闹大了不好。”
大伯看了看小汪主任：“小汪，你在这事里掺和了多少？”
小汪主任脸上的笑僵住了。他大概没想到大伯会说得这么直接。
大伯没看他，继续对何家辉说：“家辉，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翻旧账。你要是有心，把吃进去的吐出来，把坑了村民的地补款补上，这事儿我能让它过去。你要是还想动那些歪心思，就别怪我不客气。”
何家辉没有说话。他的手握着酒杯，关节都白了。
“德顺哥，”他咬着牙说，“你现在有本事了，说这话不腰疼。可你别忘了，你当年……”
他话没说完，吴明轩突然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何叔，这是你儿子在城里的公司账目，你看看合不合理。”
何家辉脸上的血色全没了。
他一把抓过那份文件，翻了几页，手开始发抖。
“你……你们……”
“何叔，”吴明轩笑了一下，“我爸不是什么都没准备就回来的。”
整个大厅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何家辉颓然坐下，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抽了一巴掌。
大伯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家辉，有些账，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大伯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桌酒菜，你慢慢吃。”
大伯走后，大厅里炸开了锅。几个干部的脸色都不好看。
何家辉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那天晚上，大伯在我家又坐了很久。
“林子，你记住，”大伯临走前跟我说，“做人要硬气，但不代表要跟人硬碰硬。有道理的事，理直气壮地去说；有对头的人，不犯怵地去干。你要是缩了，人家就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
我点了点头。
“大伯，那何家辉会不会报复？”
大伯笑了：“他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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