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爱思考记录的翊骅。
上周，我提议的家庭共读《史记》计划，居然得到两位懒主的同意，实属不易，值得记录一番!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不定期发布看似“和谐三口齐上阵”、实则“暴力一拖二”的家庭共读视频记录，可关注视频号翊骅君；
还有就是，一个中年历史爱好者 “感古忧今”的絮叨抒怀，可关注公众号新合集翊骅的历史观。
个人鄙见，自说自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正式说回共读，最开端为上古华夏源流，即夏朝之前时期。
再度拾起这段，我一下回想起初中开始历史课程时，只书上一小段开阔，便萌生对尧舜禹时期“大公无私”的禅让制心生向往。
上古先贤不传子嗣、唯举贤能，以天下为公，依托诸侯百官共议推举，选出德才兼备之人承继首领之位，是极具理想主义的传承方式。
然纵观历史脉络，自禹之后，禅让制名存实亡，家天下的世袭制登上历史舞台。
这一更迭，曾让年少的我难以理解，经世成年后重读，方觉自身太过粗浅狭隘。
世人常说世袭制延续2000年，是从秦朝大一统帝制算起的口径。
实际是，夏朝开启“父死子继”的事实世袭模式，再由西周建立宗法礼制，即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真正将世袭制奉为正统。
因此，从夏的萌芽，经秦汉发展，至明清集权巅峰，这套传承体系延续3000多年。
今天，我想抒怀的内容是：
世袭制，由模糊到正统终至彻底取代禅让制，除去生产力提升、私有财富催生人性异变等显性因素外，实则由 “发展”这一主线为推手催生而成。
即，禅让制渐变为世袭制，是历史发展过程的逐个阶段，背后多重隐性因素叠加作用后的必然结果。
第一，统治者手握生杀实权之时，王权性质已然转变。
轩辕帝至尧舜时期，君主只是部落联盟的协调者，重大国策必须征询四方部族首领意见。
从《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可见尧选定继承人必须听从资深官员举荐。
而大禹，依托治水，统筹天下人力物力，王权拥有强制约束力。
据《史记》，大禹于涂山会盟诛杀迟到的防风氏诸侯，君主第一次掌握处置部族首领的权力。待到大禹离世，即便名义传位伯益，诸侯却纷纷归附启。
从《史记・夏本纪》：“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可知实权的加持，让最高权力不再是单纯的协调事务，而首次成为统治者不愿拱手相让的专属产权。
第二，贵族形成利益共同体，主动维护世袭秩序。
人尽皆知，禅让制下的新任贤人，会带来自己的亲信朝堂，原有贵族的特权地位存在被“洗牌”的风险。由此，世家群臣更愿意依附王室子嗣稳固自身利益。
大禹死后，本禅让于伯益，而伯益缺少朝堂旧势力扶持，无力对抗大禹一脉的部族权贵，终还位于大禹之子启。
如果说伯益的还位属形势所逼的权宜之计，而到了西周，宗法制度得以完善，直接明文规定。
《公羊传・隐公元年》明确礼法准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至此，朝堂官僚与皇室深度绑定，血缘继承成为朝野默认的正统规则，排斥外来贤才接任君主。
第三，疆域扩张治理，世袭制更占优势。
轩辕至尧舜时期，部族聚居范围狭小，依靠个人声望便可统筹联盟。到了大禹，其划定九州，可见当时华夏疆域已有大幅拓展。
在此情况下，推举贤人的选拔周期如过长，极易造成权力真空，诱发地方叛乱。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家族效仿上古禅让兄弟传位，最终引发公子光刺杀吴王僚造成宫廷内乱。
当疆土扩张到一定范围，推举式继承极易招致朝堂动荡。
我们熟知的战国七雄，因常年征伐，各国均确立世袭储君制度，规避权力交接带来的战乱隐患。
第四，禅让制后期名存实亡，逐渐沦为权臣篡国工具。
上古选用的贤能禅让实质真诚，但在后世逐渐异化为夺权工具。
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司马炎逼迫魏元帝禅让，表面看合乎礼法，实则为篡权借口。
于是，后世历朝统治者以此为戒，彻底放弃推举贤人的传承方式，牢牢守住血缘世袭的底线。
自秦朝推行郡县制收拢地方权力，君主为保世代掌权持续集权，明废相制立内阁、清设军机处，将君主专制推向顶峰。
回到现代，我们从禅让转世袭的历史演变中，能得出哪些亘古不变的规律呢？
首先，任何制度都要适配当下社会环境，脱离现实的理想化模式难以长久，如今各类规则设计也需贴合时代发展动态优化。
其次，公权一旦与私人利益深度绑定便容易滋生弊端，现代社会依靠完善的监督与轮换机制，保障公共资源服务全体大众。
再次，长期固化的利益圈层容易阻碍革新，当下更注重搭建包容均衡的发展环境，兼顾多方诉求。
最后，选拔评判应重能力品行而非身份，上古举贤的内核仍适用当今，以公平公正的用人标准实现良性发展。
所以，顺势而变，方得恒通。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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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我是翊骅，80后深漂一枚，40岁开始，记录自己的过去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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