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2023年冬天,老伴李建国走了。
办完后事的第三天,楼下的刘大妈敲开我家门,说她有句话憋了很久,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说你讲吧。
她就告诉我,建国每天比我早起半小时,不是因为睡眠不好——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知道自己大概还有多少日子,所以他每天早起,是为了……
我没等她说完,腿就软了,站在厨房门口,哭得话都说不出来。
我叫陈秀梅,今年六十七岁,在武汉一个老小区住了三十多年。
小区叫东湖新村,是九十年代建的那种六层红砖楼,冬天漏风夏天闷热,电梯是后来加装的,常常坏,但我们这批老住户谁也不肯搬——住惯了,挪不动窝。
我和李建国就是在这栋楼里,一起过了三十一年。
我们是老式夫妻,不怎么说"我爱你",也不怎么牵手。年轻时吵过架,也有过一段时间冷战冷到彼此看不顺眼。但岁月是一把磨刀石,把尖锐的棱角都磨光了,只剩下一种说不出口、却无处不在的熟悉。
他爱吃辣,我怕辣,所以他炒菜永远要分两锅。他喜欢看新闻,我喜欢看电视剧,所以我们常常争遥控器。他睡觉打呼,我睡眠浅,所以到后来我们干脆分房睡——我住主卧,他睡书房,各睡各的。
邻居说,你们两个感情不好吧,都不睡一屋。
我也懒得解释。感情这个东西,哪是睡不睡一屋能量出来的。
建国是个话少的人。他退休前在工厂做了一辈子钳工,那是个靠双手说话的行当。他不会说漂亮话,不会哄人,但他做事踏实,什么都愿意亲力亲为。家里的水管漏了他修,灯泡坏了他换,窗户卡住了他刨,一个老小区的破房子,在他手里硬是住出了点体面的样子。
我们有一个儿子,叫李明远,在北京工作,娶了个北京媳妇,在那边买了房,安了家。他每年回来两次,春节一次,国庆一次,每次住不过五天就走。
我理解他,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日子。
建国也不说什么,只是每次儿子走,他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抽根烟,望着远处发半天呆。
建国第一次晕倒,是2022年的秋天。
那天我在楼下买菜回来,刚进门,就见他坐在沙发上,脸色发白,额头冒汗,手扶着扶手,像是随时要从沙发上滑下去的样子。
我把菜往地上一扔,冲过去:"你怎么了?"
他摆摆手:"没事,站起来太猛,头有点晕。"
我不信,叫他站起来走两步,他走起来步子有点虚飘,不像他平时那个稳当劲。
我当时就决定带他去医院。他不肯,说浪费时间,说医院人多,说他就是最近没睡好。
我们两个在客厅僵了足足二十分钟,最后还是我拿外套砸在他身上:"你走不走?你不走我一个人去挂急诊,问他们说你这症状是什么,你自己看着办!"
他没脾气了,跟着去了。
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叫我们到诊室里说话,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那个消毒水味刺鼻的小房间里,听医生说:心脏有问题,冠状动脉堵塞比较严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看是否需要手术。
我当时脑子嗡了一下,耳朵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响,后来医生说了什么我没全听进去,只记得"冠心病"、"支架"、"需要注意"几个词。
建国坐在我旁边,听得很安静。
出了医院,他在路边买了一个烤红薯,剥了皮递给我,自己什么都没买。
我说:"你不吃?"
他说:"你刚才受惊了,吃点甜的缓一缓。"
我拿着那个热腾腾的烤红薯,站在医院门口,一口都没吃。
之后的日子,是我们生命里最绷着的一段。
医生给建国开了药,叮嘱他要少油少盐、不能劳累、要定期复查。建国配合得很好,每天按时吃药,也不再挑食,我炒什么他吃什么,连以前最爱的红烧肉都自己主动戒了。
但他每天早起这件事,我是后来才注意到的。
一开始我以为他睡不好,心脏病的人睡眠质量差,这是常见的事。我自己也睡不好,常常三四点就醒了,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或者楼道里的动静,脑子里乱七八糟转个不停。
有几次我早醒,去喝水,发现书房的门缝里透着灯光。我推门进去,见他坐在那张旧书桌前,桌上摆着东西,但他听见我推门,动作很快地把桌上的东西盖住了,然后转过头对我说:"你怎么起来了,快去睡,外面冷。"
我问他在干嘛,他说看点东西,睡不着。
我以为他在看手机,没多问。
那时候我心里装的事太多了——儿子打来电话说要给我们在武汉买个新房子,我不想搬,和他来来回回商量了好几次;小区里有人家要把车位价格加价,牵扯到一批老住户的利益,我们楼门长的角色找上我,要我帮着去协调;还有建国的后续检查,每次都要早起排队,挂号、抽血、等结果,每一次都是大半天耗在医院里。
生活里事情太多,我就把那件事放过去了。
只是有时候,我会在早晨迷迷糊糊的时候,听见书房里有细微的动静,像是翻东西,像是写字,或者像是什么东西轻轻碰到桌面的声音。
我也会想:他到底每天早起在做什么。
但我从来没问过他。
2023年的春天,建国的病情有了变化。
医生说他的心脏状态不容乐观,有几条血管堵塞情况比预期严重,保守治疗的效果有限,建议做支架手术。
建国听了很平静,问了几个问题:手术风险、恢复期、术后需要注意什么。
医生一一回答了。
我在旁边,问医生:"不做手术的话,会怎样?"
医生顿了一下,说:"不做的话,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心血管事件——心梗、心衰,后果很难预料。"
我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
建国回到家,在书房里坐了很久。我去敲门,他说进来,我进去,见他坐在椅子上,窗外的阳光照在他侧脸上,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老了很多。
我在他旁边坐下,我们谁都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开口,说:"秀梅,手术我不想做。"
我的心往下沉了一截:"为什么?"
他说:"太折腾了,而且也不一定管用。我这把年纪,打开胸腔再缝上,不一定熬得住。"
我说:"那你就这样等死?"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生气,说:"我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剩下的日子,怎么过。"
那一刻我沉默了。
那句话的重量太大,压在我胸口,让我说不出话。
最后还是我先开口,说:听你的,但是药不能停,每天该注意的都注意着,不能由着自己乱来。他点头,说好。
我们就这样把这件事谈完了。
没有眼泪,没有悲情,就像谈一件寻常的家务事。
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把头埋进臂弯,哭了很久。
建国决定不手术之后,生活表面上还是照常继续。
他依然每天按时吃药,依然帮我修这修那,依然在傍晚去楼下散步,依然每天早起——而且比以前起得更勤、更早了。
我注意到他开始处理一些"身后事"。
他把家里的存折和证件整理了一遍,分门别类装进一个信封,放在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他带我去银行,把账户的共同签名权限加上了我的名字。他把房产证、车证重新确认了一遍,打电话给儿子说有些事要告诉他,父子俩在电话里说了很久。
有一天他问我:"你知道我们小区附近哪家菜市场最新鲜吗?"
我说知道啊,早市去得最多的那家。
他点点头,好像在心里记下了什么。
还有一次,他问我:"你一个人会不会修灯泡?"
我说我又不是没修过。
他说:"那个灯座的螺丝有点滑丝了,我等会儿去五金店换一个,换之前先教你怎么弄。"
他就这样,把家里每一件他平时负责的事,慢慢地交到我手里,像是一笔一笔地在做交接。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有时候我说"好",有时候我说"不用你教,我自己会",但心里那块石头越压越重。
儿子李明远知道爸爸不做手术的事,打来电话又哭又劝,说要回来,说要带爸爸去北京最好的医院,说他有朋友认识专家。
建国拿着电话,很平静地说:"明远,我是你爸,我清楚自己的身体,你放心,我把你妈照顾好,你在那边照顾好你自己和莹莹就行。"
挂了电话,他进书房,又把门关上了。
我没有再去敲门。
2023年的夏末,有一个傍晚,我和建国一起在楼下散步。
那时候天气已经开始凉了,东湖的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一点水腥气,梧桐树的叶子还没落,但颜色已经开始泛黄。
我们走得慢,他走一段要停下来喘一口气,我就跟着停,我们在一条石子路旁边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他说:"秀梅,我年轻的时候欠你很多。"
我愣了一下,说:"说什么呢。"
他说:"那时候工厂效益不好,我整天心烦,脾气不好,对你和明远都不怎么样。你一个人扛着家里,我还嫌你啰嗦。"
我说:"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他说:"我知道,但我一直记着。"
夕阳的光打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眼眶有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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