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流速递】

失守的据点,断裂的防线——萨赫勒安全与人道危机的触目惊心

2026年6月15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发出警告:萨赫勒中部地区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转折点”。这一声明的背后,是极端组织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加强协同攻击,是超过2400万人亟需人道主义援助的残酷现实,更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日益遗忘的角落正在加速崩塌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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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形势在2026年上半年急剧恶化。4月25日,关联“基地”组织的极端组织“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组织”与图阿雷格分离主义武装“阿扎瓦德解放阵线”罕见地采取协同行动,在马里多地发动了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袭击。袭击目标覆盖首都巴马科、卡蒂、加奥、塞瓦雷和基达尔等多个城市。马里国防部长萨迪奥·卡马拉上校在4月25日的袭击中被叛乱分子击毙。

此次协同攻势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俄罗斯“非洲军团”从北部战略重镇基达尔的撤离。基达尔是马里军方和俄罗斯雇佣军于2023年夺回的据点,曾被视为莫斯科在萨赫勒影响力的象征。然而在4月26日,“阿扎瓦德解放阵线”宣布与俄罗斯部队达成协议,允许其永久撤离基达尔。现场视频显示,图阿雷格战士对撤离的俄罗斯车队报以嘲讽。随后在5月1日,俄罗斯和马里部队又放弃了战略要地泰萨利特,5月初再撤离阿格洛克,这已是十天内放弃的第三个北部据点。据《世界报》报道,目前约2500名俄罗斯人员仍留在马里,但其主要任务已转为巩固中部和南部阵地、维持对首都巴马科的控制。CNN评论称,这次撤退是“对莫斯科作为非洲萨赫勒地区主要安全伙伴声望的羞辱性打击”。

此次撤退并非俄罗斯力量在萨赫勒的首次重大挫折。2024年7月底,瓦格纳雇佣军在马里东北部Tinzaouaten执行行动时遭遇伏击,据报道多达84名瓦格纳人员丧生。这是瓦格纳在非洲已知的最大规模单次伤亡。分析人士指出,从瓦格纳到俄罗斯国防部下属“非洲军团”的转型并未提升作战效能,反而因冗长的指挥流程和执行力下降而表现惨淡。

安全形势的恶化在三国内部呈现出触目惊心的图景。据2026年5月的安全态势地图显示,布基纳法索的情况最为灾难性:超过90%的国家领土处于圣战组织控制或激烈争夺中,北部、东部和中部大片区域已“变红”。政府实际控制的仅剩瓦加杜古市中心、博博迪乌拉索和零星南部城镇。马里已越过战略不可逆转的临界点:陶代尼、通布图和梅纳卡已失守,首都巴马科的安全半径收缩至30公里。中部莫普提和加奥仍是激烈交战的战区。尼日尔相对而言是“例外”,尼亚美、津德尔和马拉迪仍处于政府控制下,但农村的迪法和阿加德兹已经“变红”,分析认为尼日尔正沿着与邻国相同的轨迹发展,大约落后两到三年。

三国军政府不仅未能恢复安全秩序,还 dismantled了多年来为遏制极端主义扩张而构建的合作安全架构。联合国马里稳定团于2023年被驱逐,法国军事行动终止,美国情报和侦察资产撤出,欧盟培训任务恶化或关闭,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安全合作崩溃。三国还于2025年1月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组建“萨赫勒国家联盟”。2026年6月11日,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又宣布退出G5萨赫勒的所有机构,进一步削弱了区域安全合作框架。

人权状况同样急剧恶化。蒂尔克在人权理事会表示,在马里,安全部队被指控实施法外处决、绑架政治反对派、拘留知名记者。在布基纳法索,当局自4月以来已解散或暂停超过930个民间社会组织。在尼日尔,极端组织袭击在增加,所谓“自卫团体”的组建带来严重滥用和族群间暴力风险。

暴力正突破传统边界,向沿海国家扩散。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6年6月3日发布的报告明确指出,萨赫勒中部暴力活动正突破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传统边界,向西非沿海地区扩散。史汀生中心2026年5月的分析报告指出:“曾经被认为局部化的萨赫勒危机,如今正稳步向几内亚湾推进。极端组织不仅发动跨境袭击,还在社区内扎根、建立补给网络、利用长期存在的治理失败。”

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国际移民组织2026年4月的数据显示,萨赫勒中部和利普塔科-古尔马地区的危机已导致349万余人流离失所。危机已溢出到科特迪瓦、加纳、多哥和贝宁等沿海国家。2026年4月,四国共有56512名境内流离失所者。贝宁是沿海国家中受冲击最严重的,2025年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多哥有类似的经历,“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组织”于2022年在那里发动了首次袭击,此后萨瓦纳地区的袭击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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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危机与安全危机相互叠加。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6月初在达喀尔发布的《2026年萨赫勒地区人道主义需求与响应概览》指出,在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尼日尔、喀麦隆极北地区及尼日利亚东北部,共有2430万人亟需人道主义援助。近12900所学校因安全局势恶化停课,超过230万儿童失去受教育机会。在6月至8月粮食短缺季节,预计将有1540万人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超过150万人处于紧急状态。与此同时,萨赫勒地区变暖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2025年有59万人遭受严重洪灾影响,长期干旱和荒漠化持续破坏农业生产基础。

然而国际社会的回应远远不够。人道协调厅表示,萨赫勒地区人道主义资金已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2025年仅筹集到所需资金的29%,迫使援助机构削减服务、撤出部分地区。人道协调厅西非和中非区域负责人伯尼莫林表示:“萨赫勒人民并非置身于全球危机的边缘,而是身处世界上最严峻且最被忽视的紧急状况的核心。”

【棋局复盘】

雇佣兵的败退、军政府的孤立与全球的沉默——谁把萨赫勒推下悬崖

萨赫勒危机走到今天这一步,并非一日之寒,而是多重结构性失败叠加的结果。当联合国用“危险转折点”来描述这片土地时,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是谁、是什么力量将这里推向了悬崖边缘?

首先,俄罗斯在萨赫勒的军事冒险暴露了雇佣兵模式的结构性局限。马里军政府2020年和2021年连续政变后断绝了与法国的军事合作,转向俄罗斯。这一转向的底层逻辑是清晰的反殖民叙事:法国近十年的反恐行动未能根除极端主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播下了军事不满的种子,导致多次政变。然而俄罗斯的介入同样未能带来安全。从瓦格纳到“非洲军团”的转型,本质上是将一支以利润为驱动、以灵活为优势的准军事力量,纳入俄罗斯国防部官僚体系的过程。结果正如分析人士所言:“当年那支让欧洲都胆寒的瓦格纳雇佣兵,早就没了灵魂,如今的非洲军团,就是个'高仿残次品'。”基达尔的撤退不是一次战术调整,而是一次战略失败的公开宣示。莫斯科在萨赫勒的军事存在,既无法保护盟友,也无法震慑敌人。CNN的评论一针见血:这次撤退所 妥协的“不仅仅是领土”。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国防部在承认从基达尔撤出的同时,宣称“非洲军团”阻止了4月25日一场未遂政变。这种叙事试图将撤退包装为“止损”,但事实是:正是在同一天,马里国防部长被击毙,多个城市遭协同袭击,北部重镇接连失守。当一支被派来“稳定局势”的军队需要与敌人谈判“安全通道”才能撤离时,“稳定”二字已无从谈起。

其次,军政府治下的“主权优先”战略,正在以国家崩溃为代价。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军政府在夺权时提出了同一个核心论述:文官政府已经失败,外国伙伴已成为负担,只有军人统治才能恢复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五年之后,答案写在安全地图上。布基纳法索90%以上领土失控、巴马科安全半径30公里,这些数字不是“失去阵地”,而是“国家已失”。军政府最大的战略误判在于:他们不仅未能超越前任,还拆除了多年来为遏制极端主义扩张而精心构建的合作安全架构。联合国稳定团被驱逐、法国军事行动被终止、美国情报资产被撤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安全合作崩溃,取而代之的俄罗斯关联安全行为体,恰恰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撤退。这不是主权,这是孤立;这不是尊严,这是自毁。

更令人担忧的是人权状况的同步恶化。当军政府以“反恐”为名解散超过930个民间社会组织、法外处决政治反对派、拘留记者时,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失败,也在治理 legitimacy 上破产。一个无法保护公民免受极端组织侵害的政府,却有能力镇压公民社会的异议。这种倒挂的权力逻辑,只会进一步疏远本已脆弱的社区,为极端组织的招募提供更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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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萨赫勒危机的外溢效应正在重塑西非的地缘安全格局。长期以来,几内亚湾沿岸国家被视为与萨赫勒动荡绝缘的安全避风港。这一假设如今已难以维持。贝宁境内流离失所者一年增长239%的数字,不是一个统计上的波动,而是一个警报:暴力正在向南渗透,而且速度在加快。54名贝宁士兵在2026年4月的一次袭击中丧生,说明这已不再是边境地区的零星摩擦,而是成建制的军事打击。

极端组织的“向南扩散”有其内在逻辑。随着萨赫勒核心区域的安全压力增大(尽管这种压力远未达到“压制”的程度),极端组织需要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寻找新的补给路线和活动基地。而沿海国家北部边境地区普遍存在的治理薄弱、国家服务缺位、经济机会匮乏等问题,恰恰为极端组织的扎根提供了与萨赫勒地区几乎相同的土壤。如果国际社会和区域国家不采取早期协调行动的话,萨赫勒的悲剧很可能会在沿海国家被复制。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人道主义危机的规模与全球关注的落差令人不安。2430万人亟需援助,154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349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数字叠加在一起,构成的是本世纪非洲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然而人道资金降至十年最低,2025年仅筹集到所需资金的29%。当世界关注中东战事、欧洲地缘对抗和亚太紧张时,萨赫勒的悲剧在沉默中加剧。伯尼莫林的话值得被反复引述:“萨赫勒人民并非置身于全球危机的边缘,而是身处世界上最严峻且最被忽视的紧急状况的核心。”

萨赫勒的“危险转折点”并非不可逆转,但逆转需要的是对过去五年失败路径的诚实反思。俄罗斯的雇佣兵模式已被证明无法提供可持续的安全;军政府的孤立主义已被证明加速了国家崩溃;国际社会的资金短缺和注意力分散正在将数百万人推向饥饿和绝望。这片横跨撒哈拉南缘的土地需要的不是新的外部势力来取代旧的外部势力,不是更多的军事政权来取代文官政府,而是一个以治理改善、区域合作和人道援助为核心的综合性方案。否则,“危险转折点”之后的下一个词,将是“不可逆转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