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一则独家报道，法国和德国正联手推动对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包括大幅削减最高外交官卡拉斯的自主决策权、限制她对全球140多个驻外代表团的控制，并将相关职权交还给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
翻译一下，这份报道的意思就是，法德联手肢解了被视为欧盟最坚定“亲美派”的卡拉斯的权力根基。卡拉斯，这位前爱沙尼亚总理，凭借其极端对俄强硬的态度而在2024年成为欧盟最高外交官。之后的两年，她并没有努力化解欧洲事务相关各方的矛盾，而是凭着极端而狭隘的意识形态而四处制造矛盾。
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卡拉斯赖以维系政治合法性的跨大西洋安全框架，在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已经不复存在。她之所以在欧盟“混不下去”，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改变了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基本态度，要求欧洲防务自主，并迅速从欧洲安全事务中抽身，导致长期迎合拜登政府政策的卡拉斯失去了最根本的外部支撑。
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获胜后，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促成俄乌冲突迅速停火”和“促进欧洲独立自主并承担自身防务责任”两大核心关切。这意味着，美国不再像拜登政府时期那样将欧洲安全视为需要全力保障的事项，而是要求欧洲自行解决防务问题。
这一政策转向在美军最近的军事部署调整上得到了具体体现。2026年5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将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一规模回到了2021年的水平。随后，媒体披露了更详细的撤军方案：战斗机从约150架减少至100架，海上侦察机从26架削减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全部取消，同时涉及一艘弹道导弹潜艇、一艘航空母舰及两个战略轰炸机编队的重新调配。
如果说美国的政策转向是卡拉斯的致命伤，那么她在处理与其他大国关系时的失误，则加速了她在欧盟内部的孤立。
在对华关系方面，卡拉斯多次发表争议性言论。2025年9月3日，在欧盟安全研究所的年会上，她公开质疑中国和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这一言论引发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批评，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其“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缺乏基本历史常识”。中国驻欧盟使团也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2026年5月，卡拉斯又将中欧经济关系比作“化疗”，引发中方进一步不满。据多家媒体报道，中方随后取消了两场原计划6月在北京举行的中欧高级别对话。
在对俄关系方面，卡拉斯从一开始就遭到俄方的明确排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曾公开表示：“我们永远不会和她讨论任何事情。显而易见，美国人也不会和她讨论任何事情。我们只能等待她离开。”2026年5月，在俄乌双方出现和谈信号之际，卡拉斯公开表示欧洲永远不会担任中立的调停人，因为“我们站在乌克兰一边，同时捍卫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实际上排除了欧盟作为调解方的可能性。
在欧盟内部，卡拉斯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陷入了公开的权力斗争。2026年1月26日，“政治新闻网”欧洲版披露，卡拉斯私下称冯德莱恩为“独裁者”，并抱怨自己“对此几乎无能为力，根本什么也做不了”。据报道，冯德莱恩已经设立了中东、北非和海湾事务总司，将地中海事务从卡拉斯的权限中剥离。卡拉斯试图任命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的幕僚长马丁·泽尔迈尔为副手以巩固自身地位，但这一任命遭到冯德莱恩的直接否决。有高级官员指出，卡拉斯来自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所属政治阵营规模有限，这使得她的政治地位甚至比前任博雷利更为脆弱。
卡拉斯被架空的权力斗争，本质上是特朗普政府政策转向在布鲁塞尔层面的一次集中爆发。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不再像拜登时期那样将欧洲视为必须无条件保护的盟友，而是明确要求欧洲承担自身防务成本，并从欧洲安全事务中有计划地撤出。在这一新的跨大西洋格局下，卡拉斯所代表的“亲美-反俄”激进路线，完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外部支柱。美国自身不愿意扮演“保护者”角色时，一味亲美的政策取向不仅无法为欧盟带来安全保障，反而让欧盟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外交处境。正是这一结构性变化，使得原本被拜登政府视为欧洲战略资产的卡拉斯，在特朗普时代迅速沦为被法德联手削权的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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