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好印证了左翼思潮对体育，尤其是对足球角色的判断：它是一种上层建筑，遮蔽甚至为资本主义制造的不公提供辩护。如此一来，足球就成了资本主义压迫劳动阶级的无意帮凶。它最终起到的作用，是让劳动者无法意识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不公。
人们或许会认为，2026年世界杯也会发挥同样的作用，而且不仅体现在一国内部——政治和司法问题将淡出媒体焦点——也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也就是说，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全球球迷都会沉浸于这些“国家”之间的对抗，尽管对抗发生在球场之上。
这样一来，世界各国民众，尤其是那些身处战乱国家的人，或许都能暂时忘却自己承受的困苦与不公。但唐纳德·特朗普似乎并不打算如此。世界杯不是用来遮蔽问题的，而是要让他任内一些最具战争色彩、最具攻击性的政策变得更加显眼。足球、世界杯，不会成为其强硬 ambitions 和政策的藏身之处，而会成为公开展示这些东西的橱窗。
这正符合他的心理特征：把追逐私人利益包装成一种值得炫耀的“美德”。正如一位卡洛斯派将军所说：“即便错误，也要坚定。”这里说的不仅是那种盛气凌人式的办赛方式——举办一届一切都追求过度和夸张的世界杯，这正是他喜欢的风格。2026年世界杯将有48支球队、100多场比赛。
尽管扩军带来明显负面后果，却没有人真正要求增加参赛队伍：组织问题因此更加复杂，不得不由多个国家共同承办；从竞技角度看，赛程也被拉长，球员休息时间随之减少，受伤风险进一步上升。这届世界杯以及它的两位主要推动者——因凡蒂诺和特朗普——的炫耀还不止于此。
它延续了国际足联此前几届赛事已经确立的逻辑，只是把这种逻辑推向了更高程度：对经济收益的痴迷。这不仅体现在通过增加比赛场次来扩大电视转播权收入，也体现在门票销售机制上。赛事采用了“动态定价”，票价随需求波动，但只会上涨，绝不会下降。
结果是，卡塔尔世界杯时最高票价已经高得离谱，达到1600美元；而本届赛事，据估计，部分门票价格可能高达13000美元，平均票价也可能在1000美元左右。这样一来，门票只会向少数买得起天价票的富人开放，而传统球迷——那些豪尔赫·巴尔达诺所说把足球视为“穷人的歌剧”的人——将被排除在外。
但最能体现这种毫无顾忌之处的，是体育本应弘扬的价值被彻底颠倒。像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本应是普遍性与包容性的象征，而这正是人权所倡导的原则。令人愤慨的是，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像因凡蒂诺口中那样，通过欢迎来自各地的球迷来促进包容与团结，反而仍对39个国家的人员入境美国施加限制。
其中一些国家不仅有球队参赛，也会派出裁判和球迷。这意味着，这些人可能在启程后被拒绝入境，或者即便已经踏上美国土地，也可能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一贯所做的那样，被拘留并遣返。
这并非一种抽象的可能性，而是已经发生过的现实。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就曾被遣返。而国际足联在这一问题上选择视而不见，实际上成了共谋者。它有足够权力向东道国施加严苛条件，也能确保赞助商获得丰厚利益，但在这里却没有采取行动。
不过事到如今，这也不应令人意外。毕竟，特朗普与因凡蒂诺这对奇特搭档之间的“共谋”早已显现。前者给后者带来一个潜在规模超过3亿球迷的市场；后者回报前者的，不仅是“国际足联和平奖”，还有一届用来为其增光添彩的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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