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3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编者按
陈峻峰的散文《诗人前传》记录大别山沟一位“时代诗人”与时代和历史的互动，他自幼善歌，求学受挫返乡后深耕本地山歌，北京编辑下乡点拨，让他理解何为小我与时代大我，据此创作的诗歌被人瞩目，他也成为全国新民歌手。这篇独特的“前传”以“时代诗人”和乡土民间文学对象，融合地域民歌考据与时代叙事，虚实交织，借个体命运折射一个时代的文艺生态。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原刊于《天涯》2026年第3期“散文”栏目的陈峻峰的散文《诗人前传》。
诗人前传
陈峻峰
一
诗人出生，落地就唱，哭声是歌声，开嗓就比别的孩子嘹亮，回荡在大别山里。顺着那哭声，参参差差，首先找到的是诗人的母亲河——史河，那里是源头，也是豫皖两省的界河。河之东乃皖西叶集小镇，是一方文化名镇，出过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未名社”和“未名四杰”：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和韦丛芜；还出过少年漂泊者、红色作家、革命文学奠基人蒋光慈；河之西就是豫东南蓼地小镇，叫陈淋子。万古如长夜，暂时还没有文化名人的光耀照临，单等诗人开天辟地的降生。不相信，难道就是这个山沟沟里的娃？出身即命运。诗人不服，落地就唱，及至少年，立下大志，追随“未名四杰”，做文学梦，从河之西跨过史河桥到了河之东求学。果然文脉氤氲，水土润化，得以启智和开悟，考上了皖地省会的一所大学。不得了，震惊了故乡小镇。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娃大学只上了两年半，贼大胆，写情诗，唱情歌，把同校的漂亮女同学追到手，又贼大胆和女同学如火如荼战天斗地一个暑假，让女同学怀孕，被学校除名，卷了铺盖，打回原形。村人惋惜，远远看河对岸星光璀璨，而陈淋子这边，夜更长了。
父母没有埋怨他，原本就是山沟沟里的娃，现在还是山沟沟里的娃，没多一点点，也没少一丢丢。命，该有的才有，不该有的就不会有。事儿是有些丢人，但年轻的时候谁没充过楞、犯过浑、干过傻事？诗人去了河东语文老师那，老师给了他几本书，其中有《红旗歌谣》和《农村“大跃进”歌谣选》，还有一个小笔记本，是老师早年搜集的当地大别山区的民歌。老师说是淮南民歌。解释说台静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也有大量调查和搜集，由当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的编辑帮助，整理出六百首，抄成两本，准备印制，就叫《淮南民歌集》。老师说，究竟叫什么，需要和其他民歌一起进行综合性比较研究，摸索出本地民歌的特性和规律，再命名。名顺则言顺。老师鼓励他，大致是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能武就为文；耍不了刀枪、干不动农活，就耍笔杆子。况且你过去还写作发表过诗歌呢。从老师那儿回来，开始读老师搜集的《淮南民歌》，还有那两本歌谣。激荡起来，跃跃欲试，诗句仿佛就顶在喉咙口。他按照老师的教导，开始收集民歌，从家人、村人、亲戚开始，然后去田间地头，继而深入大别山腹地山水深处。他被点燃和唤醒，活过来了。
在收集有一定量的时候，他平息下来，分类、整理、琢磨，他便发现了老师搜集的和他搜集的淮南民歌或者叫大别山民歌以五句山歌为最多，五句山歌中以情歌为最多。他回过头来，在他学过的文学史教材和老师给他的书籍中寻找古代歌谣与中国其他地方流行的新旧民歌来进行对比，发现了故乡五句山歌的不同之处。比如句数本身，古代歌谣包括《诗经》有五句的，但不构成句数的明显特征；中国西南、西北、东北、江南等地的民歌能见到的一般都是四句，或四句多段一首，或句式不等，自由体，长长短短的，如戏曲唱词。大别山民歌四句的有，不典型，还有六句的，一般都是五句，名称有好多叫法，如五句子、五句歌、五句板、五句头、喊五句、赶五句或者五句子歌；句式决定了形式，也决定了内容，差不多就固定了：一、二、三句铺垫，四句结句，五句点题。五句多段的，叫赶五句、排子歌。台静农和老师把这些统称为“淮南民歌”，没叫五句山歌，很明显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等的句式，即便五句占了绝大部分。那为什么不叫大别山民歌呢？估计其中有些民歌超出了“大别山”而在更大区域的“淮南”范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句山歌有没有可能为大别山或淮南所独有？进而为中国民歌所独有？教材及所能见的各种书籍中空白，未著一字，诗人推测，可能是被忽略了，或者是编辑视野受限，以及存在区域的边缘和封闭，缺少传播的广泛性、影响力，那么这便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一大缺憾了。进一步想，这是否为他的惊世发现？他激动了。许多年后他才知道，还是浅薄了，五句山歌的分布，是从桐柏山起始，自淮河南岸，经大别山及鄂西一直到大巴山地区，还有部分南方客家人中也唱，是当年中原人南迁时捎带的“文化产品”。然而，就五句山歌本身而言，还有除句数之外的特性，比如不同类别的五句山歌其音调亦各不相同，有曲牌，形成套式；打夯、车水、薅秧、采茶都有自己的歌，并且有独唱、领唱、合唱等等的演唱形式。大致分为号子、山歌、小调、灯歌、丧歌、儿歌等，内容有劳动歌、仪式歌、时政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儿歌和其他诸类。细分就复杂了，比如儿歌里就包含有摇篮曲、数数歌、问答歌、游戏歌、锁链歌、绕口令、颠倒歌或曰扯白歌等。最是“唯有”和“独有”，体现在情歌上，无论怎么情呀爱呀的，都字面干净，其他种类的中国传统民歌都几乎没有。包括涉及性的情歌也是。老师说，叫“素面荤底”或“荤底素面”。举几个例子：
一
天上星多不成行，
地上人多不成双；
二十岁小郎自己睡，
十八岁大姐守空房，
骂声三曹五阎王。
二
日头落了万里黄，
画眉观山姐观郎；
画眉观山要下雨，
乖姐观郎进厢房，
红菱帐子卧鸳鸯。
三
清早起来去瞧乖，
乖姐睡觉没起来；
青丝头发盘郎颈，
朱红舌头压郎腮，
口口问郎可自在。
回到我们的诗人。一时的激情发散可能带有落魄后的情绪填充和补偿，就像繁花也有蔫了的样子，山洪也有退去的时候，几个月后，他有了厌倦和疲惫，千难万难所搜集来的民歌也越来越重复，甚觉单调、乏味、低级，甚至庸俗和无聊，几乎再无一首让他眼前一亮的，哪怕一二句。没有。他有点沮丧地回到家里，蒙头大睡，又睡不着，他开始怀疑，他所搜集的，乃如获珍宝还是一堆粪土？同时想，我像疯子一样搜集这么多民歌究竟要做什么呢？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民歌真“疯”了一回，那是一场“运动”，老师给他的那两本歌谣选，就是那一时期的成果。那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还是一名中学生，他对那一场席卷全国的新民歌运动完全无觉。他在想象他赶上了那场运动，也不知会写出什么样的诗歌来。反过来说，民歌在数千年前，比如在古老的《诗经》里，叫“国风”。同等意义上，是否可以把这些新民歌理解为新国风？具体到作品上，又不像，令人惶惑。比如让他印象深刻的这几首：
一
一个谷穗不算长，
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
火车驰过不晃荡！
二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
三
脚踏黄河水倒流，
搬来泰山做枕头；
决心苦战十五年，
赶上英国不发愁。
四
公社的山羊长得壮，
上山碰到非洲象，
山羊打了个大喷嚏，
轰隆一声震天响，
大象吓得直哆嗦，
扑通跪倒直喊娘，
娘啊娘，还是公社的山羊大，
跟它比，我简直就是屎壳郎！
这些新民歌，当年的一位大诗人进行了古往今来、高瞻远瞩、极具权威的评价：“民歌的出现，及它在整个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这个诗的时代，将会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美。”就连那位坐在诗歌之巅的大诗人也赞不绝口：“今天的民歌民谣，今天的新国风，是社会主义的东风。这风吹解了任何可能有的冻结，人民的心都开出繁华，吐放芬芳。”诗人仍旧不安、困惑，他觉得他看到的和新民歌描述的完全不同，就顿生荒诞感和不真实感。再去拜望老师，老师说，你所困惑的正诠释了文学之本义——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诗人本想还要说什么，比如高于生活高到啥程度呢？真有能架桥的谷穗？比大象还大的羊？被老师阻止了，告诉他当即要做的不是问不是想不是说，而是写；不会写，就模仿——古典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民歌有李有才、王老九、习久兰、殷光兰、姜秀珍、古华；新诗有闻捷、郭小川、贺敬之、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诗人很听老师的话，回家后，就开始写。他也并非没写，他其实已经写了很多，写他失学后的伤心、苦闷、无奈、绝望，还有一日日对女友的思念。显然他写的这些诗歌都不是老师说的那些经典和诗人的诗歌，更不是伟大的人民群众写的那些诗歌。难道我写的不是“诗歌”？这可都是我所经历，是真实情感的记录和表达，只是没有那么吓人的夸张而已。他拿着那些诗稿，走投无路后又去了老师那里。老师根本就不看，说，是不是“诗歌”，你投稿啊。
修改、整理、分类、誊写，诗人开始投稿。他把诗稿装进信封，写好地址，在右上角再写上“投稿”二字，完后到镇子上的邮电所邮寄。信封的口不封，邮电所检查之后确定是“稿件”再封。柜台上有糨糊。封好后，邮电所的工作人员将信封剪去一个角——这是个标志，即此信是按“印刷品”邮寄处理，免费，不用付邮资、贴邮票。真好。稿件、“印刷品”是文化物品，邮寄不要钱，我们国家好高尚。诗人转身走出邮电所的门，昂起脸，欣欣然。不仅投稿不要钱，而且他“投稿”了，有了目标和方向，也有了期望和期待。然而等待稿件回音，一日日的，煎熬人呢。发现他为稿件煎熬，实则是为“身份”煎熬。我是谁？——回乡青年？本就是这山沟沟里的娃。大学生？被开除学籍了。知识分子？和叶集的“未名四杰”能比吗？农民？要力气的和要技术的活，都干不了，也不愿干。最后，诗人？暂且存疑。
存疑，说明它具有可能性。
一个月后，他开始陆陆续续接到退稿信，大多是铅印的公式化的，也有三封是编辑手写的，其中一封来自一个女编辑，对他的稿件谈得很详细，写了很长很长的信。退稿，他有准备，不觉意外，但他终究没想到几十份稿子无一采用，他绝望了。因为诗人也做不了，他就什么人都不是了！他不再去找他的老师，也不再写信向女友倾诉。躲在屋里，自我囚禁，像蜷缩着的将死之人，气若游丝，静等谁来抛下第一锹土，将他埋葬。
天快晌午了，堂屋的大门被打开，光亮斜射进来，然后是人的影子和迈过门槛的脚。两个人的脚，一双是父亲的，他认得，另一双像是一个女人的脚，是外地人的脚，他看到了那脚上穿着的完全不同于村子里人的鞋子。他女友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粗跟，带袢，皮革面，紫红的颜色，洋气。
三
他的判断没错。来的人是给他写信的北京《光报》女编辑。
她是专程为他而来。坐了十个多小时火车，又坐了六个多小时汽车。到蓼城时是晚上七点多，打听去诗人镇子的班车，一天一班，早晨六点十分从蓼城西关县汽车站发车，汽车站就是她下车的地方，于是决定就近找家旅社住下，商量好次日有服务员叫早。问现在这个点有没有饭店营业，服务员说，出门左拐有蓼城鸡汤挂面卖，你去看看关门没。女编辑看看手表，刚晚上八点，行李包放吧台先去找蓼城鸡汤挂面馆了。——营业着呢，女编辑有幸运之感；只有一个食客，显着入夜的清静。女编辑不知怎么“吃”，说要人们平常都要的那种。过了一会儿，面端上来，汤色清澈，漂着一层薄薄的鸡油，鲜美扑鼻，白色挂面间有几片青菜叶子，仿佛饰品，还有鸡蛋，嫩黄色。她拿着筷子不忍心搅动，凝视，审美，想象，感受，过了会才优雅地沿碗边啜了一小口汤，除了浓郁、香，舌尖还有甜味。随挑了一筷子挂面放唇边，控制着动作和声音，吸吮似的吃了几根，非常滑溜，既筋道，又绵软，可以肯定，这挂面决然不是一般的面条，包括口味。遂生感慨，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山南水北，即便你了解挂面吃过挂面，但你不一定吃过蓼城的挂面；你吃过蓼城的挂面，但你不一定吃过蓼城鸡汤挂面；你吃过蓼城鸡汤挂面，但你不一定吃过蓼城西关这一家的鸡汤挂面；你吃过蓼城西关这一家的鸡汤挂面，但你不一定吃过蓼城西关这一家的此一夜晚这个钟点的鸡汤挂面。就是这样。女编辑被自己逗笑了，那笑也表达她吃得很满足。
好食物带来好情绪，只这一碗蓼城鸡汤挂面就让她觉得这一路所有的辛劳都是值得的。事实上第二日仍旧没那么顺畅，早班汽车吱吱啦啦向东行驶，过七一大桥，开始往南拐弯的时候，熄火了，女编辑当机立断下车。车子可能修好，可能修不好，但她不会坐等。向人打听路线，她现在所处就是去诗人镇子的312国道，她决定到路边招手拦车，给钱就是了；拦不到汽车拦驴车、拦架子车、拦自行车；一辆拦不到就拦五辆、十辆、二十辆，她相信总有一个心肠软的人。这韧劲感动了蓼城，感动了上苍，降给她好运气，就有一辆蓼地拖挂货车停下了，问清楚之后，同意捎上她。更走运的是师傅拉货去六安，经过诗人的镇子，可直达目的地，不用再折腾。也有问题：驾驶室里坐了男货主，师傅说，你不嫌的话可以上来挤挤，车厢货物装满了，顶上坐人太危险。女编辑哪管许多，就上了驾驶室挤挤。那可真挤。师傅和货主一个劲地笑。车开动了，问他们笑啥，没回答，还笑。最后师傅才说，你看着是大家小姐，拦车爬车的动作比俺农村妇女都野道。女编辑也笑了，说，狗急跳墙，兔急咬人，人急了，就不拿捏了。气氛融洽起来，各自作了介绍，师傅说，我一看你就是北京的，不一般的人。女编辑说，你能看出我是不一般的人，那你也是不一般的人。师傅说，我说不过你。你搭我们车，车钱咋算？女编辑说，我付，多少？师傅说，哄你的，不要钱。你是文化人、大记者，给俺们讲故事吧？一直讲到地，算车费，回头时赶上了，我还拉你。女编辑说，你们这地方的人都这么好吗？师傅说，都这么好。货主说那可不一定。女编辑又问，你们这地方的人都这么有意思吗？师傅说，都这么有意思。货主说，也有没意思的。师傅当即怼他，你这人才没意思。转过脸对女编辑说，别理他，他是出了名的杠头，你说啥他都会说“那可不一定”，成口头禅了。女编辑说，凡事有质疑精神，挺好啊。师傅说，我们蓼地啊，有三宝：土（老母）鸡、笨（鸡）蛋、嫩头青（萝卜），蓼地人就编排自己了，说俺们这的男的都是愣（借嫩谐音）头青，女的都是土鸡，生个孩子是笨蛋。说完，自己先乐起来。女编辑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方言笑话，但她断定在地方语言情境中一定有意思。因为这时那个杠头也笑了。可以肯定他不止一次听过这个笑话。女编辑就问，蓼地的土老母鸡是不是很有名啊？杠头接过话，显得有些诧异说，你不知道蓼地鸡？你个大记者，不知道蓼地鸡？它还有个名字叫“九斤黄”。九斤没得，五六斤是有的。母鸡下的蛋也大。俺们这人说“五一鸡”“八一蛋”，就是五斤一只鸡，八个一斤蛋。吃肉吃老公鸡，喝汤喝老母鸡汤；老母鸡肉没啥吃头，就是喝汤，不仅香，而且甜丝丝的，大补。在俺们这，你一定要吃一回老母鸡汤下挂面。女编辑听得神奇、忘情，嘴里咕哝了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杠头急切地问：“你刚说啥？你刚说啥？你再说下。”师傅在一旁叫起来，说，这不对啊，反了，说好是你给我们讲故事，抵车费的，成了我们俩给你讲故事了。女编辑说，我们记者的职业，就是听人家讲故事，讲人家的故事。杠头说，你不会回北京把我们俩也写进你文章里吧？女编辑说，那可不一定。
女编辑把这一路的经历和感受仔仔细细说给了诗人听，告诉他，这些不是要讲述我来的旅程和遭遇，而是想和你说，这才是生活，现实的、火热的、习以为常的，甚或被忽略的，这就是你创作的源泉。你就生活在生活中，生活在师傅、杠头、乡亲、家人、歌手、广大劳动人民中，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你写的那些爱情诗，是诗，真挚感人。你写了你的哭泣、感怀，写了你的思念和旷世的忧伤。作为自己记录、抒情、发泄、自我欣赏可以，但它不是我们所说的可以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你的感受力、表达、诗艺没的说，不缺才华；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为自己的文艺还是为人民的文艺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小我”和“大我”的问题。这是根本性的原则问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很多作家、诗人的问题，是关涉祖国文艺大方向的问题。女编辑说的，诗人还理解不了。女编辑说，不急，我专门来见你，就是打算和你一起待上一段时间，同吃同住同劳动，带你体验和观察生活，发现感人的细节、美的瞬间，挖掘人民、大我、时代、生活的主题，彻底解决创作方向和方法。诗人听傻了，内心被注入了力量。父亲在一旁虽然听得不完全懂，显然也受到了感染，泪水盈满眼眶，他觉得他的娃遇上了贵人，有救了。
女编辑在家住下来，那原是诗人住的西头厢房，诗人给腾出来，换了新稻草和床单，诗人在厨房一头的工具间撑了一张“床”，将就着。女编辑自己都没想到，接下来这一住就住了一个月，她坚信诗人是可造之才，是未来的文艺新星。她要手把手帮助他解决生活和创作、大我和小我的问题，从最基础的古典加民歌入手。她带着诗人或说是诗人带着她，跋山涉水，穿越边镇村落以及荒野林区，认识和发现自然之美；深入到岩顶崖下、山湾冲畈、庄户人家，和各种各样的人攀谈，听他们讲故事，唱民歌、小调、小戏、谣曲儿，唱热和了还用嘴敲起了锣鼓点子，扭摆起来，那个妖、媚、浪。女编辑也跟着扭，拉了诗人扭。听不懂的方言有诗人帮着翻译，然后一字不落地记录下不同唱词、曲调和乐谱。实在找不到的字，就加注音和释义。回来后，她又教他怎样归纳、分类、整理，融入自己的创作，并尝试将其与古典诗歌结合起来，找到时代的主题，找到大我。她还要求他所有大别山民歌都会唱，原汁原味，不要走样；同时和他讲象征、隐喻、拟人、借代、韵律、铺垫、升华、通感，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女编辑没有看错，诗人天分极高，很快就领会并掌握了“正确的创作方向和方法”，创作出一批民歌体和民歌变体的新诗，并在女编辑的帮助下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常常一两个字能折腾两个人好半天，突然改好了，仿佛最后奋力一锹，清泉自涌！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诗人创作的那首：“打起鼓来敲起锣，车轮一转绊俺脚，唱歌车水都不会，齐向贫下中农学，又学劳动又学歌。”字面没问题，还是少了一锹。如“绊”字可改成“打”字，会有疼痛感，才深刻；最后一句：“又学劳动又学歌”，可改为“先学劳动后学歌”。这是点题句、升华句，你体会一下，改后意义就大不同了。先学劳动后学歌，涉及的是认识问题，也是态度问题，作为一个青年学生、青年诗人，学习劳动是首要的，劳动学不好，歌也学不好，更是唱不好。
就这样，诗人收获满满，女编辑也收获满满，诗人发现她不仅跟着自己收集民歌，还随时记录下所经山水所到村庄的名字，以及地理方位、环境、气候、形状，也记下遇见的山民的名字、年龄、面相、谈话。女编辑一方面给他指导，包括采访记录行为的示范和影响，帮助他打磨修改诗稿，认识生活与写作的意义；一方面也诚恳地向他请教，与他切磋和交流。诗人有时说出来的什么以为平常，却让女编辑喜出望外，让他慢慢发现了生活表层下面的蕴藏与奇妙，生发出事物与文学深度的意义。诗人每天内心都被激情胀满，有好多东西滋滋生长，在喉咙，在指尖，要唱出来，写下来，而女编辑也创作了一批诗歌和散文。她很满意。除了生活、采风、写作的收获，她觉得她的任务完成了，和诗人说要回去了。算了下，竟是来了一个月搭八天。当天晚上，女编辑把诗人新创作的诗歌挑了几十首带上。第二天诗人送女编辑从史河码头坐船到蓼城，再乘汽车、火车回京。
好多天后，在糖罐下面，发现了十二块五毛钱。
四
后来女编辑来信说，那天她乘船到蓼城，在东关大码头下船后，没有直接返回，而是搭了一艘拉货的船，朝着淮河下游去了。一路上听船家讲水上传奇、唱淮河船歌，二十天后才回到北京。回京后，女编辑开始运作，很快，诗人的诗在好几家报纸上发表出来，有的还登载了作者简介，加了编者按；几个月后，有几家刊物也发表了出来。这事就闹大了，惊动了当地的宣传部门，也惊动了上级的宣传部门，很快派人到了蓼城，一群人进了大别山，看望诗人，了解了诗人的有关情况，也了解了《光报》编辑下乡的有关情况，就诗人作为青年人才的安排培养问题，进行了一次小的讨论。讨论得很热烈。认为诗人在遭受挫折之后，没有气馁，重拾信心，站了起来，初现才华，崭露头角，蓼国大地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一簇诗歌花树向阳成长。这是一个有多重意义的“典型”，应该直接安排到有关部门，提供一个优越的写作环境，既保证其创作时间和生活稳定，保护了人才，也能让其人尽其才，创作出无愧于家乡无愧于伟大祖国的作品。这看似对一个人的安排和照顾，却是对所有有志青年的巨大鼓舞和激励；滴水见阳光，寸草三春晖，不限于文化领域、文学创作、几首发表的诗，也不限于狭隘的诗人身份，而是将其树立为时代先锋、自励榜样、青年标杆！有人说，不妥，作为泥土上的歌者，来自民间，歌唱生活，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人民群众，没有了泥土，创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快就枯竭了。设想，一旦他失去农民诗人的身份，当干部或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他还是标杆吗？两种意见针锋相对，都有道理，一时无决。这样一来，诗人看似解决了创作问题，生活困境仍不能得到解决。明摆着，你是诗人，但你本质是队里的社员，你不劳动，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还有棉花、油料、肉，换言之，你就没得“吃穿”，还是不能活。最后的结果还要说吗？即便有女编辑帮助，找到了正确的创作方向和方法，作品得以发表，但你能坚持多久？所知的所不知的人才、天才、英才、奇才，自生自灭的多了。这山里一代代会唱民歌的多了，有的还被推为山歌王呢？都是天生的，没人教，那山歌多得哟，一肚子两肋巴骨，春上唱、秋上唱，闲时唱、忙也唱，坐着唱、站着唱、立着唱、走着唱，上到山顶顶上唱、下到地沟沟里唱，人多时唱、孤零零一个人也唱，高兴了唱、不高兴也唱，就是没谁把它当营生、当饭吃。诗人能成为一个特例吗？不能。
那天挨黑，大队会计见了诗人，和他说有他的信，还有汇款单，两张哩！诗人第二天就跑大队部去拿。信是他投稿被采用的回复。这是女编辑之后他自己投稿的第一个被采用的回复。喜出望外。这是不是个证明？随后又怀疑了：究竟是自己诗歌达到了发表水平，还是因为受到女编辑或者《光报》的影响？不管它了。令他兴奋的是那两张汇款单，是他的稿费，一张是两块六角，一张是八块，合计十块零六角。诗人不是兴奋，而是激动，他离开大队部后，浑身颤抖，到家后悄无声息地钻进西厢房，拿了一本书，从中间打开，把汇款单夹进去，掩盖着，装作看书，以防人看见，然后认真辨认那两张汇款单和那上面的钱数，仿佛生怕是自己看错了，反复核对和确认。他没和任何人说。挨到下午，四顾无人，揣着汇款单，悄无声息地去了镇子的邮电所，工作人员告诉他要大队开证明才能取，还要带自己的私章。找了大队会计，开了取款证明，私章咋办呢？上街刻要钱。他身上有张两角的，折成三角形，一直没花。那是一个象征，赋予意义，不能花。花了，意义就没有了。突然想起他中学的同学，爱写写画画，会刻章，且牛得很，不需要贴纸，也不需要描字，拿过来章料，端详一下，目光扫描，下刀就直接刻。飞沫溅花，目不暇接，感受刻刀的锋利以及腕力延及刀子与意念的力度，起承转合，游刃有余；方寸之间，亦乃大千世界，前古人，后来者，身临决绝之境，无选择，无反悔，最后摁了印泥，宣纸上试，红白分明，一掠的惊艳，仿佛印证、自证，仿佛人生完美，气象自成。诗人找到了他同学，同学说他早都不干了。写字画画刻章在俺们这不能当营生、当饭吃，也被人看不起。最后说，工具有，章料也有，老同学求到门上，我给你刻一个。突然问：“你刻章干什么？”“取钱。”“什么钱？”“稿费。”“你发表作品了？单子我看看……乖乖，这么多！这我可得收费。”“取了给你。”“逗你的。但你得把发表你作品的报纸带来，我见识见识。”然后问：“报纸上印的真是你的名字？”
从同学家出来，诗人就去邮电所取钱，诗人个子矮，邮电所的职工站起身来看了又看，问了他好多话，不相信，兑付之后，还站在那，崇敬兼及疑惑地一直望着诗人走出大门。诗人满足极了，他看到了邮电所职工对他的惊讶和羡慕，重要的那两张汇款单果然变成了钱，攥在他的手里，一卷，一张五元的，两张两元的，一张一元的；还有六角零钱，分别是一张两角的，四张一角的。这是他要求换的，一角的大概是他消费或者说花钱的衡量，那一张两角的，他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他想和他身上的那一张做一下比较。在快到家的一处田坎，看看四处无人，他就坐在那里，背靠着茅草埂，很舒坦的样子，仿佛传言中的地主老财威赫地坐在太师椅上。他开始在身上摸索，找到了他的那两角钱，拆开，撑平，和新取的两角钱重叠、比较，边角大小宽窄，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这一比较，发现他身上的那两角钱，磨损严重，尤其折叠的地方，起毛，成了一道白痕，钱的正反两面显出好几个三角形。他不知道这两角钱还能不能花出去。这是一个疏忽。花不出去就花不出去吧，不就两角钱嘛，他现在身上的钱如果都换成两角的——哈哈，有五十三张！我的天，五十三张！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又下意识地感受了一下他口袋里的钱，想象五十三张钱的体量和实在。他从没有一次攥过这么多钱的感受。过去学校的生活费、家里给的车费，都是要花的。那不是“钱”。真正的钱，是可以花，也可以不花。就像现在他手上攥着的，让人心生骄傲，有了底气，目光蔑视，灵魂战栗。而这才只是一个开始，且来得突然，他还有稿费没到呢，还会有多少？是否能交足他家的缺粮款？如果够的话，他是否就可以脱产走专业写作的路，实现他的文学梦想，并接踵而来给他带来无尽的赞誉、声望、虚荣，以及劳动所实现的居住、家庭、温饱所需交换的“价码”和“本钱”。农民种地，作家种字，都是职业。农民不能改变成为作家吗？作家也不能改变成为农民吗？农民世世代代，作家也是世世代代吗？那么多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不就成为作家了吗？像吴运铎、胡万春、高玉宝、李瑛、王老九、浩然。当然他们在成为作家后原有的身份没变，仍旧做工、种地，在岗位上。他咋办？女编辑说先学劳动后学歌。劳动学不好，歌也学不好。她说的劳动就是长天白日没完没了的土地上的劳动吗？她劳动过吗？作为脑力劳动的写作不是劳动吗？只有体力劳动才算是劳动吗？遗憾的是女编辑只谈劳动没谈劳动价值。比如在劳动价值的实现上，能不能让乡下人成为城里人，成为吃商品粮的人，成为风不着雨不着日头晒不着，像女编辑那样坐在办公室里细皮嫩肉的人。
过了几天，又来了两张汇款单，他有些激动，去大队部取，问了大队会计一些情况。诗人所在的队，粮食分配大的面是“人六劳四”，即人头占六成，每个人都有；余四成，需通过劳动获得；劳动以工分算，年度核算后，工分缺了，拿钱买。一千个工分大约是二三十块钱，二三十块钱能买一百多斤米。诗人算了算，他要是每年能挣五六十块钱，就可以不劳动也能养活自己了。
没有钱的时候，心无尘埃、无杂念，啥想法都没有。即便有想法，不过一闪，“擦根火柴就燃烧”（诗人诗句），瞬间的，然后就灭了。有钱了，人就复杂了，擦根火柴，点燃起欲望的野火，蔓延，灼热，要烧到自己了。他记得在学校时看过马克思对金钱的定义，当然伟大的马克思说的不是金钱，而是货币。他记住了货币或者说钱的基本属性和功能：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价值，具体到稿费，它是诗歌还是诗人的价值衡量和体现？换言之，一张稿费单里，其中诗歌值多少钱？诗人又值多少钱？诗歌和诗人的价值就只是按标准开出的稿费单的数额尺度吗？交换，除了直接用来交换工分、口粮、副食品、笔墨纸砚、刻私章，还能交换什么呢？包含审美吗？包含带给人民的巨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吗？也包含诗人的天分、自傲、名声和荣耀吗？
诸多设问，千条万条，可以确定的是，他需要写诗，因为他需要稿费，需要钱，写很多很多的诗，挣很多很多的钱，不断积累，量变带动质变，完成价值实现；有资本和价码来做交换，这是前提，也是真理，物质决定精神，说不准，就是新人生，从山沟沟里一飞冲天，在云端里了。
诗人感觉，像是眼见着的事。
五
他感觉是对的。
诗人的诗歌写作进步惊人，看来他是深刻领悟并掌握了女编辑教给他的创作方向和技巧，正确处理了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飞升，发表的也越来越多，名声就大了。一些报刊开始向他约稿，甚至来人对他进行采访。然而山沟沟里的日子是无觉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千年不变，除了诗人已非常人的匪夷所思、想入非非，偶尔弄出些动静，余则老一套。你也不能说慢，但你也不能说快，就像山里山外，山这边和山那边，远方的人和庄户人，你是你的日子，人家是人家的日子。从女编辑来到现在，估摸着有一年或者两年了吧，山还是山，树还是树，树梢顶上的那块云彩还在那，没动，没偏移一点点。屋山头传来山老鸹的叫声，还是去年的那几只，老调重弹。今早出来的日头还是昨晚黑进到山后头的那个，没变大，也没变小，没变亮，也没变暗。时间在山沟沟里不仅无觉，也无形态和印记。生、死，包括萌发和腐朽、新建和颓圮、初诞和消亡，以及偶发的欣喜和哀伤，都在时间的暗角里，看不见。一年、两年，也是千年万年，有什么不同呢？诗人无法知道世界带给他的影响和他带给世界的影响，他只知道他的诗歌在山外边那些人无法去到的地方发表，不断有稿费单从山外边那些人无法去到的地方汇来。汇款单、大队证明信，口袋里装着的私章，以及取钱、数钱、攒钱、藏钱，这确实是真实发生了的，是有觉的。尤其是他到了邮电所，取到了新钱，意外的欣喜，让他每次都会放在耳边抖抖。新钱的纸张质地好，哗哗响，脆响。有时他还把脸贴在钱上，就像贴在一只手掌上，感受依存和抚爱。每一张钱他都给展平，一沓沓存放，从不卷起，仿佛折叠和卷起会隐藏面值，只有展开摊平，面值才会显现，并获得钱在视觉上的满足和愉悦。大约由此，每一张钱他都舍不得花。他看着那些钱，就像母鸡看着自己下的蛋。母鸡看着自己下的蛋，还想作为母亲孵化自己的小鸡。他看着自己的钱，不知要干什么。钱在他这已失去作为货币的价值属性和功能，只有观赏价值。钱本来就是一张纸，花了才是钱，不花就是纸，当然是有价值的纸，但不用于交换它还是纸。也许他在等，等着在某种额度上或价值上且被他视为“有资本”或有一定“价码”了，再来花，即交换，通过交换，比如给家里交缺粮款，让父亲不再逼着自己干活；通过“交换”，比如走下“关系”，给他安排一个好活——教师、会计、文书、宣传员、记分员——这些，他一定会比一般人干得好。想到此，疑惑了，他一个大学三年级的肄业生，乡村稀缺的有知识文化的人，也是“有资本的”“有价码的”，不知为何换不来一个不干活的活？
青蘋之末，微澜之间，好运来，也许不要换，他感觉到了。仿佛竹外桃花，抑或山雨欲来，反正他感觉到了，仅仅是感觉到了，他完全不知道有关方面已在商讨把他作为人才和典型准备，对他作出安排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换，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换言之，他“有价码”，也“有资本”。当然不是他那点钱，或者“学历”。一失足成千古恨，恨就恨在他犯的是“作风”的错，涉及一个人的道德。道德即品行。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德为先。因此过去没安排，道德是个坎，现在被重视，是他“农民诗人”的“身份”价码和“时代”价值。其实上次市县两级就诗人的安排进行磋商，已表现出高度重视了，虽无果，分析还是对他所犯错误性质的忌惮。当然那时他还“没资本”，即他尚未达到一定的成就和影响力。没想到的是，之后只这一两年，诗人迅速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出名的人物了，有人已经把他与王老九、习久兰并称为“三大新民歌手”。日益高涨的名声淹没了他糟糕的过去和错误，青春年少的那点冲动和犯浑较之太阳般升起的一位农民歌手算得了什么。我们需要他，时代需要他，需要他的歌声。春江水暖，山雨欲来，诗人轰轰烈烈的人生，正在打开宏阔、崭新一页。他的新诗被发表、转载、传抄和朗诵，他的新民歌到处传唱，他遭受挫折自强不息的事迹名扬天下，他开始不断被省市县有关方面邀请，参加采风、研讨、会议，有的还请他做专场报告，给业余作者谈人生、谈理想、谈生活、谈创作。一时间，他的照片、消息、评论和诗歌作品，几乎占据了所有报纸和广播，北京的一家权威报纸，整版报道了他人生和创作的经历。就是这次报道，把他提升为天下三大新民歌手之一，完成了对他的价值定位。没过多久，诗人和那两个著名的“天下新民歌手”有了历史性会合，他们一起被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受到诸多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会议结束时，合影照片发给每一位代表，诗人打开看，好长好长的一张，黑白照，不知那是什么高级相机照的。那么多的人，却分明、清晰，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光芒和笑容。他一眼就找到了自己，也一眼认出前排的那些高山仰止的领导人，还有那些名字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大诗人。会议结束，诗人带着一身青春的洋溢和荣光回来，跑去找他刻章的同学，让他做个相框把照片保存起来。同学把照片轻轻打开，两眼放光，手有点抖，他也能认出其中的好几位领导人来。那些大作家有的他认识，有的他不认识，诗人就一个个给他介绍、指认。当他指认到茅盾的时候，同学说别慌、别慌，就把身子放低，脸就要挨着照片了。兴奋地指着照片上方那一行很文气的行书“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代表合影留念，公元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北京”，问诗人说知道这字是谁写的不？诗人摇摇头。同学说你再认认、再想想，有好几家刊物都是他题写的刊名，多好辨识啊，秀气、飘逸、俊雅，典型文人字。问谁啊？谁？这都看不出来？就是茅盾啊！说到这，他们又把目光投射到照片上，全是崇敬。
山沟沟里的日子以及藏在它暗角悄然发生着变化的事物，是无觉的，现在看是因为那些悄然发生着变化的事物还不大，大了或者说足够大了，就藏不住了，地壳运动式地显现出。山摇地动，山崩地裂，日新月异，摧枯拉朽。那些如常麻木的无声无息如故作息的人，会突然抬起头来，有了生动和惊恐的表情，眼睛里有了日光、月光，欢笑、喜庆，风暴和花朵。许多年之后，人们说到诗人，说到当年，山沟沟里发生着变化的大事物，接二连三，猝不及防，不相信，就跟神话一样。比如起始北京女编辑专程奔着大别山为着山沟沟里的一位无名小作者而来；之后，就是在选拔诗人参加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前，北京宣传部门的一位大领导驾临蓼地，在省市县领导陪同下，到大别山腹地亲自看望和考察诗人。还忘说了，诗人参加全国青创会，全市就他一个。走前县里组织有欢送仪式，回来时组织有迎接仪式，县委书记亲自接见。人们看到了北京的报纸上关于青创会的报道，其中的一家权威报纸用了一个整版发表天下三大新民歌手每人一篇文章。其中诗人的文章题目是《我唱山歌您定音，一路唱到北京城》。这是诗人新民歌创作以来的经典之作、巅峰之作，人所共知。有两个版本，版本一是：
百鸟爱的是山林，
万物爱的是阳春；
龙爱深潭鱼爱海，
俺就爱唱家乡音，
我唱山歌您定音。
版本二是：
爹亲娘亲没您亲，
您的恩情似海深；
教我成人教我唱，
我唱山歌您定音。
一辈不忘您的恩。
两个版本中的“您”用得好，用得妙，从大我和小我的创作原则上理解，这个“您”，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或者组织。比如说它指代的可能就是“人民”或者“党”，不过用了“您”，表达内心满腔的尊崇、爱戴、恳切和亲近。照此理解，毋庸置疑，歌中的“我”也不是单指诗人，而是所有的诗人、民歌手、文艺工作者。两个版本，思想性不用说，艺术性各有所长，前一个含蓄些，有点拿腔拿调；后一个直接些，显得真实自然，就像是诗人身在深山，眼含热泪，向“您”唱出他的心声。诗歌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很多人都会背诵，韵律优美，朗朗上口。有记者、评论家认为，诗人凭这一首新民歌，就奠定了他作为中国三大新民歌手之一的不可撼动的地位，并无可置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何等的高度。于是诗人就像人们期望以及他预感的一样，从北京回来不久，就被“组织”上安排了“工作”：去大别山脚下的一个煤矿上班，在矿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名正言顺地写稿子、写诗歌。诗人欢喜，他由此告别和脱离了土地，改变了身份。他“有资本”改变身份。有关方面认为，诗人的“身份”并没有改变，脱离了土地，只是换了一个岗位，仍然生活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你不能说在泥巴田里是劳动，在煤矿或者在煤矿办公室就不是劳动；挖土挑粪是劳动，写字画画就不是劳动；对诗人的安排，完全符合上级对文艺创作积极分子“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要求，并通过生活创作环境的改善，树立榜样和标兵，也表明组织上的一个态度，鼓励更多的青年发挥聪明才智，投身时代，创作、奋斗、成长和进步。
之后不久，他大学的那个女朋友完成学业，承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毅然决然，直奔大别山而来，和诗人结婚成家，书写了一个特别时代的有点传奇、悲壮的爱情神话。而就在那一年的初夏，起风了。
作者简介
陈峻峰，作家，现居河南信阳。主要著作有《三炷香》《个人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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