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 Anna Louie Sussman
本文由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和the New York Times联合发布
罗利・里韦拉和丈夫花了五年时间规划生育大计：二人自 2023 年起定居洛杉矶，原本计划在 2025 年搬回里韦拉的家乡明尼阿波利斯。在这座城市，他们才有能力买房、组建家庭。“我们这辈子一直都特别喜欢孩子。” 她说。
两人原本打算在里韦拉去年年满 30 岁时开始备孕。可就在这一年，原本安稳的生活开始崩塌。先是帕利塞兹与伊顿地区的山火重创了这座他们栖身的城市；哈里斯（贺锦丽）竞选时主推的首次购房者税收抵免政策也宣告落空。到了夏季，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飘至美加边境，连身在明尼苏达州的里韦拉父母也深受影响。她的丈夫是美国公民，但身为墨西哥裔美国人，她始终担心种族定性政策会让丈夫成为针对目标。里韦拉拥有公共卫生专业硕士学位，她还顾虑，未来孩子入学后，身边会有未接种疫苗的同学。去年 8 月我们交谈时，她说道：“我们一直努力经营生活，确保财务、健康等各方面都安排妥当，可现在所有计划都被迫搁置，因为眼前的一切充满变数，未来根本无从预判。”
里韦拉夫妇拥有稳定工作，婚姻和睦，在人口学家看来，这类人群本应顺理成章地开启为人父母的人生阶段。人口趋势研究显示，经济上行阶段，出生率往往会随之回升。近年还有研究提出，性别分工与生育率存在关联：家庭与社会层面性别平等程度极高的地区，出生率往往更高，性别平等程度极低的地区亦是如此。
但过去20年间，全球绝大多数地区的出生率都在持续走低。即便是经济增长向好、职场女性的伴侣主动分担更多家务的地方，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里韦拉一家的遭遇，或许能解释背后的缘由。
全民生育意愿低迷的现象，在北欧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国家经济稳定、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育儿政策健全，且性别关系相对平等，在 21 世纪初还维持着较高的生育率。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即大衰退）过后，挪威、丹麦、瑞典、芬兰的生育率接连下滑。即便这些国家在 2010 年代逐步实现经济复苏，生育率依旧不见起色。各国的育儿政策基本未有变动，男性分担家务的情况也一如往常。
美国同样陷入生育率下行通道。截至去年，即便移民数量一直处于高位，自 2007 年以来，美国新生儿数量仍减少了约 23%。东亚各国政府接连投入巨额资金提振生育，出生率却依旧走低。就连长期推行鼓励生育政策的法国，也未能幸免。
生育率下滑，绝不仅仅是大众常说的 “养不起孩子” 那么简单。政府的育儿补贴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无论是福利微薄的国家，还是以优厚育儿福利闻名的国家，民众生育数量都在减少。而且这一趋势同时出现在收入拮据的群体，以及像里韦拉夫妇这样拥有高学历、稳定薪水的人群当中。
如今研究人员发现，抛开迥异的文化背景、政策环境和人口结构，当下年轻人普遍被一种无力的焦虑裹挟：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他们不敢做出养育子女这样需要终身投入的选择。这也被称作人口衰退的情绪理论。
未来本就从无绝对的安稳，但如今人们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空前强烈的时代。在美国，在职周期不断缩短，收入波动愈发明显；原本持续攀升的人均预期寿命，如今在低学历群体中开始下降。人工智能、移民、全球贸易这些支撑美国经济运转的要素，都呈现出令人不安的不稳定性。“颠覆” 一词原本仅指混乱与变故，如今却成了美国一大强势经济领域的常态逻辑。预测市场的兴起，让整个世界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型赌场。气候问题不断恶化，住房、托育等养育孩子的各项成本也水涨船高。
联合国对生育率的预测
过去半个世纪，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阶层流动空间大幅收窄。如今正值生育年龄的两代人，都在全球性灾难中长大，身心与经济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千禧一代步入职场时恰逢大衰退，不少人亲眼目睹父母失业、失去住所；Z 世代的生活被新冠疫情彻底打乱，如今他们不仅要和人工智能竞争入门岗位，就连寻觅伴侣也面临同类竞争。而执掌美国的现任领导人，似乎一心在国内外制造混乱。
生育率走低还会形成恶性循环：如果每一代人的规模都小于上一代，社会该如何正常运转？作家阿斯特拉・泰勒（X 世代）将当下称作 “不安时代”，Z 世代作家凯拉・斯坎伦则认为 “稳步向前的发展模式已然终结”。Z 世代对未来的迷茫，无法用常规数据衡量，也难以录入表格分析，但这或许正是全球生育率断崖式下跌的关键未知因素。
佛罗伦萨大学人口学家达尼埃莱・维尼奥利（Daniele Vignoli）回忆道，2008 年意大利生育率达到每名女性生育近 1.5 个孩子时，他一度持乐观态度。这一数值虽远低于维持人口自然更替所需的 2.1（不计移民），却是意大利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我们都在庆祝，意大利的人口与生育迎来了新的春天。”
可大衰退来袭后，不仅意大利生育率再度下滑，如今已不足 1.2，整个欧洲的生育率都同步走低。无论各国受危机冲击程度深浅、经济复苏快慢，生育率下滑的趋势都高度一致，现有人口学理论均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维尼奥利意识到，就业状况、房地产市场等结构性因素固然重要，却无法完整解读人们对未来的规划。
养育子女本就是一件着眼长远的事。在他看来，全球经济动荡加剧、技术变革日新月异，让年轻人连对未来做出最基本的规划都信心不足。他与团队开展的研究发现，一个人是否拥有长期稳定工作，会影响其生育决定；而个人对未来的预期 —— 倘若失去现有工作，能否找到薪资相当的新岗位 —— 影响力同样巨大。这种心态，既源于现实处境，也和个人性格相关，也就是他所说的 “应对意外变故的抗压能力”。
想要解读当下的人口变化，就不能只参考就业、婚姻、学历这些学界口中 “过往留下的印记”，还必须关注人们心中 “对未来的隐忧”。
这一视角，也能解释一些传统人口规律的转变。以往在美国，低学历女性的生育数量普遍高于高学历女性，这一现象在避孕药普及、婚姻不再成为硬性选择的前后阶段都一直存在。研究人员曾分析，即便生活困顿，生育也能让低收入年轻女性获得明确且受认可的社会身份、清晰的责任与人生方向，从而减少内心的不安。
人口学家莱曼・斯通（Lyman Stone）的分析显示，大衰退过后，各个学历层次的女性生育率均有下降。2007 至 2016 年间，美国无大学学历女性的新生儿数量，比预期值减少 12%，仅此群体就 “少出生” 约 310 万名婴儿；而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生育率仅下降 7%。非裔、西班牙裔、印第安裔女性的生育降幅最为明显，这些群体的平均收入普遍低于白人女性。
任何重大社会变革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将孩子带到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所产生的焦虑，正不断压过为人母的吸引力。
历史上人类也曾历经动荡，为何如今情况格外不同？有观点认为，当下是一个多重危机并存的时代（" bdsfid="442">Edgar Morin）与安妮・布里吉特・科恩（Anne Brigitte Kern）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用以形容多重危机交织叠加的状态。而在各类危机中，大衰退对民众生育意愿的影响尤为深远。
博洛尼亚大学人口学教授基亚拉・卢多维卡・科莫利（Chiara Ludovica Comolli）表示：“这场危机彻底改变了世界，加剧了社会不公，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彻底改变。” 她长期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如何向社会层面传导：社会信任瓦解、极右翼政党借机崛起，而这些变化又进一步拖累生育率。
在瑞典，右翼民粹政党瑞典民主党以守护家庭、提高儿童津贴为宣传口号，但科莫利发现，该政党支持率走高的城镇，生育率反而持续下降。高学历女性最反感身边民众支持极右翼势力，这一群体放弃生育的倾向也尤为显著。
大衰退影响深远的另一原因，是它爆发于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即便本身未遭受经济损失，人们也被无处不在的负面消息裹挟，终日被恐慌情绪笼罩。自然灾害、政治动荡、战争亦是如此，全球化背景下，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奥斯陆大学社会学教授特吕德・拉佩戈德（Trude Lappegård）说：“人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自身的不安，周遭所有的负面状况都会扑面而来。我们很难分清，哪些问题真正关乎自己，哪些只是潜在风险，又有哪些只是他人的困境。”
拉佩戈德的研究生阿克塞尔・彼得・克里斯滕森今年 33 岁，已有伴侣和稳定工作，还在奥斯陆购置了一套小户型公寓，但至今没有生育。他对比了自己与父母两代人的人生轨迹：他的父母三十出头就养育了三个孩子，当时母亲在读护理专业，父亲是木匠，一家人租房度日，收入并不宽裕。
“放在现在来看，他们的生活并不安稳，但在那个年代，他们理所当然地觉得，组建家庭、养育孩子是必经之路。” 克里斯滕森说。父母当时也计划继续深造、买房，但孩子从未被视作实现这些目标的阻碍，“他们没有推迟生育，而是一边生活一边养育子女”。
他常和母亲聊起两代人的观念差异：“我最大的感受是，如今我们总想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再考虑生子。” 在不确定性的笼罩下，晚婚晚育早已不只是 “生活重心改变” 那么简单，更是人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竭力为自己搭建安稳根基的无奈之举。
“理想收入、稳定工作、良好教育、自有住房…… 如今这些都成了人生的必经节点。” 克里斯滕森说道，“在经济不安感愈发强烈的当下，这些目标的分量是不是变得更重了？可讽刺的是，想要实现这些目标，却变得越来越难。” 如今美国首次购房者的中位年龄已经达到 40 岁。“面对现状，人们要么选择推迟生育，要么干脆放弃生子。”
认同 “不确定性理论” 的学者也坦言，全球生育率走低还存在诸多其他诱因：结婚人数大幅减少；社会疏离加剧，再加上所谓的 “亲密行为减少潮”，自然难以催生婴儿潮；就业环境同样不容乐观。
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 bdsfid="507">greedy jobs），工作强度早已超出朝九晚五的范畴；低技能劳动者则要面对不固定的排班，薪资涨幅勉强追得上物价。而如今社会普遍要求父母在子女培养上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这样的就业现状显然与之相悖。此外，科普宣传与长效避孕药的普及，大幅降低了青少年怀孕率，这也是美国整体生育率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追根溯源，这些问题本质上也都属于不确定性的范畴。科莫利博士也和伴侣约定，等工作彻底稳定后再考虑生育。她时常思索，自己对年龄、生育健康的担忧，和其他人对房贷、物价的焦虑，究竟是两类截然不同的不安，还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无论这种不安源于心理层面还是社会结构，当下最关键的，是理清各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多数受访学者一样，科莫利认为，学界需要明确 “不确定性” 的定义，并完善对应的衡量方式。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直接询问民众对未来的看法。目前，20多个国家每三年都会开展一项世代与性别调查，每个国家选取1万名受访者，新增的问卷题目专门了解人们对气候变化、高失业率、军事冲突等未来风险的担忧程度。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施耐德（Daniel Schneider）认为，“不确定性影响生育” 这一观点，处在 “家庭观念之争” 两大阵营的中间地带。他打趣道，保守派推崇传统家庭模式，倡导女性居家养育多名子女；自由派则认为传统核心家庭已然消亡，人们终将独自生活。
“研究表明，人们其实依然渴望组建家庭，但当下的世界动荡不安，同时社会对为人父母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施耐德说道。
事实反复证明，单纯依靠减税这类零散的鼓励生育政策，根本无法扭转颓势。俄亥俄州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萨拉・海福德（Sarah Hayford）表示：“想要真正改变现状，决策者必须推行系统性举措，打造更适宜生养子女、更能让民众收获幸福、安稳与健康的社会环境。民生保障缺位，生育鼓励便无从谈起，这需要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革。”
重金激励或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韩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名女性终身生育仅 0.8 个孩子。2024 年，韩国富荣集团（Booyoung Group）因一项政策引发热议：公司为每一位新生儿员工发放 1 亿韩元奖金（约合 6.8 万美元，相当于韩国人均年收入的两倍）。去年，该公司新生儿数量较政策实施前的平均水平增加约 60%。这笔奖金之外，员工还能享受医疗费用补贴与子女大学学费补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员工，可在高额奖金与终身住房保障中二选一。
一名员工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笔奖金打消了我生二胎最大的经济顾虑。” 经测算，倘若把这家企业视作一个独立经济体，其生育率是韩国全国平均水平的 3.6 倍。
在美国，若是奖励人均年收入的两倍就约是15.3 万美元。想要扭转民众的生育意愿，是否需要如此力度的补贴？如今美国大部分家庭相关政策都只是杯水车薪。传统基金会提议，为居家育儿的已婚父母发放每名儿童 2000 美元的 “居家育儿税收抵免”，不过这笔钱甚至不足普通美国家庭一个月的日常开销。这样的小额补贴，根本无法消解当下年轻人心中普遍的不安。
不过，有一种低成本的方式被证实能够提升生育意愿，那就是宗教信仰 —— 宗教或许是人类最早用来消解未知恐惧的精神寄托。
长久以来，宗教群体往往子女更多。阿米什人、摩门教徒、极端正统犹太教徒、哈特派信徒等群体，生育率一直高于平均水平。美国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家凯瑟琳・帕卡卢克（Catherine Pakaluk）在 2024 年出版的《汉娜的孩子们》一书中，与合著者采访了 55 名生育五个及以上孩子的美国女性，她们无一例外都拥有宗教信仰。
宗教能从精神层面给予人们多重慰藉：它宣扬人是世间秩序的一部分，生育是一种美德，神明会庇佑众生。在现实层面，宗教社群也会互帮互助，为家庭生活提供支持。
如今，东正教、天主教等教派的皈依者有所增加，但整体来看，越来越多美国人表示自己无宗教信仰，女性脱离宗教群体的现象尤为突出。传统基金会今年 1 月发布的美国家庭相关报告，数十次提及宗教，却仅寥寥数次提到带薪育儿假，而美国两党多数民众都认为这项福利至关重要。
28 岁的克莱尔・扎科夫斯基在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兼职担任主管，她十分支持联邦政府推行带薪育儿假，可目前国会并未出台相关政策。她一直很喜欢孩子，年少时在威斯康星州格林贝市生活时，常常帮人照看孩子，还负责夏令营的活动组织。“我喜欢孩子的天真纯粹，他们实在太可爱了。”
扎科夫斯基和男友相恋七年有余，两人从交往之初就聊过生育问题。但近来，网络上极端男性社群的言论、人工智能对社会的潜在影响，都让她忧心忡忡。“每天的新闻都乱象丛生，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很久了。我们仿佛活在一个无比怪异的时代。”
除了带薪休假、全民医保这类现实保障，她更渴望获得内心的安稳，这也是她成年后在美国从未真切拥有过的东西。“我觉得想要改变现状，需要一场变革，或者说全社会的思想觉醒。”
她原本打算找一份全职高薪工作，为生育做好准备，但求职过程压力巨大，最终选择放弃。“我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存在隐患，但谁又能看清未来呢？”
今年 4 月初，我再次联系到里韦拉（本文开头的女子），她带来了一些好消息：身边多位好友相继怀孕，这让她重新拾起了底气。“我最好的朋友预产期在7月，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 她夜里常常辗转难眠，心里想着：“我不能放弃。我必须陪着她，也必须努力去改变这个世界。”
之后，她和丈夫偶然在网上看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套心仪的房子，距离她的父母和祖母都不远，两人当即决定入手。购房报价获批没几天，美国国土安全部人员就进驻了这座城市。但她看到邻里之间守望相助，内心的底气也愈发充足。
“亲眼见证这座即将成为新家的城市里，人们展现出的勇气，让我和丈夫的想法彻底转变。” 她终于觉得，这个世界依然值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过往的恐惧并未彻底消散。“我知道养育孩子的过程一定会充满挑战。” 但当她和丈夫开始畅想为人父母的生活时，浓烈的求子之情席卷了两人。“这种情绪十分强烈，发自本能，难以言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试一试。”*
— THE END —
紫京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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