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村口时天快黑了。
没人来接。
泥巴路坑坑洼洼，我拖着行李走了一个钟头才到老屋。
门虚掩着，里头黑漆漆的。
我推开门，看到母亲的灵位摆在堂屋正中间。
牌位前头，供着一碗冷透了的饭。
我跪下去，膝盖磕在青砖上，生疼。
口袋里只剩二十块钱。明天要出殡，棺材还没着落。我在母亲灵前跪了一整夜，想了无数条路。天亮时我去借钱，跑了一上午，借到十二块。
我蹲在巷口抽烟。烟是邻居给的，抽到一半，烟头烫了手才回过神。
这时候，拐杖拄地的声音从巷子那头传过来。
邓德成来了。
我没想到，十年后我会开着小轿车回来找他。但那时我更没想到，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只有五个字。
01
1990年腊月二十八，我赶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才到县城。
下了车，兜里只剩三十块。我花五块钱搭了辆拖拉机回镇上，剩下的二十五块攥在手里，一路走一路盘算。棺材最便宜也要一百二。买不起。
天擦黑的时候，我到家了。老屋的木门没锁，我推开，屋里黑洞洞的，飘着一股药味。煤油灯还搁在床头柜上，灯芯烧得只剩下黑乎乎的一截。
母亲躺在门板上，被褥是邻居给盖的。我跪下去，头磕在地上，额头抵着冰凉的石砖，半天没抬起来。
头天晚上下了雪，冷得骨头疼。
我找了把椅子坐在母亲旁边，一夜没合眼。
窗外的风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
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出来放在桌上，一张一张地数。
二十块，五块的票子，皱巴巴的。
天快亮时，我揣着这二十块出了门。
先去堂嫂袁冬梅家。
她家离我最近，就隔了一堵墙。
我站在她家门口，敲了半天，门才开。
袁冬梅披着棉袄出来，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扯出一个笑：“铁生回来了？你娘走了，我知道了。”
“嫂子，我手头紧，想借点钱办丧事。”
她没急着回答，转头冲屋里喊：“去，给铁生下碗面。”然后回过头来跟我说，“你先吃着，钱的事，让我想想办法。”
我坐在她家堂屋里等。
面端上来了，热腾腾的，可我一口都吃不下。
等了半个钟头，袁冬梅再没露面。
我喊了两声，没人应。
她男人从里屋出来看了我一眼，又回去了，话都没说一句。
我懂了。
面一口没动，我放下筷子走了出去。
上了巷子，碰见姑父。
我叫了他一声，他站住了，眼神闪躲。
我硬着头皮开口借钱。
他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五块钱递给我：“拿着吧，我也就这些了。”
五块钱。我收下了，说了声谢。他摆摆手，快步走了。
又走了几家。
表姐给了三块。
一个邻居给了四块，还塞给我一包烟：“你娘人好，以前给我家孩子缝过衣裳。”那包烟是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我没舍得抽，揣进兜里。
跑了一上午，借到十二块。
我蹲在巷口的石头上，把那包烟的封条撕开，抽出一根点上。
烟抽到一半，我怔怔地看着烟雾在冷风里散掉，心里空落落的。
一支烟抽完，又抽了一支。
第三支的时候，手里的烟头烫了手指，我才猛地回过神。
香烟在指间烧成了灰，我甩了甩手，把烟头掐灭。
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往棺材铺那个方向走去。
还没走出巷子，身后传来拐杖拄地的声音，一步一步，走得慢，但很稳。
“铁生。”
我回头。
邓德成站在巷子那头，穿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戴着顶老头帽，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
他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站到我面前时，喘了好一会儿。
“听说你娘走了。”
我点了点头。
他没多说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旧手帕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叠钱。他数都没数，整叠塞到我手里：“拿着，八十块。”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棺材铺老板我认识，”他说，“你拿着这钱去，他能让几块。再把你这儿借到的加上，够了。”
八十块。
那是1990年的农村，八十块是多大一笔钱，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看着他身上的旧棉袄，补丁叠补丁的。
他住在村尾的老屋里，一个人过活，女儿嫁到了外省。
“邓叔，你这是……”
“别问了。”他摆摆手，声音有点哑，“你娘是个好人，我送送她，应该的。”
02
我攥着那叠钱，手在发抖。
冬天腊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
可我站在巷子里，浑身发热，眼眶发酸。
我看着邓德成的背影，他一瘸一拐地往回走，拐杖一下一下戳着泥巴路，在雪地上戳出一个个小坑。
我追上去：“邓叔，这钱我怎么还你？”
他没回头：“不用还。”
“不行，这钱我不能白拿。”
他停下脚步，转过来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睛有点浑浊，但看过来的时候，特别的稳。
他说：“铁生，你娘这辈子不容易。她帮过别人，别人记不记得，那是别人的事。我帮你的，是我的心意。你别有负担。”
我没再说什么，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我去找了棺材铺老板。
老板姓刘，是个瘦高个，叼着烟卷，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
我把邓叔那八十块加上我手上的零钱，总共九十二块，搁在他面前的柜台上。
刘老板低头看看钱，又抬头看看我。
“邓德成说了，你能让让价。”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烟头摁灭在桌面上：“一百。”他伸出一根手指，“最少一百，不能再少了。这已经是成本价了。”
我兜里还剩八块。我还得买香烛纸钱，还得办席面。我把兜里剩下的八块又掏了出来，摆在他面前：“九十二了，你再加八块，就当我欠你的。”
刘老板看着那堆钱，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叹了口气，转身从铺子里抬出一口薄棺材。
棺材是白木的，没有上漆，板子也薄。
他说：“就这一口了，你拿去吧。”
我点了头。
那口棺材，我一个人把它扛回了家。
棺材是空的，但木头沉，压得我肩膀生疼。
半路上碰见几个村民，他们看见我扛着棺材，都偏过头去，没吭声，快步走了过去。
我把棺材放在院子里，累得直喘。蹲在地上歇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开始布置灵堂。
天快黑的时候，我正蹲在院子里烧纸钱。
巷口又传来拐杖的声音。
邓德成又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的样子，穿着深蓝色的棉袄，头发梳得齐整。
“这是我闺女，玉洁。”邓叔说，“她回来给她娘烧纸。”
邓玉洁提着个布兜子，走到我跟前，把布兜子递过来：“铁生哥，我带了些米和肉，你先拿着。”她说话声音不大，有点腼腆，但语气很实在。
我接过布兜子，里面是两斤米，一块腊肉，还有一袋子干枣。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喉头发紧，只说了句：“谢谢。”
邓玉洁摇摇头：“别这么说。我爹都跟我说了，你娘的事，我很难过。”
那晚，村里的夜很冷。
母亲灵前的长明灯亮着，火苗忽明忽暗。
我坐在灵前，邓叔坐在我旁边，邓玉洁忙着烧水煮了碗面端过来。
我吃了几口，再也咽不下去。
“你娘年轻的时候，很漂亮。”邓叔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像在自言自语。
我抬起头看着他。
“她嫁给你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也是冬天，你爹骑着自行车把她驮进村的。她穿一件红棉袄，头发编了辫子，笑得很好看。”他顿了顿，“后来你爹走得早，她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
我低下头，眼泪差点掉出来。
那天晚上，邓叔陪我守了一整夜。
他断断续续讲了很多我母亲年轻时候的事，有些我知道，有些是第一次听。
他说我母亲心善，村里谁家有个难处，她能帮就帮。
后半夜，邓玉洁靠在墙角睡着了。邓叔也歪在椅子上打起了盹。我给他们一人盖了一件旧棉袄，然后坐在母亲的灵前，一直到天亮。
03
出殡那天，风很大。
天没亮我就起来了。
母亲躺在门板上，我给她擦了一遍脸，梳了头，换上她生前最爱穿的那件藏蓝色的斜襟褂子。
那是她过年才舍得穿的衣服，洗得发白了，但干干净净。
我把她装进棺材里。棺材太小，我心里难受，但实在没有办法了。
棺材盖合上的那一刻，邻居家的公鸡叫了。
该上山了。
我一个人去抬棺材，棺材太重，我试着扛起来，刚站起来腿就发软，棺材差点歪倒在地上。
旁边有几个人在自家门口站着，远远地看着我，没有人过来帮忙。
我把棺材架在两根木杠上，用麻绳绑紧。想着自己慢慢拖着上山。正当我咬着牙准备使劲的时候，邓叔拄着拐杖来了。
“我来帮你。”
我摇摇头：“邓叔，你腿脚不方便，别……”
“少废话。”他打断了我的话。他把拐杖放在一旁，弯下腰，用肩膀顶起棺材的一头。他的身体晃了一下，但很快就稳住了。
邓玉洁也走过来，她没说话，默默地扛起棺材的另一头。
我们三个人，抬着棺材，往山上走。
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前一天下过雪，路上又滑又泥泞。
走一步，脚底往下陷一寸。
邓叔的腿不好，每走一步都能听到他咬牙的声音。
我想让他歇歇，他咬着牙说：“走，别停。”
走到半路，碰见几个下地的村民。他们看见我们三个人抬着棺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低着头，从旁边绕道走了。没有人问一句，没有人帮一把。
我咬着牙抿住嘴，一双眼死死地盯着脚下的路。
棺材重，山路长。
从村里到后山的墓地，不到三里路，我们抬了大半个钟头。
到了坟地，我把棺材架在坑边，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邓玉洁去里屋提了壶水来，给我和邓叔一人倒了一碗。
坟坑是我头天下午挖的。
地冻得硬邦邦的，镐头刨下去，只能蹭掉一层皮。
我挖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挖出一个浅坑。
早上起来又补了半个钟头，才算挖得够深够宽。
邓叔歇了一会儿，拄着拐杖站起来：“你先把棺材放下去，我再帮你扶一扶。”
我跟他一人一头，用麻绳把棺材慢慢地往坑里放。
放下方的土一松，棺材突然歪了，眼看就要斜着扣进坑里。
邓叔想都没想，用肩膀猛地顶住棺材的一侧，把它往正了推。
棺材很沉，那一下邓叔使了很大的劲，他身子一歪，整个人差点栽进坑里。
他闷哼了一声，胸口撞在了棺材角上。
我赶紧把他扶住，他脸色白了一下，又咬牙稳住。
“没事。”他拨开我的手，“你把绳子拉正，我来顶着。”
我看着他，嘴张了张，嗓子眼里堵得慌，说不出话。
邓玉洁在旁边急得跺脚：“爹，你胸口有伤，别逞能。”
邓叔没理她，还是那句话：“拉绳。”
我咬着牙，把麻绳重新绑好，把棺材正过来，稳稳地放进了坑里。
棺材落底的声音很闷，像一声叹息。
接着，我一锹一锹地往坑里填土。
邓叔和邓玉洁在旁边帮忙。
三个人，一锹一锹的土，填进了坑里。
天很冷，但我的棉袄湿透了。
背后的汗被风一吹，冰凉刺骨。
不知道什么时候，邓叔的旧棉袄披在了我身上。
我转头一看，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毛衣，嘴唇冻得发紫。
“邓叔，你……”
“别冻着。”他打断我，继续铲着土。
那件旧棉袄，到现在我还放在衣柜的最里头。
04
坟填好了。
我跪在坟前，烧了纸钱。纸灰在风里打着旋儿，飘得到处都是。我磕了三个头，额头抵着冰冷的土，跪了很久，才站起来。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走了没多远，迎面撞上一群人。
领头的是村长吴德安，身后跟着几个村干部，还有几个村民。
吴德安叼着根烟，走得不紧不慢，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到了跟前，他站住了，也没打招呼，先吧嗒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
“铁生啊，办完了？”
“办完了。”
他点点头，又抽了一口烟，然后说：“有件事，我觉得还是得跟你说一声。”
我看着他，等他往下说。
“你娘活着的时候，种过村集体的半亩菜地，这个你清楚吧？”他弹了弹烟灰，“后来她不种了，地一直荒着。但那地是集体的，按村里的规矩，你得交五块钱的占地费。”
我愣在原地，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娘都走了，你……”
“规矩就是规矩。”吴德安打断我，“你交了这个钱，咱们就算清了。要不，以后你娘的土地证怕是没法办。”
旁边几个村干部都面无表情地站着，没人搭腔。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生疼。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零钱，只够买回家的火车票。我张着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这时候邓德成拄着拐杖走上前来。
他走得很快，拐杖戳在地上的声音又重又急。他站到了吴德安面前，吴德安比他高半个头，但他仰着头，腰板挺得笔直。
“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
声音不大，但那条山路上，风把每一个字都送进了在场所有人耳朵里。
“李冬梅活着的时候，你们谁来问她要过地钱？她一个寡妇带着个娃，日子过得多难你们不知道？现在人刚下葬，你们跑来要五块钱，五块钱！吴德安，你说得出口？”
吴德安的脸色变了：“邓德成，你这话说的，我就是按规矩办事！”
“规矩？”邓德成冷笑了一声，声音发颤，“好，你讲规矩。那我问问你，那年我老婆难产，大出血，满村的人都怕沾上晦气，不敢伸手。是谁半夜爬起来帮她接生？是李冬梅！谁都说这活儿不吉利，谁都不敢碰。她一个妇道人家，硬着头皮上了。最后大人没保住，孩子活了。就这份情，你们谁能替她还？”
那条路上，风呼呼地吹着，吹得路边的枯草簌簌作响。
吴德安不说话了。
后面几个村干部也没人吭声。
邓德成把拐杖往地上一顿，声音不大，但在那条安静的山路上，每一个字都很清晰：“今天，我看谁敢在这个档口拦着。”
沉默了好一会儿。
吴德安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转身走了。
那群人跟着他，一个一个的，从小路上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来过一样。山路上只剩下我们三个人，风吹着枯树叶在地上打转。
我站在原地，好半天没动。
转头去看邓德成，他拄着拐杖站在那里半天没说话，风把他额前的白发吹得乱糟糟的。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只说了一句话：“走，回家了。”
05
安葬了母亲后，我在村里多待了三天。
第一天，我把邓叔给他的那八十块钱还了。
他不肯要，我硬塞进他手里：“邓叔，这钱我迟早还你。你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他看着我，最终还是收下了。
第二天，我去村长吴德安家坐了坐。
进门的时候他没给好脸色，我一句话没说，只是把他爱喝的地瓜烧放在桌上。
临走时，我瞥见他大儿子的作业本，算术题错得一塌糊涂。
我家里的书挑了几本，他说，让他儿子看看，不算什么贵重东西。
吴德安没说话，但脸色好了些。
第三天一早，我背着一个旧帆布包，走出了老屋的门。
邓叔站在巷口送我。
他拄着拐杖，身子佝偻着，远远地看着我。
我走到他面前，叫了声“邓叔”，他点了点头。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跟他说：“等我混出个样子，我回来看你。”
他摆摆手：“别惦记，走吧。”
我转身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还站在那里，风吹着他的衣角，老棉袄上那块补丁在风里晃来晃去。他又摆了摆手，示意我快走。
我扭过头，没再回头。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我先去省城，在建筑工地搬砖。
后来去了深圳，进了装修队，学贴瓷砖。
白天干活，晚上别人打牌喝酒，我窝在工棚里看图纸。
三年后，我当上工头。
五年后，我拉起自己的队伍。
十年后，我开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公司开张那天，我换上了一件新西装。
去给市里领导敬酒，在觥筹交错里推杯换盏，忙到晚上一个人在办公室，坐着抽了一支烟，突然就想起那年冬天，田埂上吹过来的风，想起那个佝偻着背替我顶住棺材角的老人。
第二天一大早，我给财务打了电话：“给我支五万块钱。”
我要回村。
2000年清明，我开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后备箱塞满了东西。
烟两条，酒两箱。
还有一件新棉袄。
棉袄是羽绒的，轻便又暖和。
买的时候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就怕买小了。
从省城到村里，三百多公里，我开了四个钟头。
快到村口的时候我放慢了车速，一路看过去，村里的变化不大，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但房子还是那些老房子。
我把车停在了村口的打谷场上。
刚下车，就碰见几个人蹲在路边晒太阳。
他们看着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有人认出了我：“这不是铁生吗？回来了啊！”
我冲他们点了点头：“回来了，回来看个人。”
我拎着东西，直奔村尾。
远远地就看见了邓叔那间老屋。青瓦屋面，木头门。院墙不高，我记得以前墙上长满了牵牛花，紫色的，一朵一朵。
走近了，我的心突然沉了一下。
院门虚掩着。
不是关着的，而是用一把生锈的铁锁栓住的。
锁是旧的，上面挂满了灰尘和蜘蛛网。
门缝里，院子里的草长得快一人高了，枯黄的，东倒西歪。
我站在门口，好一会儿没动。
对面邻居家的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我认出来了，是王婶。她看了我一眼，也认出了我：“铁生？你回来了？”
“王婶，邓叔呢？”
她犹豫了一下，没说话。
“搬走了。被闺女接走了，走了有三年了。”她说完，又看了我一眼，像是有什么话没说出口。
她把一个东西递了过来。是牛皮纸信封，封口用浆糊粘着，已经很旧了，边角都起了毛。
“邓叔交代的，说你要是回来了，就把这个给你。”
我接过信封，手有点抖。
把封口撕开，里面是一张纸。
纸很薄，泛着黄，对折了两次。
我摊开来，上面只有一行字。
歪歪斜斜的，看得出写字的人手在发抖。
只有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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