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1965年南下四川工作，看到餐馆排起长队说：我要给省长写信|下四川|四川省|彭老总|总指挥|景希珍

1965年彭德怀南下四川工作时，看到食堂外长队，提出要给省长写信反映这一现象

1965年初秋，西南的铁路干线还在夜以继日地铺轨，金沙江两岸却已先一步喧闹起来。紧贴山脊分布的厂房框架像一排排钢铁骨骼，预示着新的工业基地即将苏醒。彼时，国家正为“备战、备荒”大规模调整工业布局，三线建设自西北、华中一路向西南蔓延，四川成为重头戏。就在这样的节点，一位消失在公众视线六年的老人，被再次推到前台——63岁的彭德怀肩负副总指挥的任命，动身南下。

火车驶过秦岭，车窗外闪过层峦叠翠。有人悄声议论：“听说这趟车上坐着彭老总？”另一人压低声音，“是他吧，但看那旧军装，谁信呢？”彭德怀不动声色，翻着厚厚的文件袋，里面塞满了关于西南能源和交通的统计表。两排数字，像战场上的阵列，让他重新找回指挥战役的熟悉节奏。

11月30日，成都。在永兴巷那座并不宽敞的四合院里，他放下行囊，第一句话不是问办公桌，而是问：“附近哪儿能买菜？”随行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愣了一下，赶紧指了锦江边的小集市。彭德怀摆摆手，自行出门，步行而去。

城市的节奏与北方不同，人行道狭窄，麻石板路因雨水泛着光。市场摊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惟有蔬菜摊前被挤得水泄不通。排队的工人抱着空菜篮，神情焦灼。彭德怀站到队尾，安静等候。十几分钟过去，还是老位置，一位中年工人嘟囔：“下班来买菜，得排半小时，回家灶火都凉了。”彭德怀侧身问：“天天这样？”对方苦笑：“差不多。”又指着不远处的馆子，“那边更夸张，师傅快收摊，人还排成蛇。”

等买完几颗青菜，他没回住处，拉着警卫往那家小饭馆去。只见门外长队拐了两道弯，店家无奈地贴出木板——“今日售完”。彭德怀望着散去的人群，沉默许久，忽地对司机赵凤池说：“明天替我备纸笔，我要给李大章写封信。”话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在成都，干部通常有公车接送，可他坚持步行，理由简单——“路上能看见问题”。晚上要放映新片，《英雄儿女》在机关小礼堂专场安排。保卫干事递来请柬：“首长，已清场，今晚您可以安心观看。”彭德怀摆手：“老百姓看不了，我也不看。把票卖出去，售完为止。”干事犹豫，他加一句，“不然就别放。”三句话，特供就此作罢。

两周后，省政府收到了那封写得并不客气的信。信里列出三条：一是主食不愁，副食紧张；二是餐馆供应失衡，职工中午吃不上热饭；三是机关内部不许搞特殊。结尾只有一句话：“若群众连饭都要排长队，三线难免出故障。”李大章看完，当即批示商贸、供销两口联手解决。

12月，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在华蓥附近的一家仪器厂里开现场会。彭德怀不愿坐主席台，拉把椅子坐到工人堆里倾听。午饭间隙，他钻进食堂后厨，掀锅盖看了一眼白菜汤，摇头说：“要把土垄全种上，别光等调配。”厂领导忙说人手紧张，他反问：“机器轰轰响，人饿着肚子行吗？”几天后，厂区外围荒坡被平成菜地，干部工人轮流种植，春天时已能采收青菜萝卜。

1966年3月，攀枝花。金沙江水声震耳，工地尘土飞扬。吊车在悬崖边徐徐旋转，钢梁像长枪出鞘。彭德怀看完基建，又让随行人员把车停在民工居住的土坯房前。屋里闷热潮湿，几盏煤油灯闪着昏黄的火苗。一位年轻工人憨笑着递茶：“首长，条件艰苦，请多包涵。”他摆手，“我来不是找舒坦，是来看你们缺什么。”当晚，他在帐篷里写下意见：一要加铺地板，二要设立临时诊所，三要把就近村寨井水引进工棚。字迹遒劲，却能看出因赶路而抖动的笔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