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1年7月出生在维也纳。父亲是法学博士，做法律顾问。母亲很现代，是一名女企业家，经营一家装饰品生意，我们原本是一个普通家庭。1937年初，我5岁时，妹妹出生了。9月开学时，6岁的我进入公立学校。那时我过得很开心，很喜欢学习读书写字，但这样的幸福持续了很短时间。仅仅6个月后，1938年3月13日，纳粹军靴踏响维也纳街头。奥地利不再是共和国，而成了德国的一个省。”
露丝·耶克尔·马歇尔说，她的童年就在那一刻结束了。从那以后，她的生活彻底改变：父亲几乎立刻失去工作，母亲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卖掉生意，她自己也被学校开除。
“我不能再去那所也有雅利安儿童就读的学校了。后来我被送进一所只收犹太儿童的学校，那里早已人满为患。我们的老师本来是中学教师，因为是犹太人，被降格来教小学。上课时间完全没有规律，因为地方不够，课程要么缩短，要么很多天干脆停课。我不记得自己在那里交到过朋友；留在记忆里的，只有老师的坏脾气。”
以色列慈善协会于1933年由阿根廷德裔犹太社区成员创立，目的是帮助和接纳那些为躲避欧洲纳粹迫害而来到阿根廷的人。
她的父亲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尤其来自盖世太保。这不仅因为他是犹太人，也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公职人员，还是社会民主党党员。
“直到6岁半，我都还是个普通孩子：玩耍、上幼儿园、上学，做所有小女孩会做的事。7岁那年，纳粹进来后，父亲离开了。他是我的偶像，会给我讲故事，唤起我对世界的好奇。他一走，一切都变了；母亲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快乐、无忧无虑的女人。我没有朋友了，也不能去公园玩，因为公园不属于犹太人。我听着大人们谈论手续和移民，知道我们因为是犹太人而处在危险中。”
1938年9月，父亲离开后前往英国，这个家庭从此被缺席感笼罩。她清楚记得“水晶之夜”：1938年11月9日，许多男性被带往达豪。她的父亲之所以躲过这一劫，正是因为当时已经不在城里。
那时她还只是个孩子，却已从邻居和亲属被捕的传闻中明白，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母亲原本善于交际，在街区里很受欢迎，后来上门来访的人，谈的也都是如何设法移民的建议和经历。
父亲秘密越境前往法国后，母亲独自带着露丝和年幼的妹妹，还要在不断加剧的不安全感中拆散原本的家。她们试图寻求亲属帮助：阿根廷有一位姨妈，澳大利亚也有亲戚；一家人为不同国家申请签证，但这些努力几乎都没有结果。全家在焦虑和紧迫中度日，对未来毫无把握。
由于全家移民困难重重，他们决定把露丝送往英国，搭乘“儿童转运”列车。这些列车专门用来营救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儿童。英国和荷兰是少数愿意打开国门的国家之一。据估计，约有10000名儿童因此获救。与许多孩子不同，露丝知道自己会被送到哪里，因为母亲事先已经替她联系好一个寄养家庭，这让她避免了其他孩子经历的那种茫然和混乱。
“我那时7岁，起初一切听上去像一场冒险，可胸口跳动的其实是恐惧和陌生感交织在一起。母亲认为这样我会更安全，所以我离开了。她问我愿不愿意去，我答应了，因为父亲给我讲过很多故事，我满怀憧憬，却并不真正明白，离开家、离开街道、离开熟悉的人意味着什么。到了英国，人们待我很友善，但夜晚很漫长。
有时我会醒来，觉得自己缺了什么：家里的气味、母亲的笑声、父亲的存在。被陌生人照顾救了我的命，但孤独和等待团聚的日子，像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一样，深深留在我心里。”
母亲设法处理掉必须处理的东西，准备了一个大箱子和一只装着基础家具的木箱，还收集了3台二手缝纫机。这些东西后来成了她创办企业的雏形，而那家企业日后颇有名气。
母亲后来与父亲会合，拿到一张24小时通行许可前往法国，并要求把露丝接回来，因为他们不能让生病的孩子继续远离家人。
他们于8月30日抵达法国。两天后，战争爆发：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战争正式打响。若再晚一步，此后几乎不可能再实现团聚。就在这段时间里，前往阿根廷的签证下来了，但买到船票几乎不可能：船只已被征作军用，而大量人群都在试图逃离欧洲。
就在一家人办理船票期间，法国警方以“敌国侨民”为由逮捕了她的父亲——他持有德国护照——并把他关进一处拘留营。在那里，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囚犯都被强迫劳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