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浩宇和外孙子轩是同一年出生的。从小到大，这两个孩子就像是两棵长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树，虽然根扎在不同的泥土里，但总被人放在一起比量着高低。
浩宇随了他爸，性格温吞，老实本分，从小就是那种坐在书桌前能半天不挪窝的孩子。子轩则像我女儿，脑子活络，嘴巴甜，屁股上像长了钉子，没一刻能闲下来。作为长辈，我心里有一杆秤，总想着要把这碗水端平。哪怕外人总说，孙子是自家人，外孙是亲戚，但在我这儿，两个都是我看着长大的肉疙瘩，没分别。
那年夏天，我们家算是双喜临门。浩宇稳扎稳打，考上了省内的一所重点师范大学；子轩出人意料地超常发挥，去了一所沿海城市的综合性大学。办升学宴那天，两家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摆了两桌。我坐在主位上，看着两个个头都已经窜过我的半大小子，心里那叫一个舒坦。
散席后，我把儿子和女儿两家叫回了老屋。我从贴身的内搭口袋里掏出两个早就准备好的旧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两张一模一样的银行卡。
我对他们说，这两张卡里，每一张都有五万块钱。这是我和老伴这几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老本。现在两个孩子都出息了，这钱算是我给他们的奖励，也是给他们大学四年的启动资金。至于怎么花，我不管，全看他们自己的本事。
儿子当时搓着手，连连说这钱太多了，浩宇一个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女儿眼圈有些红，只说让我自己留着养老。两个孙辈也是一脸郑重地接过了卡。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没偏心，我给他们的起点是一样的。至于以后能走成什么样，那就是他们各自的造化了。
大学四年，日子像流水一样滑了过去。
浩宇是个守规矩的孩子，他把那五万块钱存了定期，每个月只拿出一点作为生活费的补充。他常给我打电话，说的无非是图书馆的座位多难抢，食堂的饭菜涨价了，还有他又拿了什么级别的奖学金。他爸妈提起他，脸上总是洋溢着那种稳当妥帖的笑容。
子轩就不一样了。他的电话很少，偶尔打来，背景音总是乱糟糟的。大二那年过年，他没回家，说是在南方倒腾什么小商品，要趁着春节赚一笔。女儿急得直跺脚，怕他在外面学坏。后来我才知道，他把我给的那五万块钱全投进去做了本钱，在大学城附近包了个快递驿站，还顺带做起了校园电商。他没拿过奖学金，甚至有几门课差点挂科，但他大学毕业时，卡里的五万已经变成了三十万。
六年后，这棵院子里的两棵树，终于结出了截然不同的果子。
浩宇毕业后，去了老家的一所初中，教物理。工作稳定，体面，说出去谁都夸一句是个好归宿。只是县城的工资水平就那样，加上教龄短，每个月拿到手的死工资，满打满算也就五千块出头。
子轩毕业后没有找工作，而是留在那个南方城市，拉着几个合伙人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专做生鲜供应链。前两年听说赔了个底掉，女儿急得甚至想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去救他。
但他硬是靠着一股子野草般的韧劲扛了过来。到了第六年，他的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小老板。
巨大的落差，开始在两家人的日常走动中显现出来。
今年中秋节，两家人照例回我这里过节。浩宇早早地就来了，帮着他奶奶在厨房里择菜、洗碗，身上穿着件普通的纯棉T恤，袖口微微有些起球。他跟我聊天，说起班上的学生怎么调皮，学校的评职称又多难，语气里透着一种二十多岁不该有的沧桑和认命。
五千块的工资，在如今这个物价下，除去日常开销，剩下的寥寥无几。儿子最近正为浩宇买婚房的事情发愁，首付还差一大截，老两口愁得头发都白了不少。
临近中午，外面传来汽车按喇叭的声音。子轩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越野车停在了院门口。他穿着挺括的衬衫，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两盒包装精美的高档海参，还有一台最新款的按摩仪。一进门，他就大声招呼着，塞给浩宇一个厚厚的红包，说是当哥哥的给弟弟买两身好衣服。
浩宇捏着那个红包，脸有些发红，推辞着不要。子轩硬塞进他口袋里，拍着他的肩膀说，自家兄弟客气啥，哥现在赚钱了。
儿子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眼神有些复杂。吃饭的时候，几杯酒下肚，儿子的情绪有些没绷住。他端起酒杯，看了看默默吃菜的浩宇，又看了看正在接电话谈业务的子轩，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说，老天爷真是不公平，浩宇从小到大没让人操过心，书读得那么苦，到头来一个月就挣那点死工资，买个几十平的房子都要榨干父母的血汗。反而那些从小不爱读书、到处瞎折腾的，倒成了人上人。
这话一出，饭桌上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女儿的脸色沉了下来，筷子重重地放在了桌上。子轩刚挂断电话，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浩宇低着头，死死地盯着碗里的白米饭，恨不得把头埋进去。
我知道，儿子的这番话，不仅是发牢骚，更是长久以来压在心里的不平衡。同一样的起点，同样的五万块钱，如今的境遇却天差地别，换谁心里都会起疙瘩。
我端起手里的茶杯，在桌子上轻轻磕了两下，发出一声闷响。
我看着儿子，问他，你觉得什么才叫公平？浩宇现在的工作，虽然挣得不多，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受人尊敬，一辈子安安稳稳，这不是你当初最期盼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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