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比我大两岁，那年我二十六，她二十八。我和林婉是通过我大姑介绍认识的。大姑在镇上的教育局后勤工作，林婉是镇中心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大姑跟我提起林婉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几分惋惜的。
她说林婉是个好姑娘，脾气温和，书教得也好，就是命苦，结过一次婚，没两年就离了，前夫是个做生意的，后来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过。
我父母起初是强烈反对的。我是家里的独子，在镇上的农机厂当技术员，虽然赚得不多，但也算是个端铁饭碗的本分小伙。我妈总觉得，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小伙子，凭什么娶一个二婚的女人？走在街上都要被人戳脊梁骨。
但我还是去见了她。那是在镇上唯一一家国营茶馆里，她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浅蓝色确良衬衫，纽扣扣到了最上面一颗。她的眼睛很亮，但眼神里总是藏着一种化不开的忧郁。那天我不小心打翻了茶水，烫到了手背，她慌忙从包里拿出手帕帮我擦拭，那种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像一股暖流击中了我。
后来我们就开始了交往。她是个极度内向甚至有些自卑的人。每次我们一起走在街上，她总是习惯性地落后我半步。夏天最热的时候，镇上的姑娘们都穿上了短袖和布裙，她却依然穿着长袖的长裤，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我曾问过她不热吗，她只是笑笑说，自己从小体寒，受不得风。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要娶她的，是1997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那天突然下起了暴雨，我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接她下班。走到她的教室窗外时，我看到她正在给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孩子补习。那孩子把墨水弄了她一身，她没有丝毫的生气，反而拿出手帕仔细地帮孩子擦脸，眼神里那种温柔和母性的光辉，让我站在雨中看了很久很久。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推着自行车，她打着伞走在我旁边。我停下脚步，认真地对她说：“林婉，咱们结婚吧。我每个月工资全交给你，我妈那边我会去说服，只要你点头。”
雨伞下，她的眼眶瞬间红了。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建国，我结过婚的，我配不上你这么好的人。”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笑着说：“我娶的是现在的林婉，又不是你的过去。”
就因为这句话，她答应了我的求婚。我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顶住了家里所有的压力，终于把她娶进了门。
1997年10月18日，秋风里已经带上了几分萧瑟的凉意，但我们家的院子却是热气腾腾的。
那天是我结婚的日子。在那个人均工资不过几百块的年代，我的婚礼办得算得上体面。院子里支起了大红色的棚子，请了镇上最好的师傅掌勺，流水席摆了十几桌。
随着宾客们渐渐散去，喧闹了一天的院子终于安静下来。我帮着父母把最后几张桌椅收拾妥当，带着一身的酒气和疲惫，推开了新房的门。
新房是家里老屋东边的偏房改造的，墙壁刚刷过大白，透着一股淡淡的石灰味。窗户上贴着母亲亲手剪的双喜字，大红色的牡丹缎面被子在床铺上叠得整整齐齐。我的新娘林婉，正穿着那身红色的呢子套装，安安静静地坐在床沿上。
听到我进门的声音，她抬起头，眼神里有一丝闪躲，双手局促地绞在一起。
我笑着走过去，在脸盆里洗了把脸，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累坏了吧？今天亲戚多，大家闹腾得没个边，你别往心里去。”我一边拿毛巾擦脸，一边随口说道。
林婉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我伸手想去解她外套的扣子，轻声说：“时候不早了，咱们歇息吧。”
就在我的手即将触碰到她衣襟的那一刻，她突然像触电般缩了一下身子，然后猛地站了起来。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快步走到门口，“啪”的一声拉灭了电灯的拉线开关。
房间里顿时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投射进来一片惨白的微光。
“建国，”她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带着明显的颤抖，“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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