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七日早晨，空气里透着一场大雨将至的闷热。厨房里传来热油下锅的嗞啦声，葱花和鸡蛋的香气顺着半掩的门缝钻进我的卧室。
我坐在床沿，反复检查着透明文件袋里的准考证、身份证和几支2B铅笔。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十二年的寒窗苦读，都将在这两天里落笔定音。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声音不大，但很沉闷。
我听见我妈关掉煤气灶，趿拉着拖鞋去开门。铁防盗门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音，接着是短暂的沉默。我把准考证塞进书包，走出卧室，眼前的画面却让我瞬间定在了原地。
门外站着三个穿便装的男人，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张纸，正低声对我妈说着什么。
我妈背对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常年佝偻的肩膀此刻绷得僵直，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下，她的双手正无意识地在围裙边缘死死绞着。
“妈，是谁啊？”我喊了一声。
三个男人的目光越过我妈的肩膀，同时落在了我身上。领头的中年男人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错愕，他迅速把手里的那张纸叠起来揣进兜里，又看了一眼我手里提着的透明考试袋。
我妈猛地转过身。她脸色惨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额头上全是大颗大颗的汗珠。她看着我，嘴角极其勉强地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小宇，没……没事。这几位叔叔是居委会的，来找妈核对一下咱家废品站的消防手续。”
领头的中年男人上前一步，不动声色地挡住了我妈半边身子，语气温和却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对，你是今天高考吧？几点的考场？赶紧去吧，别耽误了。你妈跟我们去一趟办公室，填几个表就回来，中午还能给你做饭。”
我虽然只有十八岁，但我并不傻。居委会的人不会有那种冷厉的眼神，更不会在高考这天清早堵在别人家门口。但我妈的眼神在哀求我，她用那种近乎绝望的目光死死盯着我，像是在祈求我不要戳破这层窗户纸，祈求我转身走出门去。
“妈，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上前一步，声音开始发紧。
“听话！”我妈突然拔高了音量，这几乎是她十年来第一次对我这么大声吼叫。吼完之后，她的眼圈瞬间红了，声音又软了下来，带着浓浓的鼻音，“小宇，妈求你了，去考试。你答应过你爸要考上大学的，去考试，别管妈。”
那个领头的男人叹了口气，他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孩子，我是警察。但你放心，你妈妈现在只是需要配合我们调查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没有你想得那么糟。你现在的任务是走进考场，把卷子答好。不要让你妈妈的心血白费。”
警察。这两个字像一柄重锤砸在我的胸口。我想问为什么，我想问我妈一个收废品的寡妇能犯什么法，但我妈已经转过身，率先走出了门外。她没有回头，只是留下一句颤抖的“好好考”，便快步走下了楼梯。两个警察紧随其后，领头的那个最后看了我一眼，轻轻帮我带上了门。
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厨房里还没有盛出来的葱花煎蛋在铁锅的余温里散发着焦糊的味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学校的，脑子里像是有无数只马蜂在飞。坐在考场里，看着监考老师拆开密封的试卷袋，我的手一直在抖。
第一科是语文，我在作文纸上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眼泪终于没忍住，砸在了答题卡边缘。我拼命深呼吸，脑海里全是我妈那张惨白的脸，还有她绞紧围裙的双手。
我妈是个苦命的女人。我八岁那年，我爸因为肝癌去世，治病不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三十多万的外债。那时候的三十万，对我们这样的小镇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亲戚们怕我们借钱，躲得远远的。我妈没有改嫁，她接手了我爸生前盘下的那个破烂的废品收购站。
从我记事起，我妈的身上永远带着一股铁锈和旧纸板的霉味。她一个不到一百斤的女人，每天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把几百斤重的废铁、旧书本一车一车地往站里拉。她的手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有被生锈的铁皮划破的，有被玻璃碴扎的，旧伤没好又添新伤，最后长成了厚厚的老茧，摸起来像粗糙的砂纸。
为了还债，为了供我读书，她苛刻地对待自己。十年来，她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每天的饭菜都是菜市场捡来的剩菜叶和最便宜的豆腐。但对我，她从不吝啬。我上高中后，学校要交各种补习费、资料费，同学们穿的都是名牌球鞋，她虽然买不起名牌，但总会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绝对不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高三那年，我的模拟成绩稳定在全校前十。班主任来家里家访，兴奋地告诉我妈，我这个成绩只要保持住，重点大学的王牌专业随便挑。但我妈在送走老师后，却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废纸堆上发了很久的呆。
我知道她在发愁什么。重点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对我们这个刚刚还清债务、账面上几乎没有一分钱存款的家庭来说，是一座新的大山。我提议过放弃一本，去读个免学费的公费师范生，但我妈当时就急了，用带着机油的手指戳着我的脑门说：“你只管考你的，钱的事妈来想办法。你爸在天之灵看着呢，你要是因为钱委屈了自己，我到了地下怎么跟他交代！”
从那天起，废品站里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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