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二十二岁，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售楼处做实习生。那一年，我父亲查出尿毒症晚期，后续的透析和换肾手术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瞬间吞噬了我们那个本就清贫的家。亲戚们避之不及，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医院的催款单一张接一张地下达。我白天穿着廉价的职业装在沙盘前对客户笑脸相迎，晚上躲在出租屋的洗手间里咬着毛巾崩溃大哭。
林州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他是来看房的客户，四十岁，成熟稳重，事业有成，举手投足间都有着金钱浸润出来的从容。他看中了一套大平层，全款买下，而我是他的对接销售。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他大概是看出了我刻意掩饰的憔悴和红肿的眼睛。
他没有多问，只是在签完合同那天，递给我一张名片。“遇到用钱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找我。但如果只是缺钱，也可以找我。”
那时的我，站在绝望的悬崖边上，手里攥着父亲病危通知书。我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个雨夜，我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走进了他位于市中心的另一套高级公寓。那晚之后，父亲的手术费账户里多出了四十万。而我，也彻底从阳光下的普通女孩，变成了隐匿在阴影里的金丝雀。
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一场短暂的交易。等我还清了债，等父亲的身体稳定下来，我就可以抽身而退。可我低估了现实的引力，也低估了由俭入奢易的惯性。
林州是个很大方的金主。他不仅解决了我家的债务，还给了我极度丰厚的物质生活。他让我辞去了售楼处那份底薪微薄且极度消耗体力的工作，每个月按时往我卡里打生活费。除了不能见光，不能过问他的家庭和生意，他对我几乎称得上温柔体贴。
最初的两年，我是惶恐且清醒的。我会在他离开后，拼命看书，考各种证书，试图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可慢慢地，这种警惕在日复一日的安逸中被消磨殆尽。
那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窒息感。每天睡到自然醒，去高级健身房上私教课，和同样身份的女孩们喝下午茶，然后回到那套空荡荡的公寓里，等待他随时可能到来的电话。
如果他今晚来，我就要提前洗好澡，喷上他喜欢的香水，做好他爱吃的夜宵。如果他不来，我就只能一个人对着巨大的落地窗，看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
我没有同事，因为我没有工作；我渐渐没有了朋友，因为我无法向昔日的同窗解释我优渥的生活来源；我甚至不敢回家面对父母，只能用“工作忙、老板器重”来搪塞他们，每个月按时寄去一笔不菲的赡养费。
人是需要社会锚点的，当我主动切断了与正常社会的联系，林州就成了我世界里唯一的重心。这是最致命的转变。
我开始在意他皱起的眉头，开始记住他胃痛的周期，开始在他出差时因为担心而整夜失眠。二十五岁那年，他因为应酬喝到胃出血住院，他的正牌妻子人在国外陪孩子读书，是我在医院的特护病房里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他半个月。
那半个月里，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说：“南南，有你在真好。”
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和肉体，是真的存在着某种名为“爱情”的东西。我甚至开始幻想，也许有一天，他会为了我离婚，给我一个真正的家。
可是，当他出院那天，他的助理推开病房门，说太太明天回国时，已经安排了接机。林州立刻恢复了那个杀伐果断的企业家模样。他转过头，递给我一张购物卡，语气温和却疏离：“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去给自己买几条新裙子。”
那张轻飘飘的购物卡，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扇醒了我的妄想。在他的世界里，我的照顾、我的感情，都是可以被标价结算的服务。他买单了，我就没有资格再要其他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做一个完美的“职业情人”。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要的不要。他给我买包，我开心收下；他一个月不来，我绝不打一个电话去催。我把自己的心包裹在一层厚厚的壳里，只向他展示最柔软、最顺从的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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