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顺平县有个农民叫王某雷，一辈子老实本分，靠种地和打零工过日子，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辈子最倒霉的事，竟是因为打了一个报警电话。
2014年2月18日那天晚上，王某雷回家的路上，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旁边还有血迹，村里安安静静这么多年，从没出过这种事，尽管心里害怕，可他还是掏出手机打了110，用他的话说，看见这种事不报警，良心上过不去。
警察来了，问了一圈，王某雷有啥说啥，老老实实配合做完笔录就回家了，他以为这事跟自己再没关系，等着警察抓住凶手就完了。
可三天之后，几个办案人员直接进到他家，二话不说把人带走了。王某雷懵了，问为啥抓我？对方就一句话：你涉嫌故意杀人。
王某雷整个人都傻了，一个劲儿解释：我就是报案的啊，那天晚上我在家干活，邻居能作证，我跟死者无冤无仇，人怎么是我杀的？可没人听他说话。
从2014年3月8日开始，王某雷被刑事拘留，接下来五天，他经历了五轮审讯，前四次他咬死了不认——没干过的事，打死也不能认。
可到了第五次，审讯的人撂下一句话：“再不认罪，你的命就没了。”王某雷以为只是吓唬人，可接下来发生的事，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审讯室里，有人动了手，拉扯之间，他的右胳膊被硬生生拧断了，钻心的疼让他浑身冒冷汗，他蜷在地上哭着喊自己没杀人，可没人停手。
五天没睡过整觉，精神早就垮了，再加上胳膊被打断的剧痛，王某雷彻底扛不住了，他认了——人是我杀的。
可问题是，他压根不知道该怎么“认”，警方问他用啥工具杀的，他一会儿说斧子，一会儿说锤子，一会儿又说刨锛，问他凶器扔哪儿了，他说擦干净放回家了，又改口说扔河里了，问他衣服呢，他说烧了，又说洗干净放家了，翻来覆去说不圆，因为本来就没这事，怎么编都编不拢。
2014年3月15日，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把王某雷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
案子到了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蔡某凯手里，他翻看卷宗发现，王某雷前后做了9次笔录，前5次都说没杀人，后4次才认罪，更怪的是，4次认罪供述里，作案工具说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蔡某凯一看尸体照片，死者头上的伤口是“U”形的——斧子、锤子、刨锛哪个能打出“U”形伤口？
3月18日，蔡某凯和副检察长付某辉去看守所提讯王某雷，一见面，俩人愣住了——王某雷右胳膊打着石膏缠着绷带，问他这伤咋来的，他支支吾吾说“记不清了”。
从看守所出来，付某辉和蔡某凯都觉得不对劲，回去跟检察长一汇报，检察长决定亲自去提讯。这一次，王某雷终于憋不住了，嚎啕大哭，他说：我没杀人，伤是在审讯时被打的，之前认罪是被逼的。
案子报到了保定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彭某勇召集人研究，有人说不批捕——证据不足；有人说该批捕——万一放错了人，死者家属闹起来怎么办。
彭某勇干了33年检察工作，非常有经验，他提出“三个不足信”：第一，说王某雷有作案时间不足信——因为尸检报告根本没确定死亡时间；第二，有罪供述不足信——9次笔录前5次不认，后4次认了却连凶器都说不明白，三种说法没一个跟伤口对得上；第三，认定他有罪不足信——除了口供，没有任何证据。
彭某勇拍了板：“只服从法律和事实，坚决排除非法证据。”
2014年3月22日，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王某雷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向公安机关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
检察院还给公安局指了条新路子：扩大侦查范围，公安局重新排查，最终发现同村的王某斌跟死者因地埂问题吵过架，一查DNA，真的和案发现场手套上的DNA对上了。
2014年7月1日，王某雷被无罪释放，他在里面关了将近四个月，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瘦脱了相，
之后王某斌最终被逮捕，最终被判处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王某雷后来去检察院道谢，说要不是检察官认真，自己这条命可能就没了，最高检后来评价这个案子时说，如果不是检察院在批捕环节发现疑点、排除非法证据，这很可能成为又一个“呼格案”。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好心报警，反被当成了杀人犯，胳膊被打断，差点丢了命，好在还有认真较真的检察官，在关键时候拦了一把。要不然，王某雷可能真的被冤枉，甚至丢掉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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