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的广东汕头，清晨薄雾裹着海风，数千人挤在人民广场盯着中央的行刑台。八点整一声枪响，倒地的犯人曾是海丰县委书记，还是老革命出身，却落得这个下场，围观群众纷纷鼓掌叫好。这就是当年震动全国的王仲案，改开初期的第一记反腐重锤。
王仲1947年在天津参加解放军，同年入了党，实打实跟着革命走过来的老兵。建国后转地方工作，一步步从基层升到高位，1976年就当上了海丰县委书记，成了当地的一把手。改开打开国门后，海丰挨着香港，成了走私活动的重灾区，他又兼任了打击走私指挥部的总指挥。
本来大家都觉得，老革命靠得住，肯定能把走私风气压下去。谁也没想到，王仲自己先栽在了洋货的诱惑里。他每次缉私船扣了船，都第一时间往现场跑，一开始大家还以为他敬业，原来都是为了先挑值钱的好货。
还没等缉私物资入库，他就把看中的东西往自己家运，老婆孩子也仗着他的权势，从仓库无偿拿或者低价买，转手倒卖给别人赚差价。他的贪腐从1980年4月一直持续到1981年8月，整整一年四个月，贪欲像滚雪球一样越涨越大。
全案查下来，王仲光侵吞的缉私物资就价值五万八千多，受贿又拿了一万一千多，加起来一共近六万九千七百块。这个数现在看不多，可放到八十年代初，广东普通干部一个月工资才六十块左右，普通人要攒快一百年才能攒够这么多钱。
赃物清单列出来更是让人大开眼界，263只手表、17部收录机、1台彩电、2台电风扇，还有上百件衣服几百米布料。这些东西现在随处可见，在当时都是普通人根本买不起的紧俏洋货，他从一开始拿一块手表，到后来整批整批往家运，胆子大得吓人。
除了侵吞缉私物资，王仲还靠着审批出境的权力收受贿赂。当时不少海丰人有亲属在香港，想申请出境探亲，都得找他批条子。广播员想早日和亲人团聚，送给他一台17寸黑白电视，一家五口要出境的教师，直接送了彩电加收录机。
收了好处的王仲，转头就给公安局打招呼违规审批，前后一共放了11个人提前出境。他把贪来的赃物分给不少亲友，拉着一家人一起占好处，本以为能形成利益网护住自己，没想到早就被老百姓看在眼里。
1980年3月，忍无可忍的海丰百姓，纷纷写信给省市机关检举王仲的贪腐行为，这些举报信直接点燃了案件调查的导火索。办案组很快介入调查，汕尾镇的缉私仓库保管员王泗吉，交出了决定王仲命运的两本账本。
其中一本按时间记录出库物资的小账本，清清楚楚记着王仲拿走128只手表等物品，每一笔时间都对得上，还有好多证人能证明这本账本的真实性。这本不起眼的流水账，直接坐实了王仲的贪腐罪行，撕开了整个案子的口子。
1982年人民日报报道了海丰缉私人员犯法被抓的新闻，王仲瞬间慌了神。他赶紧带着老婆孩子把赃物分散藏到八个亲友家里，以为这样就能躲过审查。可办案组早就摸清了脉络，根本不让他有机会串供毁证。
办案组把王仲的妻子陈巧兰带到潮州，连着十九天提审了二十六次，面对确凿的证据和政策宣讲，陈巧兰扛不住痛哭流涕，把赃物的下落全交代了出来。案件直接取得了重大突破，1982年8月王仲就被批准逮捕，年底就被正式提起公诉。
审判的时候王仲还抱着侥幸心理，因为有严重心脏病，他被监视居住在医院，一开始六次提审全都否认罪行，一会说东西是帮上级买的，一会说自己只是记账没付钱，满嘴谎话全经不起推敲。哪怕法官告诉他，证据确凿就算不认罪也能定罪，他还是不肯松口。
第一次庭审在汕头地委大礼堂开，几百个群众挤进去旁听，王仲当着所有人的面还是矢口否认，结果辩论的时候他心脏病突发，法官只能宣布休庭。第二次开庭没多久，合议庭就一致认定他罪行特别严重，按照当时的法律判处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仲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很快就被广东省高院驳回，最高人民法院也核准了死刑判决。1983年1月17日，也就有了开头人民广场那一声枪响，结束了王仲五十六岁的生命，换来了围观群众一片掌声。
这案子从调查到审判，陈云一直高度关注，多次听取案件汇报，还派出一百多人次参与调查，明确说了不严惩王仲，对打击经济犯罪和改革开放都不利。王仲案之所以能震动整个改开初期的中国，根本不是因为金额多大，而是它的标志性意义。
改开刚起步，不少手握权力的干部经不住诱惑，开始以权谋私搞贪腐，王仲还是老革命出身，又是管打私的一把手，他出问题，要是不严加处理，整个风气就坏了。那一声枪响不光是枪毙了一个贪官，更是给所有干部打了预防针：改开是让大家过好日子，不是给权贵谋私利的。
王仲从满怀抱负的革命战士，变成贪得无厌的死刑犯，一辈子攒下的荣誉，就因为六万块钱的贪欲毁得一干二净，说起来真的让人感慨。直到今天，这个案子留给我们的警示，从来都没有过时。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改革开放后第一起反腐大案王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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