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考古大讲堂》“中外联合考古”系列讲座中，山东大学海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姜波教授讲述了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联合考古队对沙特塞林港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以及收获。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
『从中国到红海』
1330年，年仅20岁的元代航海家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马六甲等地，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
1337年，他又再次从泉州出航，遍访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等地，阔览风物。回国后，他著有《岛夷志略》，记述他的海外见闻。其中他写道，在圣城麦加，“贸易之货，用银、五色锻、青白花器、铁鼎之属”。“青白花器”，有人说是青白瓷，也有人说是青花瓷，但其产地无疑来自中国。
而来自摩洛哥的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在所著《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写下了自己从麦加一路辗转，于1342年最终抵达中国泉州的经历。
这两位同时代的大旅行家，一个自东而西、一个自西而东，循着大致相同的轨迹，完成了红海—泉州的航程，堪称东西方航海史上的佳话。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期间（1431年—1433年），其副使王景弘曾派人从印度的古里深入红海，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圣。其中一人叫马欢，他是一个穆斯林，会说阿拉伯语，在使团中兼任翻译官。他将一路所见所闻写成《瀛涯胜览》一书，书中记载，在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圣时带去了中国瓷器、麝香等礼品。
这些文献记载都说明，一条从中国到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已通航。数百年来，无数人穿行于这条航道。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中国与红海、与波斯湾之间就有着密切的互动。
红海之滨，历来是阿拉伯半岛路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著名的吉达港早在7世纪就作为前往麦加朝圣的登陆港口而兴盛起来，至今仍是沙特阿拉伯最大的集装箱港。而在吉达港南部的塞林港遗址，不仅毗邻麦加，而且处于从阿曼到耶路撒冷的乳香之路上，曾经是古代非常重要的贸易朝圣港。
2016年，为落实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两国元首达成的文化交流共识，中国国家文物局与沙特王国旅游与遗产部签署合作协议，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原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沙特国家考古中心联合组队，对沙特塞林港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海陆空全方位考古』
沙特阿拉伯西临红海，有着绵延1600多公里的红海海岸线，一眼望去，茫茫沙漠连接着浩瀚海洋。
塞林港是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古代港口遗址，历史上为“红海三大港”之一，与通往麦加的吉达港、通往麦地那的吉尔港齐名。而今天，这座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繁华港口早已掩埋在流沙之下。2018—2019年，中沙联合考古队对沙特塞林港遗址开展了两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使今天的人们得以窥见这座海港往日的喧嚣与繁华。
这处遗址的规模很大，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联合考古队通过前期的调查、钻探和潜水探测，将遗址分为三个部分：中部为港口城市之所在，有很多建筑遗迹；北部为墓葬区；南部为海船进出和停泊的港湾，水下发现有航道和相关的遗迹。
塞林港遗址在发掘前，早已完全被流沙覆盖。为此，我们采用了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遥感考古相结合的方法，从陆地、海洋、空中对塞林港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此外，我们还将考古常规手段与创新技术相结合，比如采用拓片、钻探、拉网式调查以及无人机航拍、数字测绘等手段。
在无人机于高空400米拍摄的航拍照片里，我们发现流沙中显示出一个方形的阴影区域。于是，我们对这一区域进行了清理发掘，一座保存良好的方形建筑出现在视野中。这个方形建筑的边墙长约40米，墙体用珊瑚石垒砌而成，这是当地一种很常见的建筑材料。唐代旅行家杜环曾在怛逻斯之战中被俘，流浪中东地区十多年后才返回中国，他撰写的《经行记》中描述了中东地区的房屋建筑方法，为“造屋兼瓦，垒石为壁”。这与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址风格非常吻合。
那么，这到底是一座什么建筑呢？我们在这座建筑的西南角发现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小型基址，考古学家判断应为宣礼塔。宣礼塔是清真寺常有的建筑，用以召唤信众礼拜。就在不远处的吉达港，至今仍保存着沙特阿拉伯最古老的一座清真寺——谢里夫清真寺，它的西南角同样为宣礼塔。所以，这处掩埋数百年后重见天日的建筑，正是塞林港这座港口城市的清真寺。
『中国拓片技艺派上了用场』
我们在塞林港遗址北部发现了两大片墓地。经调查，墓葬总数应该在1000座以上。这些墓葬很规整，由珊瑚石垒砌成近似椭圆的方形。
在中东地区，由于宗教原因，一般情况下考古学者不对墓葬进行发掘和清理。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沙特人曾认为，墓葬方向应朝着圣城麦加，而实际情况是墓葬的朝向与麦加方向垂直。经与当地人类学家、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深入调研后发现，原来当地葬姿采用侧身葬，侧身而葬的逝者正好面向麦加。这为沙特考古学者解决了一个关于墓葬葬俗的重要问题。
考古队还在墓葬中发现了40多方碑刻。沙漠地区的碑刻由于长年遭受风吹日晒、流沙侵蚀，文字已漫漶不清，这为阿拉伯文的碑文释读带来了困难。这时，中国传统的碑刻拓片技艺派上了用场，拓印出的碑铭字迹非常清晰流畅，令沙特学者欢欣雀跃。
在此期间，中方学者和沙特当地学者白天做着考古发掘工作，晚上就围坐在一起读拓片。这些拓印的碑文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逐渐拼接成这座城市的历史，为解读城市内涵提供了详细的文字资料。
『陶瓷贸易源远流长』
塞林港作为重要的朝圣贸易港，出土了贸易工具和丰富的贸易品。
贸易工具包括铜砝码、天平等度量衡器具和钱币。贸易品则包含从中东地区到西印度洋海洋贸易中常见的中国陶瓷、波斯釉陶、阿拉伯陶瓷器、玻璃、串珠、青金石、象牙器、红玛瑙、金银首饰等。
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在沙特阿拉伯红海之滨的塞林港发现的铜砝码，与远在中国的南宋时期沉船“南海一号”上出水的铜砝码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还在这里发现了钱币。作为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我们当然很期待能够发现来自中国的钱币。因为据文献记载，在红海、波斯湾沿岸地区，当时有人看见中国商人在用中国的钱币进行交易。20世纪6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在波斯湾地区发掘尸罗夫港遗址时，就曾发现中国瓷器和中国铜钱。但是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中国钱币。
我们发现的青金石、玻璃、象牙和金银器，都是中世纪欧亚大陆广为流传的贸易品。青金石来自阿富汗，通过陆路经过印度河，再进入西印度洋海域的海洋贸易圈，深入红海。中东的玻璃器就像中国的瓷器一样，是欧亚大陆和海上贸易中重要的贸易品，它们在塞林港考古中被大量发现。象牙器则大多数来自非洲。
塞林港遗址还出土了中国瓷器，为中国陶瓷的外销提供了可靠的证据。综合阿拉伯半岛的考古资料，发现这里出土有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宋元时期的青白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等。我们还发现，从中国到红海之滨，再到东非肯尼亚，虽远隔万里之遥，却都出土了同样的青花瓷，说明青花瓷是海洋贸易圈里非常重要的商品之一。
这些众多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国瓷器早已漂洋出海并抵达红海与波斯湾地区。可能早在唐代，中国与包括红海在内的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一个陶瓷贸易的高峰时期。
『复原港口当年的盛况』
中沙考古队员在红海岸边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希望复原这座港口当年百舸争流的盛况。
红海是世界上盐度最高的海域之一，两岸无常年河流注入。这里碧海清波，清澈见底，能见度达到50米，各种鱼类、珊瑚品种繁多，被誉为“潜水者的天堂”。然而，在塞林港遗址潜水作业的考古学者却在海湾的海底发现了厚约10米的淤泥，这说明，历史上曾经有一条河流在这里入海。
为了探究这一现象，考古学者结合卫星与航空照片，竟真的发现了河流痕迹——在遗址的东侧，有一条干涸的河道一直延伸到沙特阿拉伯西部的汉志山脉。可以确认，这里曾经有一条季节河。这解答了塞林港选址于此的重要原因——正是这条季节河保证了这座港口城市和商贸海船的淡水供应，支撑起了红海之滨繁荣的海洋贸易。
考古队员还在塞林港遗址南部确认了一处可供泊船的港湾，并找到了古代船只进出港湾的航道。此处港湾双礁环抱，水流平缓，深度适中，且为泥质海床，便于海船避风、泊驻与航行。水下考古成果证实，塞林港的地理位置绝佳，聪明的古人基于当时的海岸线环境选择了这一天然良港作为海洋贸易港口，并延续了数百年。后来，因为季节河逐渐干涸，这个港口遭到了废弃。
『国际考古合作的范例』
这是一座已经消失在人们视野和记忆里的中世纪时期的海港遗址。那么，这个遗址的准确年代是什么？
首先，我们找到了两块有纪年的墓葬碑刻，上面记载了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分别是公元990年和公元1029年。其次，在阿拉伯文的文献资料中，一位于公元895年去世的阿拉伯作家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了塞林港，这恰好与考古发现的碑铭材料相互吻合。据此，这一遗址的主要年代被推测是9—13世纪，为阿拔斯王朝时期（公元750年—1258年）。
对于中国考古学者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我们在红海之滨发现了来自中国的文物——宋元时期的瓷片。这些瓷器残片与“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的年代非常接近。“南海一号”是迄今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沉船考古成果之一，而塞林港则是红海地区重要的海港遗址，它们虽相距遥远，但发现了差不多同时期的中国瓷器，让我们看到了相隔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东西两端贸易往来的历史图景。
沙特塞林港遗址的考古项目是中沙两国考古学者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联合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我们也感到非常荣幸，能够追随着祖先的脚步，远涉重洋，再一次踏上红海和波斯湾地区，为中西文明的交流、为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原标题：《中沙联合考古，揭秘海上丝绸之路上一座被流沙掩埋的古代海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