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制图学之父”桑松与欧洲的地图革命|世纪|地理学|法兰西|法国|皮埃尔|鲍里斯·桑松

1643年，制图师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从法国西北边陲小城阿布维尔举家迁至巴黎，落户在卢浮宫东边那一侧的普鲁维尔街上。桑松在当地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姓氏。原因之一是其先祖雅各布（Jacob Sanson）曾担任圣女贞德的骑兵队旗手，家族中后来出过两位军事统帅、两位神学博士、六位大教堂或圣母院议事司铎，还有八位担任过阿布维尔城的市政长官；原因之二是家族悠久的治学传统，桑松的父亲曾对德意志和非洲地理颇有研究，而桑松是国王钦封的“工程师”，负责阿布维尔城的防御事务，还先后担任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地理教师。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国王数次御驾亲征西北，时常入住桑松家中，观摩其制图，同他商议战场形势。

这样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士绅，为什么要拖家带口搬往巴黎呢？桑松善于制图，且天赋很高，早在18岁时就绘制出了《古代高卢地图》，技艺和精确度远超当时的奥特里乌斯与墨卡托。不过，这幅地图一直到1627年才被他拿出来出版，原因是做生意失败，囊中羞涩的桑松不仅要还债，还要养活八个子女，不得不变卖地图来贴补家用。为此，他开始同巴黎的印刷商梅尔基奥尔・塔维涅（Melchior Tavernier）合作。然而1643年前后，桑松发现，他的老伙伴塔维涅不仅私吞了利润，而且在他公开出版的一部分地图中也没有署上原作者名。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决裂，桑松才决定迁居巴黎，亲自从事地图制作与出版。

此时，巴黎已经崛起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地图制作、出版与贸易中心，汇聚了一大批通过制图、刻印、销售谋生的“制图师”，桑松后来成为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一度被称为“法兰西制图学之父”。

地理大发现与制图业的兴起

在法语中，“carte”一词出现于16世纪，在日常语境中指的是纸牌（比如扑克牌），隶属于纸牌行业，只有carte géographique才表示地图。这些视觉图像类产品的生产大多有着相同的工艺流程：绘制、雕版、印刷、上色、涂漆，因此，它们常常被归为统一的新兴印刷产品。1618年，巴黎高等法院就将“纸牌商”（dominotier）、“图片商”（imagier）和“挂毯商”（tapissier）归为一行，区别于传统“书商”（libraire）。1694年，第一版《法兰西学院词典》界定了三种“carte”：首先是由众多画纸拼接而成的图片；其次是有不同花色的游戏纸牌；最后才是描绘世界或某个地区、省份的地图（tabula）——它源于拉丁文的tabula，表示对地理空间的自然再现。尽管这种定义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客观理性的，但是在近代早期，地图的制作其实是集调查、感知与想象于一体的。

1643年桑松搬家之时，整个欧洲的地图行业日渐兴盛。从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再到荷兰、比利时、法国，各地不仅出现了大量新兴从业人员，还出版了各种类型的新式地图与地图集。这些地图大致可以归入“版画”这个大类，除专门以地图制作为业的制图师，传统书商也常常在各类书籍中添加一些地图插页，尤其是这一时期开始流行的小说和游记故事。因此，即便采用上述《法兰西学院词典》的定义，即那些“再现自然地理空间的图画”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地图，桑松所处的17世纪中后期仍然可以被视为地图制作、出版与贸易的繁荣阶段——一方面，从事这一行业的群体愈来愈庞大；另一方面，人们在市场上所能买到的地图数量、形式和类型也越来越多。

爆炸性的地图出版与广泛阅读有两个原因：一是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更新了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空间认知。从15世纪末开始，大量地理信息数据被带回西欧，托勒密《地理学》的发现、翻译与广泛传播促使人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理解古今中外的领土、疆域与城市，这导致了地图制作在内容上的重大转变。渐渐地，传统教会地图、朝圣地图、环球志地图与新的历史地图、工程地图、地籍登记图充斥了市场。二是媒介与技术上的革新，传统的木版雕刻逐渐被铜版蚀刻所取代，后者印制地图的优势在于更加精细的纹理和更耐磨损的模具。因此，以往昂贵的地图进入了由技术革新带来的低成本印刷时代，地图开始由贵族特供变为大众消费品。作为这些革新的结果，制图开始进入商业化的发展时期，编绘与印售地图也成为许多人赖以谋生的职业。

16世纪后期，地图行业首先兴盛于弗拉芒地区的城市安特卫普，原因有二：一是航海探险事业给港口带来大量的地理资料与航海日志，也给当地制图师补充了最新的绘图素材。二是弗拉芒人在制图的技法上较早地实现了创新。墨卡托于1569年发明“墨卡托投影”，既为描绘地表空间提供了一种更准确的视角，又方便了地图在航行中的使用。

由于弗拉芒地图的销量和利润惊人，邻近的荷兰人很快开始效仿这种制图和出版模式，阿姆斯特丹随之成为后起的行业中心。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瓦格赫纳（Lucas Waghenaer）、巴伦支（Willem Barentsz）、艾尔泽威尔（Lodewijk Elzevir）、布劳（Joan Blaeu）、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等人代表了荷兰制图的“黄金时代”。

低地国家城市的兴起也代表了制图行业的发展趋势：一是欧洲整体性市场的成形与托勒密《地理学》的普及，为新地图的自由流通与传播奠定了基础；二是全球性的空间视野开始出现，新航路开辟与海外扩张既是两座城市的资源输入来源，也是新地图制作与出版的服务目标。

作为行业中心的巴黎

1643年，桑松在巴黎的新家紧邻着蒙特格伊街，这条街此前是“图画师”聚集的地方，他们的木刻版画曾主导了巴黎的制图业。在法国，17世纪以前的传统地图制作集中在里昂，那里的印刷业高度发达，制图方面受德意志地区影响，以流行的宗教地图、城市鸟瞰图为主。比如，1552年纪尧姆・盖鲁（Guillaume Guéroult）的城市地图集就仿效了1544年塞巴斯蒂安・缪斯特（Sebastian Münster）的《环球志》（Cosmographia）。

从16世纪后期起，法国的制图业中心逐渐向巴黎转移。亨利四世（HenriIV，1553-1610）采取的宗教宽容政策吸引了大批新教精英，安特卫普的宗教骚乱也让弗拉芒人避居至巴黎，这不仅为巴黎带来了新的地理知识，也引入了新式地图集的制作与铜版印刷工艺。在1618-1648年间，三十年战争激发了法国人阅读地图的需求，不仅军队对战争地图的购买量激增，关注地缘政治的公众也会借助地图来了解战况形势。

桑松早年的合作商塔维涅就是迁居法国的弗拉芒人，他的家族在1573年就从安特卫普搬到了巴黎，并于1594年在图尔（Tours）帮助莫里斯・布格罗出版了第一部地图集——《法兰西大观》。这是早期巴黎地图业中“制图师—雕版师—出版商”（cartographe—graveur—libraire）合作网络的一种缩影。

《法兰西大观》是一本“国家地图集”，收录了法兰西王国整体与局部的地图，包括各省市的历史与特殊风物，也包括古代的高卢、凯尔特、阿基坦、比利时与纳尔本地区。书中有十八幅地图，其中三幅是法兰西王国全图，其余十五幅是皮卡第、勃艮第、布列塔尼、洛林等古代高卢各个地区的地图。尽管其原创性有限，但这种王国与各省份地图配以文字说明的编录形式受到了宫廷与大众的认可，以“国家”为主体的地图也逐渐超越了航海、宗教与环球城市地图在市场上的地位。

1570年《地球大观》封面

当然，巴黎行业中心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功于政府的支持。特许经营权自1566年就被王室从高等法院和贵族官僚的手中收回，宫廷不仅任命大批“国王工程师”和“国王地理学家”，为其提供津贴，还利用王室特许的形式鼓励正版地图的制作和销售，这使得市场上逐渐形成了包括制图师、版画师、印刷商、上色师等在内的行业群体。与此同时，大量相关从业人员从外省与其他国家来到巴黎，在塞纳河右岸的卢浮宫画廊一侧、西岱岛的钟楼河岸、巴黎大学的圣雅克街等地出现了大批地图作坊与商店。其中，专业化人士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桑松这样的传统博学之士，他们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绘制新图。这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文主义的延续，此类地图的优点是其中蕴含的历史与地理知识丰富，但受限于制图者本人的资历与技艺水平。他们除了利用前人地图，也会外出游历补充信息。比如奥特里乌斯曾先后四次游历意大利，1554年在法兰克福还遇到墨卡托。桑松在1627年出版《古代高卢地图》后，也曾前往法国的各个地区游历。

第二类制图师来自军队。亨利四世时称“绘图师”，他们负责战争中的城防建造、道路桥梁设计、运河疏通与地形地貌测绘。到了路易十三时期，这些工程师更名为“国王地理学家”。工程师地图倾向于实用，以草图、平面图和地形图为主，描绘具体的城市、要塞或地形区域，绘制上也更加精细，遵循算术、几何学与建筑学规则。17世纪初，王室特许军队工程师可以出版和销售地图，此类工程师地图开始大量进入市场。

第三类是塔维涅这样的出版商。博学之士与军队工程师提供了历史、政治和工程测绘地图，出版商对这两个群体与资源进行挖掘、联络和整合。1627年，囊中羞涩的桑松前往巴黎碰运气时，就被塔维涅看中，后者以“国王雕版与印刷师”的身份向黎塞留主教和路易十三举荐了桑松。不久以后，塔维涅还借此事邀功，同时向黎塞留提出发展法国制图事业的建议：

我们可以在法国制作那些过去需要依靠外国人方能拥有的东西……然而，迄今为止在法国，没有人肯付诸努力，也没人愿意花费必要的金钱来印制地图，甚至连时间都不肯投入，全因其回报微薄。尽管如此，我从未停止为公众提供最好的地图作品。

商品化的技术分工

地图从业人员的激增并非仅仅因为它所凝聚的新观念与新知识；大批制图师和出版商迁往巴黎，实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常常被学界研究所忽视。以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对《百科全书》出版的研究为例，从个体的知识生产到大众的消费，既涉及原作者，又牵扯到中间的雕版、印刷工人，还会影响基层的店主和流动商贩，甚至于造纸、炼铜等周边产业，以及抄袭、盗印等非法经营者。众多从业者参与其中，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负有传播知识的义务，而是因为他们在做生意。

在17世纪，一幅地图在进入市场之前，需要经历一系列技术环节。前期，专业制图师负责编辑和绘制；成图之后，雕版师按图制作用于蚀刻的铜版；随后，由双方核对版面的内容和细节；在印刷环节中，可以选用不同纸张，还有额外的着色和上漆服务；最后，再经由各种渠道进行流转和销售。这意味着，从制图师的工作台到消费者手中的阅读物，地图也要经历产业上、中、下游的流通循环和毛细血管式分销体系。

1640年前后，亚伯拉罕・博斯（Abraham Bosse）创作并印制的一系列蚀刻版画展现法国社会与上层人士的生活风貌，对当时的印刷工业也有所记录。其中，《铜版印刷商》和《雕版与蚀刻工坊》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印制地图的技术流程：

（一）从制图师那里拿到原图后，雕版师用凿子（burin）蘸上白蜡，在烧热的铜版上涂满一层，蜡可以在蚀刻的时候保护没有描绘线条的那部分铜面。

（二）把涂蜡的那面放在炭火上，用烟将其整个熏黑，再用凿子在上面临摹地图原本，力度要适中，既要将线条底部的蜡刮去，也要表现出宽窄深浅的细节。

（三）描图后的铜版放入之前准备好的酸性腐蚀液体（l’eau forte）中，等一段时间，洗去铜版上的所有烟灰和白蜡，再用油墨涂满铜版上的凹槽，然后把表面擦拭干净。制图师会全程监督制版，完成后要核对无误后才能进行印刷。

（四）印刷时，工人会将浸湿的白纸放在铜版上，而后将纸和版置于一架由两个滚轴所组成的机器上使劲压制，如此，一张黑白地图就印制完成。

（五）彩色地图需要专门的上色师，他们会用混合颜料、水和阿拉伯树胶的办法给地图涂色，防止墨水散开，最后还会用清漆增亮。

版画《雕版与蚀刻工坊》

版画《铜版印刷商》

铜版和纸张是印刷前必须备好的材料。在17世纪中期，一块全新铜版的价格是30苏（sou，旧制度货币，约等于1／20里弗尔）。一旦动了刀，有损耗的铜版就会贬值1／3，雕刻好的铜版则身价倍增。纸张方面，通常地图的尺寸是25cm×36cm，大的可以做到48cm×65cm。18世纪初，312张夏普莱纸（chaplet）要40里弗尔，而200张普通纸只需要6里弗尔，约0.6苏一张。每块地图铜版制成后，为了收回成本，保守的印制量通常是200张，而那些比较受欢迎的名家名作总是会多印刷一些，因为单张售价更高。

1643年桑松搬到巴黎后，曾同另外一家出版商马利耶特（Pierre Mariette）有过短暂合作，后者在1644年盘下了塔维涅在钟楼河岸的店铺，并且得到了桑松很多幅地图的出版权。1664年，马利耶特的遗孀去世，财产清点的结果显示，104幅桑松地图的铜版大概值8000里弗尔，每块约价值77里弗尔；1683年，皮埃尔・杜瓦尔死后盘点其财产时发现，101幅地图的铜版估值5000里弗尔，折合每块约50里弗尔。其他普通制图师的铜版一般价值20至25里弗尔。双开页的铜版因为尺寸更大，价格也就更高，每块约合225里弗尔。

1675年，让・贝雷（Jeanne Berey）的店里共有13600张桑松的地图，杜瓦尔的店中则有438份桑松版《法兰西地图》。为增加利润，印刷商和店家往往喜欢用地图集的形式捆绑销售，桑松的地图因为尺寸统一和易于编订成册而大受欢迎。根据1671-1678年的一份价目表，1627年桑松的《古代高卢地图》5张价格约合12里弗尔，1649年修订版地图降至7.5里弗尔，但仍然比圣经祈祷书这样的畅销读物的盈利还要多，后者即便是四卷的精装对开本也只要20里弗尔，而一些大的地图册，如《法兰西王国及其周边地区全图》，可以轻易卖到18至50里弗尔。

获利的生意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从业者。一旦有新的地图版本出现，他们就会设法从各类渠道获得，然后迅速将其投入生产与流通，甚至那些绘制并不完善的初稿、草图也在盈利的驱使下被大量印刷。这就使行业发展早期所形成的“制图师—印刷商—出版商”良性合作模式遭到重创，盗版、抄袭、伪造等现象频出。对桑松而言，想要在巴黎的出版行业中立足，首先要应付来自圣雅克街的书商与蒙特格伊街的图片商的麻烦。由于法令规定地图印刷商不得涉足书籍的出版，桑松的地图又附有比较长的文字说明，因此容易被误认为书籍而受到处罚。

1643年，桑松之所以会同塔维涅决裂，就是因为他发现后者在1639年出版的《欧洲地图》上没有将作者桑松标上，此外还盗用其名，用于出版销售其他的地图及草稿。1647年，桑松指控一名耶稣会士菲利普・拉比（Philippe Labbé)的作品涉嫌抄袭；1653年，他又将上色师皮埃尔・桑东（Pierre Sainton）告上法庭，理由是桑东涉嫌抄袭他两年前出版的《世界地图》。此案在同年的3月19日开庭审理，桑松和他当时的出版商马利耶特一同出席了审判。7月2日，法院判处桑松胜诉，抄袭者桑东则要缴纳6000里弗尔的罚款，并且销毁含有抄袭部分的地图铜版，已经印制完毕的地图则直接交给桑松。更有甚者，荷兰人也会冒用桑松的名义出版一些伪作来牟利。1690年，皮埃尔・莫勒蒂埃（Pierre Mortier）在阿姆斯特丹盗版阿列克西-于佩尔・冉又（Alexis-Hubert Jaillot）出版的《新地图集》，其中很多不明来源的地图上就标有桑松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