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母亲临终前的那句话，我等了三十年。
"你爸他……年轻时候，不是不爱你。"
病房的呼吸机发出规律的声响，母亲的手指在我掌心里轻轻动了一下，像是在抓住最后一点力气。我俯身去听，她却没再说下去，只是望着窗外，眼角滑下一滴泪。
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恨了父亲三十年的那个冷漠的男人，心里藏着一个我从未触碰过的秘密。
我叫陈卫东，1978年生在东北一座小城。父亲陈建国，母亲林秀兰，是这座城市国营纺织厂的普通工人。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记忆，几乎都是他的背影。他话很少，下班回家就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木椅子上抽烟，一支接一支，烟灰缸里堆得像座小山。我考了双百分拿回家，他抬眼看一下成绩单，说"嗯，挺好"，然后继续抽烟。我和别的孩子打架被老师叫家长，他从学校把我领回来，一路上一句话没说，我以为要挨打，结果他只是把我送到家门口，自己转身去了车间。
母亲常说，你爸这人，心里有事，嘴上没事。
我那时不懂这话什么意思，只觉得这个男人离我很远，远得像隔着一层结了冰的玻璃。
家里还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陈卫红，性子和我不一样，从小就缠着父亲，趴在他背上让他驮着走。父亲对她倒是会笑，会在过年时候给她编小辫子。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觉得父亲偏心。后来我才明白，那笑容背后，也藏着另一层东西。
1991年冬天，纺织厂效益开始走下坡路。车间里机器停工的次数越来越多，工人们三三两两聚在厂门口议论，说是要"减员增效"，说是要"下岗"。那时候这个词还很新鲜，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恐慌，像传染病一样在厂区里蔓延。
父亲是厂里的老技术工人，手艺好，按理说不该是第一批被裁的人。可那年腊月，他还是拿到了一张薄薄的下岗通知书。
我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算账，一分一分地数着家里还能撑多久。父亲坐在窗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窗玻璃上的霜花被他的烟气熏出一小片透明的窟窿。
"建国，"母亲终于开口，"厂里说你技术好，本来可以留下的，怎么……"
父亲没接话，只是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按得很重，烟灰缸里的灰簇地散开。
"是不是因为……"母亲压低了声音，说了半句又停下。
"睡吧，"父亲说，"明天还得想办法。"
那一夜我躺在隔壁屋里，听见父母压低声音的争执，听不清内容，只觉得空气里有种紧张的东西在游走。第二天起来，桌上多了一张字条，父亲已经出门，说是去厂里办手续，顺便看看有没有别的活计。
那之后的两年，是我记忆里最难熬的日子。父亲拉过板车卖过菜，蹬过三轮车载客，在建筑工地上扛过水泥包。他每天回家时，身上总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汗味、灰尘味，还有一种疲惫到骨头里的沉闷气息。他依旧很少说话，但那张沉默的脸上，多了一层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某种说不出口的愧疚。
有一回，我亲眼看见他在巷口被几个穿着体面的人围住，那些人是厂里的旧同事，如今混得比他好，话里话外带着嘲讽的意味。
"建国，听说你现在拉板车呢？早知道当年……"一个胖子模样的男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没把话说完。
父亲的脊背绷得很直，脸色铁青，却一个字都没回。他攥着板车的把手，转身就走，那胖子还在背后说着什么，我没听清，只看见父亲的肩膀微微地抖了一下。
我那时候不懂，只觉得父亲懦弱、窝囊，连句话都不敢回。我跟同学吹牛的时候，从来不提父亲拉板车的事，觉得丢人。
家里的状况一天比一天紧。1993年春天，我面临初中升学，需要一笔不小的择校费才能上市里最好的中学。母亲愁得整夜睡不着，父亲却在某天晚上突然说，钱他想办法。
那笔钱后来是怎么来的，我一直不知道。只记得有天父亲深夜才回来，身上带着浓重的酒气，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喝得那么醉。他坐在堂屋的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说，眼睛望着墙上挂着的一张老照片，眼神空得让人发慌。
那张照片，是父亲年轻时候和厂里几个同事的合影，其中有个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姑娘，笑得很灿烂。我从小就好奇那姑娘是谁，问过母亲，母亲总是含糊地说"你爸以前的同事"，便不再多说。
那晚，借着酒劲，父亲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秀芳……要是当年……"
我站在门口，听得心里一惊。秀芳是谁？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母亲恰好从厨房出来，听见这句话，脚步停在原地，脸色变得很奇怪，既不是生气，也不是难过，像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她没有质问父亲，只是默默地走过去，把他扶到床上，盖好被子，然后独自坐在堂屋，对着那盏昏黄的灯，坐了很久。
第二天，那张老照片不见了。我问母亲照片去哪儿了，母亲说收起来了，语气平淡得不容置疑。
从那以后，"秀芳"这个名字成了我们家一个不能提的禁忌，像一根扎在心里的刺，谁都知道它存在，却谁都不去碰它。
随着我渐渐长大，对父亲的疏离感却没有减少，反而加深了。
升入高中后，我学习压力越来越大，性格也越来越叛逆。那时候厂区附近开始流行打台球、看录像厅，我常常和几个同学混在一起，逃课、打架，成了老师眼里的"问题学生"。
父亲知道后，第一次对我发了火。他把我叫到堂屋，劈头盖脸说我"不争气"、"对不起这个家"。我那时候年少气盛，顶着嘴跟他吼了起来：
"我对不起这个家？你呢？你天天就知道闷头干活，连句话都不会跟人说，你算什么父亲！"
父亲听完，脸色瞬间煞白，嘴唇动了动，最终却什么都没说，转身出了门，在外面整整一夜没回来。母亲气得直哭，骂我不懂事，我却觉得自己说出了压在心里多年的真话，没有半点后悔。
那次争吵之后，父亲和我之间的话更少了。我们俩在同一屋檐下，却像两个陌生人，见面只是点头，连"吃饭了"这样的客套话都很少说。
我考上大学那年，离开了家乡。临走前，父亲送我去车站，路上几乎没说话。到了月台，火车进站前的那一刻，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
"路上小心，"他说，"钱不多，省着用。"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钱，还有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我没有当场打开，随手揣进了书包。火车开动后，我才想起那张纸条，掏出来看，上面只有一句话：
"卫东，爸知道你恨我，但有些事，等你以后会明白。"
我看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有点触动，但更多的是不解和烦躁。什么事？为什么要等以后？我那时候年轻，觉得父亲这种含糊其辞的态度，正是他一贯的逃避和懦弱，便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垫子下面，没再去想。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一是因为路途远，二是因为，说实话，我和父亲之间那层冰，似乎从未真正融化。每次通电话，永远是母亲在说，父亲偶尔接过去，问一句"钱够不够花"，便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把电话又递回给母亲。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结婚生子，日子渐渐安定。父亲退休后身体大不如前，常年的体力劳动留下了腰椎和肺部的毛病。母亲每次打电话，总要提一句"你爸最近不太好"，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总觉得，那是他们老两口的事，离我很远。
直到今年春天，母亲查出胃癌晚期。
我赶回老家的时候，母亲已经瘦得脱了形，躺在病床上，曾经利落的人变得连说话都费力。
父亲守在床边，整整七十二个小时没合眼，胡子和头发都白了大半，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那天深夜，病房里只有我们三个人。母亲忽然睁开眼，目光异常清醒地看着我，又看了看父亲，嘴唇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
父亲赶紧凑近，握住她的手："秀兰，你想说什么？"
母亲却摇了摇头，目光转向我："卫东……过来。"
我俯身靠近，听见她极其微弱的声音："你爸他……年轻时候，不是不爱你……"
话到这里，她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色瞬间惨白，喉咽间发出令人心惊的声响。
医生护士冲进来抢救，父亲被挤到一边，整个人僵立在原地，脸色比病人更加苍白。
我站在走廊里，浑身发冷，母亲那句没说完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三十年来对父亲所有的认知。
不是不爱你……那是什么意思？三十年来他的冷漠、他的沉默、他从不解释的所有过往，难道都藏着另一个我从未知道的真相？
抢救室的门"哐"地关上，红灯亮起。
父亲靠在墙边，缓缓滑坐到地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发出一声压抑到极致、几乎不像是哭声的呜咽。
那一刻，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我以为坚硬如铁、沉默寡言了一生的男人，原来心里压着的，竟是这样深重的东西。
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第一次，也是三十年来第一次，我问出了那个一直不敢问的问题：
"爸，秀芳是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