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这个时候，徐晨心中就有无限困惑，舅公的父亲都走了这么多年了，还劳师动众去上坟，似乎不太值。况且舅公93岁了，这样的老人上山，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
鲜红的杜鹃一直在不停地点头，不停地招手。一碗碗鱼、肉、水果、糕点在坟前摆开，一大盘圆亮亮的青团，两支红烛，三支清香依次献上。
大老朱领头，其他人在他身后一字儿排开，大家手执清香，默默低头，向黄土深处寄托哀情。长满苔藓的苍老石碑上，被火光映衬着的是同样苍老的“朱乙生”三个字。
青山幽寂，却因为这些红光而热闹喜气起来。
有一天，徐晨打开《峥嵘岁月——温岭革命史》，在第15页发现一张朱乙生小照，旁边注有两行小字：“温岭早期共产党员朱乙生，1926年春，金辅华介绍朱乙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朱乙生，清明火光中苍老石碑上刻着的名字，是早期共产党员？徐晨带着疑问询问朱家人，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俗䈓说“鸟过留声”，更何况是人的一生，难道为革命献身的朱乙生，就真的没留下一点什么？徐晨开始四处搜寻资料。
对于朱乙生的革命经历，高良鑫是这样描述的：我和金辅华、朱乙生是温岭最早的共产党员，朱乙生多次前往广州，印象最深一次在广州五羊洞，晚上没灯开会，他灵机一动往一鸡蛋壳里倒油，然后把灯芯放进去，一盏特殊的灯亮了，会才得以开起来。从广州回来时，路费不够，他就穿着草鞋用双脚走回来。
台州第一个共产党小组组长金辅华回忆说：朱乙生因为有亲戚在宁波，为了节省旅䍯，经常出去传递情报和上级党组织联系。他非但到过宁波，还到过杭州、上海、广州，甚至到过四川，由于路费不够，我们大家凑起来给他。
曾任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鲁冰回忆说：抗日战争时，地下党刻字油印宣传单（钢牌刻印）都放在朱家的暗阁中（现仓后街陈家老宅）。朱乙生去世后，朱家仍旧是革命重要的秘密联系点，1942年台州特委书记刘清杨去四明山途中曾在朱家住宿。
曾任温岭县委委员、联络员、警卫员的王克明，当年也是温岭城关仓后街人，和朱家仅相隔几步。朱家一直空着几张大床，专门用来接待革命同志。每当有同志前来，不管白天黑夜，只要王克明在窗外轻敲几下，叫声：“外婆！外婆！”朱家的门就会应声打开，接纳所有需要落脚的革命同志。
虽然有了这些当年革命同志的记忆，但徐晨仍感不足，朱乙生整整十几年的革命经历，绝对不止党史中两行小字，也不止战友们嘴里的这几句话。
朱乙生去世时，只有大老朱亲眼目睹，也就是说能了解朱乙生革命史，朱乙生长子——九十来岁的大老朱是唯一证人。徐晨带着疑问，踏着晨风前去黄岩探求当年的革命历史。
大老朱人很好，却实在不善言谈，这么多年徐晨一直跟着他清明上坟祭祖，也没从他嘴里听到一些关于当年的描述，这也许和当年革命经历有关：大老朱和他的父亲朱乙生一样，是黄岩地下党交通员地下，经历过无数艰苦磨难，九死一生才活到今天。
也许是多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也许是对于过去岁月的尊重，本来说话不多的大老朱，对于当年的革命历史几乎很少提起。在徐晨的再三探问下，他终于开始讲述。出乎意料，大老朱一打开䈓匣子，便滔滔讲个不停，徐晨从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大老朱说，因为当年革命的危险性，大人们许多事都瞒着他，朱乙生革命的事，他知道的不多。朱乙生有很多化名，最常用的有三个：朱彬、朱庆华、朱乙生。
关于朱乙生穿草鞋从广州走回家的事，大老朱是这样回忆的：朱乙生去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出去的旅费是组织下拨，只是回来时到金华盘缠就用完了，剩下金华到温岭的路都是穿草鞋走回来的。
朱乙生曾是温岭农工部副部长，大老朱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温岭方城路老市政府门口，在一个用四张八仙桌拼起来的讲台上，热血沸腾的朱乙生在台上慷慨陈词，传播革命的火种。
当时因听演讲的群众太多，国民党当局没法下手。吃晚饭时，国民党派人把朱家包围起来，得知消息后，朱乙生翻墙逃跑，从后溪岸往尚书坊方向跑脱了。
之后由于风声紧，朱乙生在路桥酒店做了三四年帐房先生。因为不便露面，朱乙生只负责清点下面交上来的款项。一直到局势不太紧，才回到家里，没多久，国民党又要抓他，朱乙生又回到黄岩酒店过起逃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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