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那本日记压在衣柜最底层，被两件旧毛衣埋着，灰扑扑的，封面已经翘边了。
我是搬家才翻出来的，随手翻开，以为不过是个十六岁女孩的流水账——然后我看见了那一页。
那一页只有三行字，写的是1998年冬天，继母宋玉兰第一次带我去买新棉鞋的事。
我把那双鞋扔进了垃圾桶。
可那三行字里，我写的不是这个。我写的是：她摸了我的脚，说你脚冷，要给我买厚底的，我没说话，但我心里记下来了，没有人摸过我的脚说这句话。
我捏着那本日记，坐在纸箱堆里，三十四岁的我，第一次为十六岁的自己感到羞愧，也第一次为那个女人，哭了出来。
我叫陈晓夏，1982年生，在南方一个叫做临川的小县城长大。
"晓夏"这两个字是我妈起的，她说生我那天是初夏，窗外有风，阳光也好，是那种清早刚透出来的亮，明亮但不晒，她说，晓夏，黎明的夏天，好兆头。
可那个好兆头的开头，并没有延续太久。
我七岁那年，妈妈走了。
不是走失，是病走的，是一种我到现在说起来喉咙里还会发紧的病，拖了一年多，把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拖成了一把干柴，最后的半年，床都下不了，瘦得颧骨凸起，头发也没了，她戴着一顶软帽，笑的时候嘴角是往下的，不是笑，是撑着。
我在她床边守过很多个夜，七岁的小孩，不懂什么叫死，只知道妈妈一直睡，叫她名字，有时候她睁眼，有时候睁不开。
她走的那天早上，我在睡觉，没在旁边。
后来我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事像一根刺，扎着我，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也说不清楚错在哪里。
爸爸陈建武，工厂的工程师，沉默寡言，不擅长跟人说话，更不擅长跟小孩说话。妈妈走了之后，他把我托给外婆带，自己还是上班，每周末来接我回家，周一早上再送过去。
那几年，我的生活是外婆的鸡毛掸子、外婆院子里的桂花树、还有外婆炖的那一锅总是放太多盐的排骨汤。
外婆待我好，是那种扎扎实实的好，逢年过节给我做新衣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喂我吃饭的时候，把鸡腿肉剔下来，细细地撕成丝，说，"晓夏你吃，骨头卡嗓子。"
可外婆不是妈妈，这话听起来残忍，但是真的。
我心里那个妈妈的位置，空着，七岁空下来，八岁空着，九岁也空着。
1997年，我十五岁，爸爸带了一个人回来。
那个人叫宋玉兰，三十二岁，比爸爸小了快十岁，是县城棉纺厂的出纳，中等个子，头发扎成马尾，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薄外套，见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弯下腰，说，"晓夏，你好，我叫玉兰阿姨。"
我没说话，转身走进屋里，把门带上了。
外婆在背后轻轻叹了口气。
那之前，爸爸跟我说过要"重新组建家庭"，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学校跟同学聊天，听说过类似的事，后妈，继母，这两个词在那个年代的小县城里，天然带着一种复杂的意味，说不清是同情还是警惕，总归不是轻巧的。
我十五岁，敏感，倔强，心里那道门锁着的，比外面的房门更难打开。
他们是1997年秋天登记的，没有宴席，就在镇上的登记处，两个人签了字，领了证，就算成了家。
我没去，在外婆家待着，外婆说，"晓夏，走吧，去看看。"
我说，"不去。"
外婆没再劝。
宋玉兰进门的第一个晚上，我回了家——我爸说让我回，我就回了，但我没和她说话。她做了一桌子菜，算是正式的第一顿饭，我坐下来，低着头，只扒自己碗里的饭。
她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我碗里，说，"晓夏，多吃点。"
我拿筷子把那块肉移到桌边，没吃。
爸爸的筷子顿了一下，没说话。
宋玉兰也没说话，只是把给我的那只碗收回来，重新盛了一碗干净的饭，推过来，说，"那你多吃点饭。"
那个晚上，我一直没抬头。
之后的日子，她像是一块小石头落进了我的生活，激起的水花不大，但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每天都能感觉到。
她早起做早饭，饭好了叫我，"晓夏，起来了。"声音不大，但准时，像个没有感情色彩的闹钟。
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桌面上不落灰，地板拖得发亮，我妈在的时候，家里也是这样的，可那时候是妈妈的家，现在是她的手把这些擦亮的，就变了一种味道。
她不进我的房间，除非我开着门。
有一次我忘了拿文具盒上学，跑回来取，推开家门，看见她站在我房间门口，手里拿着一件洗好的衣服，却没进去，站在门口，把那件衣服轻轻搭在门把手上，然后转身走了。
我当时站在走廊里，她没看见我，我看见了她。
我不知道那个画面在我心里留了多久，说实话，有点久。
但当时我只是拿了文具盒，也走了。
1998年冬天，入冬早，霜降了，地上是那种白糊糊的晨霜，踩上去咯吱响，我的棉鞋是上一年的，底子薄，穿上脚是凉的。
那天周六，宋玉兰说，"晓夏，你那双棉鞋底子薄了，走吧，陪我去买菜，顺道买双新的。"
我本来想拒绝，但那天不知道怎么，鬼使神差地跟去了。
也许是因为那天爸爸不在，家里就我们俩，拒绝了之后面对面坐着更别扭。
我们走到街上的鞋摊，她蹲下来，让我把脚伸出去，说"穿上试试"，然后她就这么蹲着，用两只手托着我的脚，把鞋帮往上按，看合不合脚。
她的手是凉的，我的脚踝也是凉的，凉遇见凉，却有什么东西顺着皮肤往里透。
她说，"脚是凉的，要买厚底的，不然捂不热。"
我没应。她换了一双厚底的，让我试，我穿上，踩了几步，合脚。
她付了钱，把鞋装进袋子，递给我，我接了，也没说谢谢。
回家的路上，她跟我说，"晓夏，冬天脚冷，人就不舒服，以后鞋底子薄了就说。"
我没说话。
鞋买回来，当天下午我偷偷出去，把那双鞋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我当时在日记里写了这件事，但我现在翻出来的那一页，记的不是扔鞋，是那双手托着我脚踝时的感觉，是那句"脚是凉的"。
十六岁的我，在日记里歪歪扭扭地写：她摸了我的脚，说你脚冷，要给我买厚底的，我没说话，但我心里记下来了，没有人摸过我的脚说这句话。
妈妈走了以后，的确没有人这样摸过我的脚，说出这句话了。
我记住了，我扔掉了鞋，但我记住了那句话。
十六岁的我不知道自己在记什么，也许只是随手写了，但她自己的另一只手，在悄悄拎着那句话，走了很多年。
后来我高中，然后上大学，离开了临川，离开了那个装着我所有矛盾的家。
大学在省城，读会计，住宿，每个学期回家两次，寒暑假各一次。每次回去，宋玉兰都把房间收拾好了等我，被子晒过，软的，枕头也换了洗干净的套，桌上有时候放着一样水果，苹果或者橘子，没有字条，就那么放着。
我没问过是谁放的，但家里就她和爸爸，爸爸不会干这种事。
我吃了，什么都没说过。
大学毕业，我留在省城工作，进了一家会计事务所，工资不高，头几年租房，攒钱。每逢过年回临川，坐几个小时的大巴，带着礼物，礼物是给外婆的多，给家里的少，有时候也给宋玉兰带一件什么，一条围巾或者一盒茶，不多，就是意思一下，算是我能做到的礼貌边界。
她每次接过来，都认真道谢，"晓夏，谢谢你想着我。"
不多不少，也是意思一下，我们两个人，在这种彼此客气的边界里，过了整整十几年。
我妈走了，她进来了，我没让她进我心里，她好像也知道，没有硬闯，就在门外站着，安静，克制，但也从来没走远过。
这十几年里，我结了婚，跟一个叫谢明的男人，在省城买了房，生了个儿子，叫谢谦，现在七岁，跟我小时候一般大，眼睛大，嘴甜，是那种让人一看就软心肠的小孩。
爸爸逢年过节来省城看我，有时候宋玉兰跟着来，有时候不来，来了，跟谢谦倒是亲近，谢谦喊她玉兰奶奶，她就笑，蹲下来跟他说话，样子比跟我说话自在多了。
我有时候站在旁边看着，心里有什么情绪，但说不清那情绪是什么。
是嫉妒吗？嫉妒一个七岁的孩子能跟她自在？
还是别的什么？
2013年，爸爸体检查出了肺上的问题，不算太严重，但要手术，我请了假赶回临川，到医院的时候，宋玉兰已经在那里了，手术知情书上她的字签了一半，看见我来，把笔递给我，说，"晓夏，你也签一下吧。"
我接了笔，签下名字，陈晓夏三个字，用力按下去，感觉到一种从来没认真体会过的重量——父亲手术的知情书，是我和宋玉兰两个人的字。
那个晚上，我们两个轮流在手术室外等候，她先守，我去楼道里吃了盒饭，回来换她，她去，我坐在椅子上，看着手术室的灯，那盏灯亮着，亮得让人坐立不安。
手术顺利，爸爸推出来的时候还没完全醒，脸色灰白，嘴唇干，我握了握他的手，他不知道有没有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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