涞滩二佛寺
摩崖石刻与南宋禅宗
尹美霖 刘 智
涞滩二佛寺摩崖石刻位于重庆市合川区涞滩镇二佛寺下殿，东临渠江。二佛寺原名鹫峰禅寺，分上、下二殿。上殿坐落在鹫峰山顶，是一组成规制的寺院建筑群；下殿坐北朝南，背靠鹫峰山崖依势而筑，围绕摩崖造像构建单体三重檐歇山式殿堂。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石窟艺术中不可多得的佛教禅宗摩崖造像珍品。
一、涞滩二佛寺摩崖石刻造像现状
涞滩二佛寺摩崖石刻造像依据山势和岩体走向分布于佛殿建筑内，建筑高20余米，宽约7米，不仅为殿内石刻造像提供保护，同时提供一个足够的礼佛空间，多层建筑带来多角度的观佛视角。造像由北岩、西岩和南岩三面崖壁合围，共有42组（龛），1700余尊造像。
北岩造像位于下殿后壁山崖，以释迦说法龛为代表，人物众多，雕刻精美，展现出释迦牟尼灵山说法的宏大场面。主像释迦牟尼居中，高12.5米，头饰螺髻，中设肉髻珠，额显白毫，双耳下垂，方圆脸型，面容庄重，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左手抚膝，右手施说法印，双脚自然下垂，呈善跏趺坐，仿佛正为大众说法。千佛背屏衬托，分列18层，结跏趺坐于莲台上。两侧十地菩萨每尊均在3米以上，比例匀称，圆形头光，头戴高花冠，面目俊秀，衣着华丽。善财、龙女高1.8米，其中善财赤足俯首呈参佛状，龙女捧花献佛，全身饰带飘舞飞扬。阿难、迦叶位于佛的腿部左右，其中迦叶高4.5米，双手于胸前抱拳，仰头端视释迦。
南岩造像位于下殿南端独立巨石上，分5层造像，底层主要刻有菩提达摩、须菩提、弥勒大士和药师佛龛等。达摩像高2.73米，头戴披风巾，身着圆领袈裟，双手笼于袖内，置于腹前，头微向右侧，两耳饰耳环，表情恬静，体态丰满，看似一位慈祥的中年女性。须菩提像高3.1米，光头突额，眉弓尤为凸出，双耳戴环，嘴唇微闭，似说非说；身着交领袈裟，面容清癯，仪态虔诚，头微仰，目光投向对面的释迦牟尼，仿佛正在与佛祖对话。弥勒像高2.8米，光头圆脸，袒胸露怀，腹部圆鼓，身着大袖交领袈裟，左肩扛一大布袋，左手紧捏袋口，右手叉腰，面目庄重严肃。其余4层为层层排列的罗汉像，造型各异。
西岩造像位于下殿右壁山崖，分4层造像，造像较为多元，代表有释迦与禅宗六祖、地藏、十六罗汉等。其中最具特色和价值的是释迦与禅宗六祖龛，雕刻大师根据禅宗“正法”传付史而镌造。罗汉造像造型惟妙惟肖，有面带笑容大肚罗汉，也有体态瘦弱老年尊者，为罗汉造像精品。此外还有五佛龛、东方三圣龛以及石刻重檐楼阁建筑等。总体来说，西岩造像虽略显凌乱，但整体上还是循石造型，独具特色。
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与国内其他著名石窟寺造像显著不同点在于：国内其他著名石窟寺造像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大足石刻造像等，大多依山岩走势顺次进行摩崖造像或开窟造像，表现形式上多为佛经或佛本生故事，而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以佛祖灵鹫山说法为中心，营造了一个宏大的法会场景，区域之内的所有造像均以听法参禅这一潜在的主线相连接，共同构成以证悟形式为内容的禅宗道场。
二、涞滩二佛寺是一处禅宗道场
（一）涞滩二佛寺的历史
涞滩二佛寺及造像历史，史料鲜有记载，下殿现存明正德十三年（1518）《重修鹫峰禅寺记》石碑，碑文记载：“全蜀大佛有三，而宕渠涞滩镇曰鹫峰，盖其二佛也。其刹去□城八十里许，□□□□四面峻绝，依险镌一大佛，身□□□丈，头围二十尺，诸佛罗汉小像殆千百计，神工妙手。非世匠所能为也。其□□□□不可复考。但遗碣所载，广明二年辛丑，禧宗移毕成都，蜀盗蜂起，星文示灾，上遣使诣刹祈祷。由□□□□□□□□□□□砌围整饬，历五代至宋绍兴二十六年丙子，复建藏殿而累世之功毕矣。殿楼九十在九，宿僧九百九，□□□□□□□乎全蜀。”
根据该碑文的记载，该寺原名鹫峰禅寺，清代才更名为二佛寺，唐僖宗曾于广明二年（881）遣使至该寺祈福，故推测二佛寺可能始建于唐，在唐末已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到宋代其规模更是扩大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寺外的和尚墓群现还存有宋代和尚塔，足以看出其规模宏大，僧侣众多。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不安，藩镇割据，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地方势力多重视农禅，南方地区因相对平稳，吸引大量人口南迁。“社会的长期动荡和连年的战争，迫使许多人流入禅宗队伍，及至宋廷南迁，北方僧人也纷纷渡江。” 南方逐渐成为禅宗发展的中心。在此背景下，涞滩二佛寺也逐渐在宋代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为其进行石刻造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二佛寺石刻题记反映出的禅宗内容
南宋时期政治中心南移，统治者大多维护佛教，南方具有佛教弘传的深厚社会基础，故佛教发展及造像均盛于北宋。那时川、渝、苏、浙等地佛教造像空前兴盛，北方基本停滞，川渝地区成为唐以后全国石窟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些石窟造像题材丰富，密教和佛、道、儒三教合流题材最具特色。与川渝地区同时期的造像题材不同，涞滩二佛寺是以禅宗为主题的摩崖造像。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古来禅宗的主要特色。禅宗重在强调不依赖语言文字，通过直接体悟来进行修行，将“以心传心”作为师徒间心性传承的法门。涞滩二佛寺造像所存题记较少，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从现存题记内容看，多镌刻于南宋淳熙年间至嘉泰年间，其中明确提及禅宗祖师达摩以及禅宗六祖，充分说明二佛寺石刻造像题材为禅宗内容。
南岩三圣像每一尊都有相对应的造像题记，其中达摩造型独特，造像上方的题记内容为：
当保弟子□□□镌造/达摩祖□□□□此世来/生福报□□/淳熙丁酉孟冬望日题
明确表明该造像为禅宗初祖达摩，标明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的禅宗正统属性。《坛经》载：“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本，带带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达摩以西天第二十八祖之身来华弘法，以释迦禅学心法为要旨，传授“二入”“四行”的宗义，倡导以《楞伽经》印心，并以“付法传衣”方式传续法脉，被尊为中土禅宗之初祖，这是佛教界的通识。
西岩的释迦与禅宗六祖龛也有明确题记：
……衣钵镌造此/大□□弗□道悟地藏二□/六祖大师谨以上□□□□/四恩下资三有普及法界□/生咸证菩提妙果/皇宋淳熙丙午季春记/
这里的六祖大师指的是禅宗六祖，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唐代以来，从达摩到慧能的六祖崇拜逐渐盛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代，但关于六祖的摩崖石刻造像较为少见，现存相关石刻造像题记，除涞滩二佛寺外还有杭州飞来峰玉乳洞内北洞口东壁题记：“清信女弟子马氏一娘舍净财造六祖像二身，天圣四年二月日。”宋代杭州为禅宗发展的一个中心，该题记为北宋天圣四年（1026）所刻，涞滩二佛寺的这则题记为南宋淳熙年间所刻，可见到宋代这种禅宗祖师崇拜依然流行，也更明确了涞滩二佛寺石刻的禅宗属性。
（三）二佛寺石刻造像反映出的禅宗内容
禅宗公案“拈花一笑”被视为“以心传心”的典型例证。灵山法会时佛祖拈花示众，与会者皆默然不解，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完成“正法藏眼”的传承。而整个涞滩二佛寺要表现主题的正是释迦灵山说法的场景，作为禅宗道场，设置灵山说法场景，除了标示禅宗的起源受法于佛，另有宣示禅宗是佛法正信的意旨。南岩三圣像与北岩释迦牟尼说法像相正对，标明施教者与受教者的直接对应关系。其中须菩提是禅宗重要人物，被称为“解空第一”，在佛祖讲经时常作为问法者，其“解空”思想与《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成为禅宗“即心即佛”的核心依据。
早在菩提达摩东渡来中国传法之前，中国已有本土禅法萌芽，但一直处于“无有师承，缺乏戒条”的状态。据《历代法宝记》载，佛法传承28代，第29代即是“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二祖北齐慧可，五代以后禅宗已公认自己的中华祖师是菩提达摩。涞滩二佛寺南岩的达摩造像，表情恬静，宛若一名女尼，虽与达摩通常的胡僧形象有所区别，但其证明了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是禅宗法统正脉之道场。
南岩三圣像的另外一尊弥勒大士，为布袋和尚形象。五代时期，有关布袋和尚信仰开始流行于世，那时的布袋和尚只被当作一位禅僧来对待，直到北宋赞宁所著《宋高僧传》，布袋由一位禅僧变成了弥勒佛的化身。“释契此者，不详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腲脮，蹙頞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囊入廛肆……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在《景德传灯录》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偈语增加了两句：“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说明北宋时期，在禅宗信仰中布袋和尚已成为弥勒在凡间的化身。北宋时期盛行描绘布袋和尚，北宋熙宁年间由画家崔白画的布袋和尚像，苏轼于元祐三年（1088）撰写题记，根据现存的拓本，我们会发现这幅布袋像没有笑容。也许这种无笑容的布袋像，正是一种流行于北宋晚期中国北方的图像。“形裁腲脮，蹙頞皤腹”形容其形象形体肥胖，皱着眉头，大腹便便，描述的便是弥勒化身的禅僧形象，与涞滩二佛寺的弥勒形象相似。
涞滩二佛寺石刻造像西岩释迦与禅宗六祖龛，主尊释迦牟尼居中而立，头饰螺髻，头顶上方一道毫光向上飘升，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交叠放置于腹部，右手拈一串佛珠赤足而立。禅宗六位祖师分立于佛祖两侧，形象非常鲜明，右为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左为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是根据禅宗“正法”传付的故事而镌造。其中初祖达摩衣着交领袈裟，左肩带环，俨然为中原高僧装扮。二祖慧可头戴披风，额间露吉祥痣，着交领袈裟，左手前臂斩断，右手捧断臂于胸前，展示“立雪断臂”的故事。三祖僧璨衣着交领袈裟，双手持佛珠于胸前。四祖道信衣着交领袈裟，双手合十。五祖弘忍衣着交领袈裟，双手持拂尘于胸前。六祖慧能衣着交领袈裟，双手捧衣钵包袱于胸前，正如《坛经》所载五祖传法的情景：“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
涞滩二佛寺石刻造像的一大特色就是各式各样、形象生动的罗汉造像，其中1米以下的千佛岩造像和罗汉像就达1300尊以上，占总数76%。南、北、西三岩众多的罗汉形象，或列排静坐，或肃穆站立，或状似闻法，或状似参禅，更有众多生活场景展现，自然随性，有的牵马出行、有的推车运物、有的鞠戏游乐、有的演奏乐器……罗汉造像在唐以后，伴随禅宗的蓬勃发展逐步流行，涞滩二佛寺的罗汉造像是禅师们“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平常心是道”的真实写照。与其他石窟造像展现佛本生、经变故事不同，涞滩二佛寺的一组组罗汉造像似在图示禅门公案。北岩的一组造像，雕刻一僧人推着车，迈步向前，前方不远有一僧人坐于车前路中，似隐喻“隐峰推车”之公案。这则公案出自《五灯会元》“师一日推车次，马祖展脚在路上坐。师曰：‘请师收足。’祖曰：‘已展不缩。’师曰：‘已进不退。’乃推车碾损祖脚，祖归法堂，执斧子曰：‘适来碾损老僧脚底出来。’师便出于祖前，引颈，祖乃置斧。”
三、涞滩二佛寺石刻造像与佛教世俗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中华文化对一个外来宗教文化有选择、有扬弃、有革新，最终本土化的过程，禅宗产生及在宋代繁兴就是其代表。
禅宗倡导明心见性，即心即佛的佛性说，讲究自悟、顿悟，修持人不用坐禅、读经，住行坐卧都蕴含禅道。它将彼岸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宗教的神圣性，是中国佛教世俗化和平民化的标志。禅宗的这些主张无疑促进了石窟艺术的世俗化，这一点在涞滩禅宗石窟艺术中得到充分体现。
涞滩二佛寺下殿从选址，到进行石刻造像，甚至是建筑的设计，都是为了有更为开阔的空间，让信众有足够的礼佛、参与佛事活动的场地。涞滩二佛寺造像题记中提及的“水陆大斋”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佛事活动。水陆法会始于唐末，宋代开始盛行，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迎合中国推崇孝道、祭祀亡者的社会风俗，与各种佛教经轨融汇而成，其功能主要是追念亡者，增加功德。信徒在水陆法会后，出资捐造石刻造像，以达到告慰祖先、保佑子孙的现实愿景。
涞滩二佛寺的罗汉造像，生动写实，展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更像是世俗凡尘中的僧人，形态自然，极具生活气息。西岩的一组演奏罗汉造像，与早期石窟中飞天乐伎、菩萨乐伎形象有很大不同，为现实中僧人形象，大多执钹、锣等乐器，以各种姿势敲击演奏，脚下刻山峰、祥云，头顶为楼阁殿宇，与现实情景更为贴近，将缥缈的“天国”移到人间，表现的正如《坛经》所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从整体上来说，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与南宋禅宗密切相关，尤其是有明确题记和造像鲜明的摩崖石刻禅宗六祖，全国鲜有。其造像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工艺精湛，极具艺术性和历史文化价值，是南宋时期禅宗适应时代发展的宝贵实物史料。
本文内容系原创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专刊”）
作者：尹美霖（重庆市合川区文物管理所研究馆员）
刘 智（重庆市合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原二级调研员、文博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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