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巴爷公务小镇,刚刚吃完晚饭的郁达夫被一名当地青年唤出家门。

他穿着睡袍和木屐,神色平常地对屋内友人说了句“我出去一下”,便再也没有回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周后,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才情与争议的浪漫主义作家,被日本宪兵秘密绑架并杀害于丛林深处,年仅四十九岁。

左为郁达夫与原配孙荃,右为郁达夫与王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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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郁达夫与原配孙荃,右为郁达夫与王映霞

神仙眷侣的幻象与裂缝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霞飞路尚贤坊孙百刚家中,时已凭 《沉沦》享誉文坛的三十一岁作家郁达夫,初遇杭州美女王映霞。

王映霞本姓金,后随外祖父改姓王,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时年十九,明眸皓齿,有“杭州第一美人”之誉。

郁达夫当天日记写道:“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

此后半月,他几乎日日登门,热烈追求,写情诗、送花、在四马路泰丰酒馆请酒,甚至追到杭州,哭求王映霞接纳。

彼时郁达夫在北平已有发妻孙荃,是母亲包办的婚姻,孙荃温厚知书,为郁达夫生下两子一女,独居富阳老宅。

郁达夫为娶王映霞,冷落孙荃却不正式离异,而这一暧昧态度日后成为王映霞心中长久的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两人在杭州聚丰园举行订婚宴。

郁达夫将追求过程写成 《日记九种》交付出版,销行三万余册,把私密恋情公之于众,既是那个年代的营销手段,也折射出郁达夫“自我暴露”的性格底色,日后这将变成刺向这段婚姻的利刃。

一九二八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正式结婚,定居上海,后移居杭州并自建住宅“风雨茅庐”,柳亚子赠诗称他们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最初数年确是郁达夫一生中难得的安定时光:他勤于创作,版税收入丰厚,王映霞主持家政,两人育有三子一女(长女早夭)。

郁达夫在福州任职时日记中仍频频表达对王映霞的思念,“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友人也证实他这一时期对妻子忠贞不二。

裂痕始于二人性格与观念的根本错位,郁达夫是典型的浪漫派文人,情绪化、嗜酒、向往不羁生活,内心深处又残留旧式文人的妻妾想象:他曾对王映霞说,她是自己的“王朝云”(苏轼侍妾),令崇尚平等现代婚姻的王映霞深感屈辱。

他动辄不告而别,醉酒夜不归宿,与友人喝到烂醉躺码头被扒光财物再叫王映霞去接。

王映霞外向爱社交,在杭州“风雨茅庐”常办文化沙龙,周旋于名流之间,郁达夫则对此侧目,疑其浮华。

更关键的是,郁达夫始终未与原配孙荃彻底切断法律关系,偶尔回富阳老家与孙荃团聚,王映霞屡次抗议无效。

一九三六年郁达夫赴福州任省政府参议,夫妻长期分居。

王映霞独居杭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所往来:许绍棣曾帮郁家介绍建房地基,王映霞向他咨询子女入学事宜。

一九三七年郁达夫返杭,在王映霞衣物中发现许绍棣写给她的三封书信,内容是否为情书历来有争议,王映霞坚称为普通书信,郁达夫认定为调情。

郁达夫由此认定妻子红杏出墙,夫妻关系急转直下。

郁达夫三兄弟(左为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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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三兄弟(左为郁达夫)

毁家诗纪与公开羞辱

抗战全面爆发后,一九三八年春,郁达夫携王映霞及长子郁飞撤至武汉。

在武汉期间,郁达夫截获王映霞与许绍棣的更多信息,怒而在《大公报》刊出“警告逃妻”启事,暗示王映霞不贞并要求返还财物,将家丑公之于众。

后经郭沫若、田汉等友人调解,郁达夫登报道歉,王映霞写“悔过书”,两人表面和解,约定“从今以后各自改过”。

但这纸字据不过是遮羞布,因为两人裂痕已无法弥合。

同年冬,应胡文虎主持的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郁达夫带王映霞与儿子远赴南洋,希望“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

这是郁达夫试图挽救婚姻的最后努力,抵星洲后他写下“宁辜宋里东邻意,忍弃吴王旧苑花”,分明是说:若不是为了留住你,谁愿意飘零至此?

然而在新加坡,矛盾反而加速激化。

郁达夫反对王映霞在报社兼职,希望她做全职主妇,但王映霞不甘枯守家中。

最关键的是一九三九年,郁达夫将在福州、武汉时期积攒的愤懑写成十九首旧体诗并一阕词,加上详尽自注,寄往香港 《大风》旬刊发表,是为震惊文坛的《毁家诗纪》。

诗中直指“许绍棣奸淫吾妻”,称王映霞为“逃妾”“下堂妇”,甚至注云“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并捏造或夸大王映霞收受巨额港币等细节。

将私密恩怨以文学形式赤裸展示给全国读者,这在民国文人圈绝无仅有。

王映霞在同期《大风》发表《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痛斥郁达夫“精神虐待”“人格阴暗”“疯狂兼变态”,反击其酗酒、不负责任、对前妻藕断丝连。

这场文坛互曝使两人彻底决裂,一九四〇年三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分别在新加坡、香港、重庆三地报纸刊登离婚启事,声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十二年婚姻正式终结。

王映霞后嫁重庆航业界人士钟贤道,郁达夫独留南洋。

王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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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

被婚姻悲剧改变的人生航线

郁达夫去南洋常被归入“抗日文化宣传”的正向叙述:他确实在新加坡主持《星洲日报》副刊,撰写大量抗日檄文,鼓舞华侨支援祖国抗战,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

但当事人及亲友回忆均表明,郁达夫接受新加坡聘书最直接的触发点是婚姻危机。

郁风(郁达夫侄女)后来也承认家庭变故是重要因素,郁达夫本人诗作直接点明,是为挽留王映霞而出走。

若仅为了抗日宣传,郁达夫完全可选择去武汉、重庆或大后方,不必远赴已被日军环伺的英属马来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