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
日本天皇夫妇向国家纪念碑献上白色花环，双手轻抚花环，默哀一分半钟。
当晚的王宫晚宴上，天皇用英语明确提到：二战期间日军攻打当时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包括平民在内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生命并遭受创伤，令人心痛”，誓言“必须谦虚地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将那些惨痛的经历和艰辛传达给后世，继续为和平而努力”。
这番表态，听起来像是一位国家元首应有的历史态度。
但当我们将镜头转向东京，就会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反差——同属日本政治版图的核心人物、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其历史观几乎与天皇的发言背道而驰。
天皇的“和平表态”为何引人注目？
天皇此次访荷的细节值得玩味。
据报道，二战期间日军在印尼扣留了约4万名荷兰士兵和约9万名平民，造成大量死亡。
战后，反日情绪在荷兰“依然根深蒂固”。
天皇在出发前的记者会上特意表示“将念及至今仍有人背负着当时伤痛”。
而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在晚宴上回应天皇时也说，“感谢将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友谊，同时也意识到共同的故事并非全是幸福往事”，并呼吁“唯有通过幸存者讲述的故事，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苦难。
正因如此，持续讲述下去极为重要”。
作为日本的国家象征，天皇的这一系列表态，至少在形式上履行了“铭记历史”的责任。
天皇的表态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这就要看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做什么了。
高市早苗：天皇表态的“反向镜像”
高市早苗是谁？她被外界视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门生”，而安倍正是二战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
高市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几乎条条都与天皇此次访荷的表态直接冲突：
第一，参拜靖国神社。
高市是靖国神社的“常客”，2007年就曾参拜，此后多次公开前往，引发巨大争议。
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参拜本身就意味着对侵略历史的态度。
而天皇在荷兰明确提到“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生命并遭受创伤”，两相对照，高高的立场不言自明。
第二，美化侵略历史。
高市曾公然在国会质问时任首相村山富市，为何承认当年的侵略战争是错误的。
她还批评承认侵略和道歉的“村山谈话”“缺乏具体性，过于情绪化”。
此外，她否认“慰安妇”问题中日本的强制责任，公然践踏承认此事的“河野谈话”。
在天皇说“必须谦虚地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同时，高市的做法恰恰是拒绝汲取、甚至试图改写历史。
第三，修宪扩军与涉台言论。
高市主张修订和平宪法、改自卫队为“国防军”，并多次鼓吹“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
这种激进的军事鹰派立场，与天皇“继续为和平而努力”的基调格格不入。
天皇与首相：谁代表日本？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天皇在荷兰说出“铭记二战悲剧”时，日本政府首脑却在另一条轨道上狂奔，日本的对外形象究竟由谁来定义？
有分析指出，天皇的表态有其历史传统——1971年昭和天皇访问荷兰时也曾遭遇反战抗议，有人向座驾投掷热水瓶，挡风玻璃出现裂痕。
昭和天皇晚年也曾称二战是“最令人讨厌的回忆”。
但天皇的表态更多被视作“个人立场”或“象征性姿态”，并不直接约束政府政策。
而高市早苗的右翼立场，则直接转化为政策主张和外交摩擦。
她对“村山谈话”的否定、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在台湾问题上的激进表态，每一条都直接冲击中日关系底线。
当国家元首在海外纪念馆前默哀“铭记悲剧”，政府首脑却在国内鼓吹“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种割裂本身，就是日本二战历史认知问题的缩影。
回到“与高市对着干”这个判断：天皇访荷的和平表态，与其说是与高市“对着干”，不如说是在日本国内政治右转的大背景下，皇室对国家历史形象的一种“纠偏”尝试。
但这种尝试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冲首相的激进政策，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
正如荷兰国王所言，“共同的故事并非全是幸福往事”——问题是，在日本国内，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像天皇那样，公开承认并讲述那些“不幸福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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